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其实我并不是真正有系统地很有意识、有步骤地去做推动。多少由于比较自然地去做了，由于我多少掌握了些台湾学术资源分配的情况，并认识台湾的许多人类学家，多推荐几个人出去做交流也是很自然的事。我于1989年首次回大陆，其后又三十多次回去，对大陆人类学的发展很关心，因此也尽量推动同仁回去交流，比方说一开始我在背后促成庄英章先生跟厦门大学及后来发展到华东、上海等地合作的事情。这即是促成至少是大家互相合作的开始。厦门大学学者到台湾来开会是第一次大陆学者到台湾作交流研讨，是真正的比较大规模接触的开始，其后又有王秋桂教授去研究十多省的傩戏，也是对学术交流很有贡献。但其间也因制度的不同，也有政治环境不同的因素，多少也有一些限制。以目前的情况而论，我觉得交换教员就是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双方都比较深入，像你来了一个月就有这么多的感受，要是再来一个学期，一方面教书，一方面可以多接触台湾社会，就可更深入研究，这是个很重要的方面。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大陆的学者不论在这里做平地汉族、山地民族或者是高山族的、客家的，都可以做一段田野，这也是另一个办法。另外，学会的共同活动也是一个办法。可惜了，林恩显先生过去两年是台湾中国民族学会的理事长，按规定只能做两年，他在位时若能通过中国民族学会的活动促成两岸加强交流是有可能的，但最近已换了人。中国民族学会最早的理事长是凌纯声，后来是陈奇禄先生，然后从我上任开始改革为两年一任。庄英章、刘斌雄都做过理事长，乔健也做过。在大陆上费先生现在虽说年岁已高，但是可以用他的声望，特别对人类学的两岸交流可通过特别渠道进行，有时政治的因素是可以因为人的关系作稍微的改变。比如说王秋桂先生做傩戏的事情，能通过文化部，使十几个省的人都接收到经费而没有引起问题，因为他很乐意去做各方面的联系。有些人经努力通过许多私人接触来打破政治的限制也是很可贵的事。
徐：现在这个问题与以前比已有很大的改进。以前听说CCK的经费很紧张，所以他们怕，现在我个人以为这个问题已不再是个问题了。因为大陆许多学者包括官方都知道CCK的经费是怎么来的，它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经过这么多年来已经了解了。
李先生，你刚讲的交流的几种方法，今后能不断地加强交流来往，而不是一般的开个学术研讨会，教师教学、研究的交流，作比较深入的往来，向学术深度的发展交流是很重要的。我们能来台湾作田野能对这里加深了解，台湾学者到大陆作田野也能往深层了解大陆。王明珂作羌族的田野就做得很好，他的《华夏边缘》那本书很有影响。魏捷兹做西南的课题影响很好，还带动了内地的一部分学者。像这种交流就很有利于学术的深入发展，更有利于两岸的认同。
还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对大陆学者这么多年的了解，接触的人多，大陆学者都很敬仰您，您能否对大陆人类学这些年来的发展作点评论？像对大陆学者做的田野、召开的研讨会都可作随意评价。
李：这么多，很难一概而论。比较来说应该是逐步进入了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范畴了。各校的程度各有不同，但这一点是没什么的。我个人十几年的观察，可以说从1990年到近年变化已经很有可观。希望过几年能再步入更发展的阶段。整体来说整个环境已逐步在改变，接受欧美的理论，还能有所批判已不少。昨天我还收到四川大学编的《比较文化与文论》，我翻了一下其中有几篇文章不错，向这方面发展也蛮好。我心里觉得可惜的还是厦门大学，我最近听彭兆荣跟我说，他们有可能被编入新成立的社会系去，原来的人类学系撤消而现变为一个研究所，这个研究所还得并入社会学系，这个很好的传统系就没了，很可惜。
徐：大家都不知道厦门大学的领导是从一个什么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的。中山大学就把人类学系保留下去了。
李：他们两个学校的方向都有很深的传统的，要能保留下去再加以发展就好了。现在一个逐渐扩大，一个在缩小，我觉得很可惜。我们泉州人中对人类学是很看重的。林惠祥先生的传统应发展下来。我虽没受过林先生教育，但林先生的书对我影响很大。蒋炳钊也是我们同一辈的，后期的有王铭铭，他们对人类学的兴趣是一条脉络下来的。我个人觉得厦门大学主持校务的领导应该珍惜这一传统，加以发扬下去。
徐：你呼吁一下也许会起点作用。
李：我特别为林惠祥纪念会回去了一趟，而且特地撰写论文呼吁坚持这个传统。厦门大学彭兆荣召开的文学人类学会议我也特意去了，也为此会表达了意思。因为我心里特别有一种家乡观念，希望广东、福建西南各省能形成一个气氛与北方相互辉映。所以厦门大学如不能保持这一好传统，让我觉得特别难过。
徐：你的意思我一定带回去，希望他们能考虑。厦大也不是没有人在做，现还有郭志超、彭兆荣、石奕龙、邓晓华等。他们各自都是有很大的成就和贡献的，就不知校方领导为何没把人类学研究的位置摆好。借此机会我想为此向厦门大学呼吁一下，把人类学研究所保持下来，最好能把人类学系建回去。
李：我也赞成人类学系应该恢复回去！
徐：李先生还请你对大陆人类学界提一点希望与建议吧！
李：这一下子也很难说完整。西南三省云南、贵州、广西连成一个阵线是很好的，对西南民族的研究蛮重要。东北好像较少有这方面的研究，没有真正去做田野。
