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纳日碧力戈副研究员
徐杰舜
徐：“捕捉”到你真不容易！我们是老相识，你的学术取向大家并不陌生，可是对你的学术背景我们知道得不多。就先谈谈学术背景吧。
纳：徐老师对我“穷追不舍”，实在不好意思。您办这个杂志实在不容易，人手少，任务重，但人类学稿件质量上乘，为我们提供了一块园地。我这次去香港，一位人类学同行指贵刊为内地重要的人类学刊物之一，这不是虚话。好了，言归正传。我对人类学的爱好似乎有一种“原生”背景。我生长在呼和浩特的地质局大院，那里的多数居民是来自各地的支边人员，每天都可以听到北京腔、天津腔、河北腔、上海腔、南京腔、山西腔，还有其他什么腔，就像俄罗斯思想家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青年时代的维尔纽斯。充满“杂语”：在那里俄语是官方语言，大批犹太居民讲依地语，还有波兰语、立陶宛语。在巴赫金看来，“‘杂语’现象指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阶级的彼此交融，确保语言和思想的不断革新，防备任何‘单一的真理语言’或‘官方语言’的霸权统治，避免思想的僵化和停滞。”这里的“杂语”是一种隐喻。在大院里的几百户人家中，蒙古族大约有四户，回家里说蒙古话的只有我们这户，可到外头就只能说汉话了。照看我们长大的外祖母不懂汉话，来自科尔沁达尔罕旗，也是嘎达梅林的家乡。我们睡觉前都要用蒙古话讲“薛仁贵”、“狼和羊”，还有其他什么，记不清了。有一次我穿蒙古袍，被人们围观，跑回家他们还要扒窗户看。我的名字从开始就有五个字：钠日碧力戈。后来名字里的“钠”字被派出所误写作“纳”，户口里也这么写了，正合我意--因为总有人写不出“钠”字。我的伙伴都是汉族。早早看了“三国”、“水浒”、“封神演义”，还来了个“桃园三结义”，我是老大（刘备）。沾了在地质局工作的母亲的光，我去了伊克昭盟104地质队，没有“上山下乡”，那是我高中毕业后的1976年。我在那里当徒工，一个星期搬迁一次。我们这个地质队是打水的，和探矿的不同，要自己建钻塔、竖帐棚。每天打钻、提钻、处理事故、看钻。1977年恢复高考，我在伊盟有个表哥，他让我报考。可那个时候我们班上只有五个人，三班倒，缺哪一个都不行。到1978年第二次高考，机台上有一位伊克昭盟军分区首长的儿子要报考，我也跟着报考，机长全都特批，又沾了光。我报的是中央民族学院和内蒙古师范学院的中文系，可是数学考砸了，只考了二十几分；为了上线，就改俄语，我的俄语考了五十多分。那一年考外语的可以不计数学分，这样我就进了内蒙古师范学院外语系俄语专业。可是，还没等正式开课，我们就得到通知，说我们俄语班要转学英语，因为俄语已经不吃香。我们是慢班，和另一个快班同时开课。快班同学都是中专英语毕业，我们连ABC都认不全。但那时候大家都万分珍惜这个人生难得的学习机会，勤奋学习，刻苦背诵，我在第二年就插到快班去了。转眼四年过去，临近毕业，大家都想考研究生。我想考中央民族学院的贾敬颜先生的蒙古史专业，但在得知贾先生当年不招生之后，就改报了由吴文藻、吴泽林、林耀华、金天明诸师指导的民族学专业，就这样，我在1982年进入中央民族学院的民族研究所，攻读民族学专业的硕士学位。1984年我、海洋、学君在金天明教授率领下赴四川、广西调查。金先生待我们如父子，我们有时也放肆，金先生晚上要早睡，海洋、学君要下棋，就连人带椅把他抬到棋桌前，金先生一边抗议着，一边就被抬到那里，被胁迫着下棋。据其他先生讲，金先生的外号是“金爱棋”，爱下棋，一下就输。有一次，金先生下棋连着输给学君，他老人家恨恨地说：“关学君这小子，狗运亨通！”还有一次，我们和同在四川做调查的林耀华先生、吴恒先生及龙平平在美姑会合。大家寒暄几句，林先生上厕所，我也随后进去，厕所只有两个蹲坑。这时金先生也要出恭，他不好叫先我进去的林先生，就在外面喊：“纳日，你出来！”林先生开玩笑说：“天明呵，你到隔壁去嘛！”金先生认真地说：“隔壁是女厕所！”我在1985年顺利毕业，论文题目是《呼和浩特市蒙汉通婚问题研究》。接着，我受林耀华老师的举荐，入马学良教授门下攻读语言民族学专业博士学位，于1989年毕业，论文题目是《民族姓名的语言辨析研究》。答辩在6月25日举行，王静茹先生任答辩委员会主席，杨堃、马学良、胡坦、戴庆厦诸师任委员。从本科到博士，我完成了一个从外语专业到语言民族学专业的跨越，期间有无数的磨合，无数的求教，无数的曲折。1989年毕业后，我就申请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民族研究所民族学研究室工作。大概就是这些。
