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此时的道光帝实在已经焦头烂额，忍不住也对上天感恩戴德。苍天有眼，终于对侵略者作出了惩罚。“此皆冥漠之中，神明默佑”。他还专门往广东发去20柱大藏香，“交奕山等分诣各庙宇，敬谨报谢”。（《清宣宗实记》）通过这一事件，我们看到了清廷君臣对战争的无能为力，对自然的盲目崇拜。
看待西方的荒唐眼光
当时对西方是相当隔膜的，许多看法“弱智”而可笑。
士人徐继畬认为英兵只能在船上作战，一到陆地上，他们就两腿僵直、不能打弯，走不动路。英军所用的枪，只能打四十步远，与清兵的打排枪、弓箭、长矛等兵器相比，要差很多。（《退密斋文集》）这种错误的认识和估计，显得愚昧可笑，必然导致轻敌等思想。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英兵坐船从英国来到中国，远隔万里，天天在海里颠簸，习惯了风涛波浪，如果一上岸，他们就会不习惯，头晕脚软，肯定不行。（关康己《平夷录》）
不得不说，那时的中国，似乎整个社会都在梦游。这些莫名其妙的思想，对于战争胜负有百害而无一利。等到列国入侵，不管陆上水路，中国屡战屡败，后果相当地严重。
还有几个更有趣的例子。
之一，大臣琦善认为“制夷”易如反掌，只要不把中国的特产“大黄、茶叶”卖给外国人就可以了。因为外国人吃的东西不易消化，每天要吃大黄、茶叶，不然大便不通、立即憋死。控制了大黄、茶叶这个通肠解药，那些侵略中国的老外们还不乖乖来降？（《溃痈流毒》）
之二，战事连连失利，名将杨芳到广州后，却只知道“买马桶御炮，纸扎草人，建道场，祷鬼神”。（《粤东纪事》）这样做，是因为他看到英兵不断取胜，猜想其中必有妖孽。于是，采用以邪制邪的法术，传令把附近妇女们的马桶全部搜集起来，等敌船一出来，马上迎上去以妇女的屎尿痛击，以为这样就能破除其中的妖孽。但结果是所有的马桶都泼光了，也没有办法阻挡外国兵的长驱直入。（梁廷枬《夷氛闻记》）
之三，张集馨在守卫漳州城时，有部下向他献计，说有人能够对很小的牛皮施咒，这种施咒后的牛皮，如果被人吃到肚子里，很快就会把人毒死。张集馨竟然信以为真。把这种施过咒的牛皮掺到面粉里，卖给英军，以为可以把英军都毒死。其效果怎样，我们当然预料得到。
回望晚清战争中荒谬之事，也许会觉得好笑。可是，在那个科学与理性都十分缺乏的年代里，他们又能做些什么呢？
夫人为什么叫“福晋”
考察清代的称谓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满族是相当重要的一支少数民族。但在以汉文化为中心的古代中国，少数民族都或多或少处于文化的边缘地带。所以，向汉人学习，向汉文化学习，对于满人来说，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这从满清的一些称谓就可看得出来。
满族的前身是女真族。与宋对峙阶段，女真曾建国为“金”。清太祖努尔哈赤立国时，亦立国号为“金”，或称“大金”或“后金”，显然受汉文化的影响，数典而不忘其祖，颇以女真先祖为荣。
至若后来改为“清”，可能是有了不同的想法：一则因为“金”在盛时也不过得了半壁天下，努尔哈赤自然不会以此为足，于是易其国号为“清”，表示另树一帜，代表一个全新的开始。另一个原因则相当简单，就是女真方言中的“金”与“清”谐音，满人想找一个汉字来宣示国号，就找到了“清”。这种谐音借字的解释虽然简单，但相当有说服力，且在满清运用极广。
史学家孟森对此作过专门研究，在他的专著《清史讲义》里，对这个问题就特别作了考证。他认为满清语言中从汉语中取字甚多，大多是谐音借字，且只取与自己方言中音近之字，并不管汉字的字面意义如何。比如，汉语中男子称呼自己的配偶，多曰“夫人”。满人谐音移植过去，称“夫金”，后改作“福金”，又作“福晋”。在清宫戏中，我们常见的“福晋”一词，便是这么来的。
其实，这种谐音而借的称谓在满清一朝例子众多。除“福晋”外，“皇太极”一名的由来影响更大。
皇太极原名“黄台吉”。旧时的蒙古酋长常取这样的名字，就是汉语中“皇太子”的意思。后来用汉字表达找不到合适的字（总不能直接用“皇太子”来作人名吧），就以“皇太极”来命名。
