--访厦门大学彭兆荣研究员
徐杰舜
徐：请你谈谈在国外攻读人类学的情况，以及主要收获。
彭：对我而言，进入人类学领域完全是被自己的学术情趣所趋动。1984年，我考入贵州大学攻渎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硕士研究生，主攻英美文学。从东南沿海的福建去往西南高原，我情不自禁地被当地的少数民族文化形态所吸引，它让我真实地感受到另一类文化模式和生活方式。我虽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从父亲往上推，已有五代为知识分子，祖父和父亲都是大学教授。然而1958年，自从父亲被打成右派以后，我们家就“中道衰落”。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开始了“低人一等”的生活，政治牵连、“狗崽子”、随父下放、上山下乡……使我有机会接触到中国最基层的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生活，我因此失去了来自先辈那种“士”的濡染氛围而变得不羁。所以当我到了贵州，我觉得很开心。尤其是接触那些与汉民族完全不同的少数民族文化时，更有着来自本性的愉悦，从此，我一边学我的英美文学，一边了解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那几年正遇上中国对外开放，陆续有不少西方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语言学家、民族音乐学家、宗教人士到贵州做田野调查，他们一边在大学里教书、学汉语，一边往民族地区跑调查。而我是中文系里英语学得最好的，于是被叫去当“老外”的汉语老师，而他们却成了我的人类学老师。课堂里他们是我的学生，田野中我是他们的学生，彼此“混”得相当熟悉。我的小屋经常成了人类学家、人类学博士研究生聚会的场所。我的原版人类学着作、西方大学人类学教本也慢慢地多了起来。与我玩得较好的有Louisa Schein、Prior夫妇，稍后有张兆和博士。我们从J．G．Frazer、Ruth Benedict谈到Levi－strauss、Foueault。这种学术兴趣甚至影响到我的硕士论文的方向：《从希腊神话的酒神看模仿及文化类型》。为准备毕业论文，我到北京图书馆搜集有关神话学的材料，特别当我借阅了当时在北图仍属孤本的《金枝》（我清楚地记得，在破旧的扉叶上遗着“巴金赠书”），我着实被它所吸引。而当我读到Frazer在书中引用的有关贵州苗族村落前神圣“枫树”的例子时，我被震撼了。于是，我把自己可以支配的可怜经费全部用于这本书的复印。后来我才知道，马林诺夫斯基也是被这一本书引入人类学殿堂的。顺便一提，我在研究生学习的第三年参加了TOEFL考试，并得到美国亚里桑那大学人类学的奖学金，后因国家教委禁止在读研究生中断国内学业出国的文件出台而未成行。
研究生毕业后，我留在了贵州，甚至把妻子女儿也带到了高原，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迷上了人类学。1988年，我获得了国家教委公派赴法国进修的名额，在同时收到多所大学、三个专业方向（比较文学、世界电影史和人类学）的邀请函时，我毅然选择了人类学。有意思得很，在国家教委的一份表格中将人类学赫然填上“新学科”。在法国，我先在尼斯大学（Universie de Nice）社会学人类学系跟研究生听课。觉得一点都不过瘾，一则由于那些理论、流派、人物我大都自学过，二则是所有例子都是法属殖民地的非洲文化。除了泡图书馆外。自觉收获无多。半年后，我转到巴黎，在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华南及印支半岛人类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师从Jaequel Lemoine博士开始了具体的区域性族群研究，对苗一瑶的国际化及文化变迁进行调研。由于自己参与了国际瑶学会的一些工作，包括参与主持瑶学会的国际研讨会、翻译相关的文章等，与乔健、谢剑、张有隽、容观夐、徐杰舜、宫哲兵、Milles等人类学家、民族学家都相识。
徐：在学术上对你影响最大的人类学家是谁（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对你影响最大的人类学着作是什么？