徐：记得你曾提到“在野游心”，能解释一下吗？
纳：这四个字可以分两部分解释。“在野”有二义：其一，我们的地质队也叫“野外队”，合一个“野”字；人类学特重田野工作，又合一个“野”字。其二，“游心”出自庄子的《人间世》，讲处人与自处之道，有“乘物以游心”之说，意为顺应万物自然，悠哉自适。我在地质队时，从开始就想干好工作，并没有想到要离开，每天苦练技术，努力工作，还评了优秀徒工。上大学本想学中文，结果改学俄语；要学俄语，又改英语；读研究生，本想报蒙古史，却改报民族学；从民族学又转向语言人类学，其中充满随遇而安。此外，人类学是“在野”之学，常与主流学科有距离，以冷眼观世，从边缘看中央，自下而上。目前，中国的人类学界缺少“游心”，也不够宽容。
徐：你原来也提过，说你自己是个老好人，愿意广交朋友、多做实事。也许你天生“游心”吧。你好像偏爱老庄，是吗？
纳：是的。老庄高于孔子之处在于出世人化，不受种族、民族、文化、性别、阶级、人寰的限制，总在讲一个大写的生命。此外，他们的辩证法也让人心悦诚服，机智有理。比如“绝圣弃智，大盗乃止”就是一个生动的说法：为官者有问题不能总是找下面人的毛病，先反思一下自己的言行，是否太执着于官道了？只有上面的腐败问题解决了，正面的不安定因素也就消除了。按照孔子“上智下愚”说，群众就不是真正的英雄，一切都靠一两个智囊来设计解决，有问题总是群众的问题，只有乱民，没有昏官。
徐：不过我们还是回到正题上来。请谈谈有哪些书对你影响最大？
纳：我想我迄今为止还是一个杂家，但总的取向是在人类学和语言学之间。说到专业，第一本对我有影响的书是波兰学者沙夫的《语义学引论》，它和高铭凯的《语言论》同属“晦涩”，要反复研读方能看懂。但我喜欢有挑战性的书，它总会牵着你走，给你带来读懂之后的愉悦。第二本让我着迷的书是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里面对语言和言语的论述、对能指和所指的辨析、对历时和共时的划分，对我研读人类学着作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索绪尔指出，人类语言可以分为涉及语言本身结构系统的内部语言学和涉及语言与民族、文化、地理、历史等方面的关系的外部语言学。他比喻说。下棋的规则是内部要素，有关棋的起源、传播、棋具的材料、造型等，都是外部要素；用不同的材料制做棋具并不影响系统的运行，但若增减棋子数目则会影响棋法，也就是棋戏的结构。研究语言的结构或者系统，是索绪尔研究语言学的重点。当然要大致说清语言学和人类学的关联，我们还得从头说起。古代的语言学有三大传统：西方、中国和印度的传统，其中西方的语言学传统对世界产生了全面、持久、深远的影响。中国的荀子（约公元前298～前238）认为，语言有社会性，事物的本质不决定事物的名称；事物的名称属于约定俗成，所以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正名篇》）许慎的《说文解字》（公元121年）是用来考字、注音、释义的词书，《尔雅》（公元前2世纪）是以“字义为纲”的类书，杨雄的《方言》是一部方言词典。中国古代的语言学有自己文字、训诂和音韵三个传统。近代的中国语言学以马建忠的《马氏通文》（1898）为象征性起点，以大量借用西方语法概念为特征。此后的语言学比较强调应用，例如推广汉语普通话、制订汉语拼音方案、简化汉字、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创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等等，对政府制定语言政策起了重要作用。古代印度的波你尼在公元前4世纪就撰写出8卷本的梵语语法，准确、系统地描写梵语语音，把单词切分成词根和词缀，列出详尽的构词规则。古代西方，希腊哲学家关注语言的起源问题，有的认为语言是自然产生的，有的认为是约定俗成的。亚里士多德派的整齐论认为词形和语法结构有规则，语法形式和语义平行；斯多葛派的“参差论”则认为词形的单复数与语义的单复数不对应，语法性别和自然性别也不一致。