这本来是民族语言文化交流中很平常的事情，可有人却认为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作出了非常可笑的解释。《清实录》里这样说：努尔哈赤给第八个儿子取名皇太极，当时并没有什么特别想法。等努尔哈赤称“汗”，查阅汉人、蒙古的典籍，才发现汉人的储君叫“皇太子”，蒙古的继位者叫“皇太极”。可见让皇太极当皇帝，是上天早就注定了的。这当然是无稽之谈，所以史学家孟森评曰“此亦无可附会之附会也”。但通过这个称谓，可以看出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交流之频繁，融合之迅速。
诸如“谐音借字”的言述，在满人金梁的《光宣小纪》中亦可找到一些佐证。可见，满清从汉语中谐音借字的做法，并非一家之言，可信处颇多。
隔膜
晚清之时，国门初开。
由于闭关锁国太久，对于外国人的到来和外国人带来的一新玩意，国人还不是那么了解。这中间不免闹出一些笑话，但有些事情笑过之后，却有种莫名其妙的悲凉，叫人不胜唏嘘。
1907年，江浙一带正在和英国人闹争铁路筑路权。一天，上海一个民族主义情绪甚浓的商人，突然写了封信给英国大使。信中说，我就是原先抵制美国货的那个商人，如果你们不废除修铁路的条约，我将以原先反对美国货的力气和劲头来抵制英国货。英国大使看了以后觉得实在是不可理喻，不着一词把信退还给了他。这商人蛮可爱的，但简单以民族主义的冲动来办事情，不按两国外交规则出牌，理性地看，确实是不可取的。
当时的人评价说，“按此等举动，只是谓之疯。英使之待之，亦待疯人之道，可谓辱极矣”。只是，那商人自己，并不见得这就是耻辱了。这其实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此事所展示的，恰是国人与外国人的隔膜。
商人抱了民族主义的冲动，做了不近情理的举动，到底有一份爱国心理。而当时官方对外国人采取的某些举动，却叫人看不懂了。
陈璧在当邮传部尚书（邮电部长）时，雇佣了两个丹麦电工。一年隆冬，陈璧命令这两位外国打工仔到极北苦寒之地库伦勘察电线。等这两位电工顶风冒雪，历经数千里跋涉到达目的地后，陈璧突然给他们发电报，说这勘察电线的事你们不要管了，就此回国去吧，居然就这样把两位外籍人士炒了鱿鱼了。
真不知这位陈部长是何居心？
据记载，当时雇佣外籍人士的部门普遍有一种共同想法，就是认为外国人给中国人做事，要么是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在打算，要么是偷懒不做事。由于有了这种先入为主的态度，在工作中就常找些小鞋给外国打工仔穿。
殊不知这种做法，虽然获得了某种情感上的快慰和满足，却只会加深外籍人士对中国“老板”的敌视，致使互相猜忌的鸿沟愈拉愈宽、愈挖愈深。
还有些隔膜的造成，是由于文化的因素所致。
比如，某年，美国名士塔虎脱到上海公干，当时的名人沈仲礼出面主持欢迎仪式。这个沈仲礼在欢迎仪式上做了两件事，一是让部分女学生在其中周旋，二是在欢迎演讲中奉承塔虎脱将当美国总统。这两件事颇为当时人所讪笑。从女学生作招待这件事来看，外国人向来知道中国男女有别，在正式外交场合，居然让从无外交经验的女学生出面应酬，当然是出尽笑话，也让客人无法理解。至于把中国官场上常用的拍马屁之法来奉承外国客人，则更不合外国客人之意。据时人观察，当时塔虎脱在答谢辞中“颇露不悦之意”。显然，这是对美国文化礼俗的不了解所造成的。
又如，1903年的一天，晚清著名报人汪康年和友人去上海著名的外国戏园看戏，这场戏的主演朱某曾到世界各地巡演，大受欢迎，因此，外国戏园破例请朱某来演，算是中国人到这个戏园来演剧的开先河之作。朱某演出时，外国观众人山人海，掌声雷动。可这时，边上一个看戏的中国人却说：“原来只是一些我国的旧戏法，真是不合算，骗了我好几元戏票钱去。”这位中国观众说得也有道理，但到底反映了审美观的差异。追根溯源，是不同的文化背景在作怪。
另外两件事则与对道德的看法相左有关，情节也颇类似。
其一，日本的宫房次郎来中国办报，办了一阵子后，感觉中日民众投给报馆的匿名信内容大异。日本人投给报馆的匿名信，多数都是言说与公益有关的事，比如有的指明哪座桥梁需要修补，有的说哪条水沟需要疏浚。而中国人投给报馆的匿名信，大多都是攻击人的，想借报纸的力量来泄自己的私愤，至于讨论公益事业的则寥寥无几。
其二，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上海的《游戏报》上刊登了某人拾巨款而不昧的事情。这报纸被一西方传教士看见了，大为惊奇，给报社写了封信，问那拾金者的所在，并且发了一通感叹：“此等事在吾西国必大宣传，大小报纸必皆登载，人人称颂。乃贵国如此寂寞，仅见贵报，亦不详其名，何中西风俗不同如此。”