徐：长春有个吉林民族研究所，辽宁有一个民族研究所，黑龙江有个民族研究所，这三个民族研究所都是属民委系统的，比较传统，当然也有做田野的。在原来老的传统的民族学基础上应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来做，东北方面还要有一个过程。
李：说到东北，我的老师凌纯声先生是以研究赫哲族为主的。那地区对民族的研究相比较来说是另外一个文化的形态，在周围的比较上也是蛮有意义的，尤其能跟高丽、韩国联系形成通古斯族群的研究，也是一个很有发展的区域。最近很少看见有那个部分的东西出来，这也是比较可惜的，若有人去带动这一部分研究也是很有意义的。
徐：你提出东北方面的人类学研究缺陷很重要。
李：他们虽然都是通古斯语民族的，但是蒙古研究、西藏研究都比较普遍，而通古斯的研究就比较少，虽然满族的研究做得比较多但那都是历史学的。
徐：中国社科院有位满族女教授定宜庄在东北做满族的田野有许多很好的发现。我们准备在我们的学报上发表她的这些文章。这是我们目前见到的用人类学方法做东北田野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与我们南方的壮族有相似之处，南方壮族中也有称自己的祖先是汉族的。我想这方面的文章发表会对东北的人类学研究有点刺激，有点作用。
李：我记得好几年前吉林大学本来要召开关于“萨满”的研讨会，我正在美国开会，我已答应要去的，但不知何因中途这个会停止不开了。通古斯族及其相关民族的“萨满”，尤其是萨满的种种“入神”（trance）问题可以用现代的观点重新研究。
徐：我觉得萨满对维吾尔族的伊斯兰教都有影响。在新疆我看到了许多维族墓地里的祭祀礼用的是萨满的，说明它曾经对维族伊斯兰有过影响。所以萨满在西北、东北的宗教、民间信仰上有过很深入的影响。
李：若对民族作有萨满和没有萨满为两条主线作比较研究是会很有意思的。有萨满的民族和没有萨满的民族中间的特性及细节的比较会出很好的观点。有些人在做单一民族的研究，有些人应做多个民族的比较研究。很难得我国有55个少数民族，对这55个民族做大的比较研究，对研究族群的和谐甚至融合发展是很有意义。其中有没有萨满影响，像这种大区域性的比较研究很有价值的。
徐：我现在正在做的中国民族团结研究课题就想从比较宏观的角度来看各个不同的地方族群关系、民族关系有什么不同的类型，从这个角度做一点分析。李先生，我还想问一个问题，你能否对广西的人类学发展提点意见给予鼓励？
李：广西是壮族为主的又有其他很多族群同存的省份，这是个很难得的资源。广西民族学院在广西有得天独厚的研究资源，这一点比广东还好。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区各有不同的特点，所以在西南地区内部互相比较也是很有意思的。广西自己做研究我觉得还是三省之间交往比较好，这是一个方向。
在一个省里边，假如发展一个特点，如壮族研究是一个特点，你对我讲过的平话人的问题作为一个特点加深研究是可以深化的。深化了就可以更集中，让注意点集中可以鼓起风气，对它的特点突出研究是一个策略，平话人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比如说对壮族研究是个特点，又有一个平话人为特点以此为研究这会引起学界注意，是有策略性的意义。
徐：广西，一个研究壮族，一个研究瑶族，再一个汉族的研究，其中对汉族中平话人的研究今后能加强也可能同发现女书那样影响很大。所以我想遵照你们的意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能把广西的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提升一点。还有一个，我们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得到你长期的关照，给我们学报提供文章等支持，十分感谢。今天还请您对我院学报提点意见，或作一个评论给予鼓励。
李：我收到的刊物，广西民族学院学报是最热闹、最准时，每期都按时寄到，而且每期都有新的内容，这一点很不容易。比起其他刊物更为吸引人，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我想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将在整个中国的地位中越来越显重要。当然这需要有心人在推动。有些刊物机构很健全没有有心人在推动就不行。像你这样有心去推动，十分用心潜身投入是很难得的。你们的刊物非常准时，内容非常的丰富，做出的刊物和书都会慢慢地受到注意，这很不容易。我觉得广西民族学院的工作会受到重视，因为有人推动。就像宫哲兵那本书也很好，但要花三四年才出得来，而你的书一二年就出来了，这一比较差别就出来了。前两天我收到了他的书，我给他写的序是1997年写的。有没有一个得力的人在推动学术是不一样的，这一点上你很有功劳。
徐：我只做了应该做的，李先生对我鼓励很大。
李：我希望你往前走，这几年你的工作成绩很突出了，你看我书架上很多是你的书。
徐：谢谢李先生接受了我的采访。
2001年10月21日和11月3日，李亦园先生在自己的书斋分两次接受了《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常务副主编徐杰舜教授的采访。本文是徐桂兰根据录音整理而成，并经李亦园先生审阅修改。
原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