彭：在人类学研究领域对我影响最大的自然要数JacquesLemoine，我除了在法国直接跟他学习和研究以外，因区域范围、研究对象、调查族群一致，即使我在回国后的数年间，我们也没有中断过交流和联系；每年都有一两次在东南亚某个国家或者中国西南的某个民族地区谋面，或会议、或课题、或田野，泰国清迈、曼谷、香港、广西贺县、云南河口、法国巴黎，师徒又多次重逢。1997年，我到荷兰莱顿出席国际会议，他再度邀请我顺访法国。他对苗族、瑶族的研究以及田野作业的方法对我都有很大的影响。Lgmoine博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华南及印支半岛，对族群性、区域性、战略性等把握一直对我有着重大的启示。人类学家有多种类型：有偏重于理论建构，专注于对文化法则研究的“大人类学家”，如Levistrauss；有从具体的族群研究中提升文化规则的“中人类学家”，如E．R．Leach；有确定族群对象的、区别性研究的“小人类学家”，Lemoine博士属于后者。他一生几乎都在他的研究区域里从事研究，精通数门语言：法语、英语、汉语、泰语、越南语、老挝语，甚至还了解一些苗语、瑶话。也许在某一历史阶段这种“小人类学家”的作用并不像“大人类学家”们那样为学术界普遍注意，然而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小人类学家”作用可能远远超过“大人类学家”，特别在战略性和应用性上更为明显。不言而喻，任何人不会将这里的“大中小”与简单的价值判断相附会。就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社会而言，永远存在着对社区研究“是否能够代表中国社会”的质疑；着重于作“文法”研究又会面临“大而无当”的危险。关键在于，任何人类学研究都由具体的人和对确定的族群、社区为单位，显然，这是一个永远无解的两难。我以为，人类学的魅力正在于此。为什么我们要企求获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呢？如果我们相信“每一滴露珠都能反射出太阳的光芒”，我们的工作就是研究“露珠”的，这不是很好吗？
人类学原本以对“异文化”了解为己任的学科，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学家成为事实上的“边缘人”。中国古代的兵书上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长期浸淫于一个习以为常的母体文化中，并不容易确认“我是谁”，只有建立两个民族、族群以上的文化参照系统，对许多问题的理解和认识才有机会更为全面和深入。历史学侧重于建构文化的历时性参照，人类学则偏向于不同族群文化的共时性关怀。
要说国内人类学家对我的影响，主要有费孝通和王铭铭。费孝通是我们的长辈，我除了在讲习班上听过他几次课外，并无荣幸成为他的弟子。但费孝通早年对瑶族的研究，稍后的功能学说的本土化和中国气派（迈向人民的人类学）；他的献身精神、他的文化乡土论都对我有着学术上的引导作用。王铭铭是我的朋友，要牵强附会地“拉关系”的话，我现在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工作，他是从厦门大学人类学系毕业的高足；我在厦门大学呆了六年，他在厦门大学学了六年。可是我这种“拉虎皮作大旗”的伎俩立马被人戳穿，年代整个对不上号！不过，咱俩关系挺“铁”倒是事实。但是我自信还不至于庸俗到因为关系好就无学术主见地被“影响”的地步。王铭铭对我的影响主要是他的“人类学中国研究”的着述系列。由于他本人罕有的学术背景及他的悟性、勤奋，致使他的学术思想、对西方人类学的介绍、对闽南文化圈的长期调查体验达到统一。他的着述我爱读并多生同感、受益良多。如果要说这也是影响的话，那就是了。
要说对我起过影响的人类学着作，倒是很难详言。主要原因是自己的性格过于放任，学术上多有“迁徙”，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兴趣，书读得就杂。不少好心的学友劝我：“你这样放任当不了专家”。我满脸堆笑地回了：“我是‘学术浪子’，做不了专家就做学者。做专家意味着成名成家，做学者表明永远在‘学’，永远的学生。”于是相当“阿Q”地轻松释然。当然，硬是要举一些影响我的着作有：Frazer的《金枝》、Mauss的《礼物》、Benedict的《文化模式》、Strauss的《野性的思维》、Geerzy的《文化的解释》、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等等。
徐：你从事人类学研究以来的主要学术成果？有什么创新？最近的研究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