这两个事例显示了国人与老外当时不同的道德观，虽然有以偏概全的毛病，但一定程度上表达了记录者“怒其不争”的心态，也算是对国民劣根性的一种挞伐吧。（本文事例均据《汪穰卿笔记》）
自然，中国与西方当时的隔膜远不止此。
像外国使臣称见了中国皇帝不肯行三磕九拜之礼，遂不得觐见；中国使臣见外国皇帝行了西方礼节，回国后被视为汉奸，这类政治上的隔膜相当常见，各种资料中记载也比较多。
这篇小文所列举的，只是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从这些小事中，可以感受晚清时中外的隔膜其实是无处不在的，这些隔膜，现在看来有些不可理喻。但如若我们生在晚清，以当时的眼光和胸襟来度量，只怕也会安之泰然吧。
俗世爱情也灿烂
讲到爱情，人们总有点猎奇的心理，总觉得这码子事应该要死去活来、天崩地裂，才显得情真意切、叫人难忘。有个现代诗人不是写过这样强大的诗句么？——“爱就爱得焦肝灼胆，恨就恨得刻骨铭心。”就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也是梁山泊、祝英台这类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但现实中，这样的爱情太少了。对大多数人来说，爱情是世俗的，那些感动天地的故事，只是一个传说。
晚清重臣陈夔龙和夫人许禧身演绎的，就是一场经常可以看到的俗世爱情。
许禧身生于钟灵毓秀的杭州，出身书香世家，填得一首好词，有《亭秋馆诗词钞》传世。她咏并蒂莲的一首词颇显精巧：“平明信步绕芳塘，傍柳随堤过曲廊。湖比鸳鸯还共泛，亭开荷芰自相庄。出尘不染双心洁，并影同看佳兴长。我本爱花花对语，频将佳兆祝祯祥。”这样一位才女，常人设想她的爱情，自然应该是找一个才子，然后如李清照、赵明诚一类，琴瑟和谐、诗词唱和，作一对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佳侣。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
她嫁给陈夔龙的时候，陈的前两任夫人已经故去。许夫人所充任的，只是陈的第三任妻子。而陈夔龙，虽然做事干练，极有才能，却也绝不是风流倜傥一类的人物。
这并不妨碍他们之间的感情。
据说，陈夔龙升官十分迅速，还多亏了许夫人的功劳。原来，许夫人的哥哥是兵部尚书许庚身、姐夫是礼部尚书廖仲山，在她未嫁时，就住在哥哥家中，有机会常随哥哥、姐夫周旋于当朝的王公贵族之间。机缘巧合，许夫人得到了******奕劻夫人的眷顾，收为干女儿。这时的******可是炙手可热的人物，但又非常怕老婆。由于枕边风常吹“要照顾一下陈夔龙这位干女婿”之类的话，自然就用力帮助。于是，陈夔龙得贤内助之力，扶摇直上。陈夔龙有次调任四川总督，许夫人担心蜀道难行，一家人在武汉逗留，结果不久就任两湖总督，这又是******照顾的结果。其中，许夫人当然功不可没。当时就有人对这种裙带关系作诗讽刺，中有“居然满汉一家人，干女干儿色色新”的句子，显然是说******与许夫人的事情。（徐一士《一士类稿》）
可见，陈夔龙与许夫人的结合，远没有那么浪漫，这里面还掺杂了一些功利的因素。但这些功利因素，也许更使陈夔龙对许夫人倍加珍惜，久而久之，就积淀成一种情感上的依赖和习惯。
许夫人本身的胆识也是让陈夔龙钦佩的。
陈夔龙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梦蕉亭杂记》中，就亲手录下了许夫人的几件事。庚子年（1900）五月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清廷内部的主战、主和两派正在进行激烈斗争。一日，礼亲王世铎传见陈夔龙，陈氏一家面面相对、愁惨万状，不知此去是吉是凶。这时许夫人慨然说：“事已如此，势难托故不去。君但放心前往，倘有意外不测，家中事我自任之。”
同年七月，陈夔龙一家为避战乱，坐车出逃，危机情形下，许夫人让自己的车走在前面，因为陈夔龙当时也算一个人物，迎面倘若遇上敌兵，许夫人自称可拼作一死，还可以留下陈夔龙为国家效力。
许夫人这两桩豪侠之举，相信给陈夔龙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晚年的笔记里犹念念不忘，其中蕴含的情愫，只怕是常人难以明白。
辛亥革命后，陈夔龙闲居上海，许夫人不久因病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