值得一提的是，公元8～12世纪的阿拉伯语言学家形成学派，编出阿拉伯语词典，为词根和词缀下定义，同时还研究土耳其语、蒙古语和波斯语。西方的近代语言学继承了古代语言学的传统。也继承了以17～18世纪法国《普遍惟理语法》为代表的传统，还学习了希伯莱语和阿拉伯语，有了飞跃性的发展。以西方语言学为代表的近代语言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语言学以研究语言现象本体为主，广义语言学则成为人类学和哲学的一部分，具有强烈的思辨性。狭义语言学有两个部分：历史比较语言学和类型语言学。英国语言学家琼斯（William Jones，1746～1794）以他浓厚的东方语言知识，通过古梵语、古希腊语、拉丁语的比较研究，提出印欧诸语言同源的理论。后来，有更多的着名学者加入这种历史比较研究，致力于构拟印欧语的谱系关系。与此同时，另有一些学者更注意语言和族群心智、民族心理的关系。德国哲学家赫尔德（1744～1803）一直强调民族语言和民族心理的一致性：洪堡特认为语音作为语言的外部形式不存在民族差别，而语义和语法作为语言的内部形式则存在民族差别。洪堡特强调思想和语言的互相依存，他的语言观被美国语言人类学家萨丕尔和沃尔夫加以发挥，形成“语言相对论”。赫尔德、洪堡特、萨丕尔和沃尔夫等学者的研究，为语言学开辟了一个人文世界，让语言和社会、文化、认知、实践联系起来，是语言人类学的重要思想基础。狭义语言学一般不接受他们的思想，因为这些思想缺乏“科学性”，也不容易作形式化的研究或者定量研究，换句话说，不容易作结构主义研究。不过，洪堡特不仅对语言的人文研究有贡献，他还是着名的类型语言学家。他和施莱格尔都认为人类语言有三种类型：孤立语（汉语）、粘着语（如土耳其语）和屈折语（如拉丁语）。语言学自进入20世纪以后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也可以叫分道扬镳：一支朝着自然科学发展，形成数理语言学和计算语言学；一支朝着人文方向发展，出现了认知人类学和语言人类学（人类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等。狭义语言学把语言定义为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这是典型的结构主义定义。索绪尔把主要精力放在语言的共时研究上，对语言的历时（历史）研究比较淡漠。他把语言学作为指号（符号）学的一个分支，区分语言和言语，认为前者是形式。后者是活动。结构主义语言学另外还有法兰西学派、布拉格学派、伦敦学派和哥本哈根学派。其中布拉格学派的雅柯布逊对语言的人文研究有独到见解，他的诗学理论及其对于皮尔斯指号理论的进一步阐释，对社会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发生了深远影响。人类学的前沿理论有许多都和索氏理论有共鸣。但是，最让我痴爱的是皮尔士的文集，尤其是他的“三性”论（Thirdness）。皮尔士认为，指号并非如索绪尔所说由能指和所指二个部分组成，而是由三个组成：第一是指号（sign／representarnen），第二是对象（object），第三是解释者（interpretant）。指号是我们的第一感觉；对象是所感所知；解释者是升华，是头脑里的“真正指号”。按照皮尔士的定义，指号是第一，它和第二即对象有真实的三维关系，并由此决定了第三即解释者的存在，使解释者也与这个对象保持同样的三维关系。西尔沃斯坦对皮氏的“三分”有明确的解释：“第一”基于指号载体的性质；“第二”基于所指实体的性质；“第三”基于信号受指体（entitysignaled）和信号发出体（signaling entity）之间关系的性质，即被交流之意义的性质。（Silverstein 1976）皮尔士为了阐明自己的指号观，从指号、对象、解释者各析出三个分支，并设计了一个表格。这是一个9×9的表格：
指号（第一） 对象（第二） 解释者（第三）
第一Qualisign Icon Rheme
第二Sinsign Index Dicent sign
第三Legisign Symbol Argu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