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昆曲、秦腔、徽剧、汉调四剧种以其精华培育、滋润了京剧的诞生和发展。
周贻白先生《中国戏剧史长编》引述文献推论：“西皮”确为“梆子”（秦腔）蜕变。秦腔流传湖北，经鄂人改造而另成一调，因其来自陕西，故称“西皮”。湖北人叫“唱”是“皮”，一段唱叫一段皮，“西皮”当是“西秦的唱”或“陕西的唱调”之意。（见周贻白《中国戏剧史长编》P.520—522）
由此可见，秦腔传入湖北，演变为襄阳腔，再变而为“西皮”。皖南四平腔演变为“吹腔”，与秦腔等乱弹入皖后形成的“拨子”融合，形成“二黄”。乾、嘉间，“二黄”入鄂，与“西皮”结合，形成“皮黄腔”，在湖北叫“楚调”（汉剧），在安徽叫“徽调”。
徽、汉二剧在进京前已有广泛的艺术交融。继乾隆末年汉剧名家米应先进京后，道光初年，先后又有著名汉剧老生李六、王洪贵、余三胜，小生龙德云等入京，分别搭入徽班春台班、和春班演唱。汉剧演员搭入徽班后，融声腔曲调、表演技能、演出剧目于徽戏之中，使徽戏的唱腔板式日趋丰富完善，唱法、念白更具北京地区语音特点而最易于京人接受。徽、汉合流后，促成了湖北的西皮调与安徽的二簧调再次交融，为京剧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起始，视不同剧目的不同来源，分别唱西皮或二黄；后来，有些戏就兼唱西皮和二黄，甚至在同一唱段中先唱二黄，后转西皮，并能相互协调，浑然一体。如源出徽调《淤泥河》的《罗成叫关》就是明证。杰出的艺人余三胜（1802—1866）、张二奎（1814—1864）、程长庚（1811—1880），是徽汉合流皮黄交融，形成京剧的代表人物，时称“老生三杰”，亦为“三鼎甲”——“状元”张二奎、“榜眼”程长庚、“探花”余三胜。他们在演唱及表演风格上各具特色，在创造京剧的主要腔调西皮、二簧上和京剧戏曲形式上，以及具有北京语言特点的说白上，做出了卓越贡献。
京剧形成的标志是: 形成了以西皮、二黄为主的板腔体唱腔音乐体系，伴奏乐器几经反复，终于在咸丰、同治年间废笛，西皮、二黄两腔统一使用胡琴伴奏（定弦不同）；“中州韵、湖广音”的声韵格律——吐字间杂京音、鄂音，兼用京、鄂两种四声调值，分别尖团字音，按照“十三辙”押韵；行当齐全，唱念做打表演体系完备。
1883年至1918年，京剧由形成期步入成熟期，代表人物为时称“老生后三杰”的谭鑫培、汪桂芬、孙菊仙。其中谭鑫培早年坐科于金奎班，文戏、武戏、昆曲、乱弹，皆所兼习，出科后拜程长庚为师，但程为安徽人，而谭籍湖北黄陂，乡音不改。及后成名，宗谭者反以湖广音咬字为正宗，而并误皮簧为黄陂者，可谓数典忘祖矣。谭鑫培在艺术实践中承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各家艺术之长，广征博采，借鉴昆曲、梆子、大鼓及京剧青衣、花脸、老旦各行中的表演艺术，将其融于演唱之中，创造出独具特色的“谭派”，将京剧艺术推进到成熟境界，形成了“无腔不学谭”的局面。汪桂芬艺宗程长庚，演唱雄劲沉郁，悲壮激昂，有“虎啸龙吟”的评道，他因“仿程可以乱真”，故有“长庚再世”之誉。孙菊仙，18岁时选中武秀才，善唱京剧，常入票房演唱，36岁后投师程长庚。他嗓音洪亮，高低自如。念白不拘于湖广音和中州韵，多用京音、京字，听来亲切自然。表演大方逼真，接近生活。“老生后三杰”师承各有侧重，艺术风格各异。谭鑫培艺术造诣及对京剧的发展，远远超过汪、孙，在京剧界的地位如同当年之程长庚。
“老生三杰”和“老生后三杰”开创了京剧老生主角的表演时代。
咸丰十年(1861年)京剧始入宫廷演出。当年五月初六起至月末，分由三庆班、四喜班、双奎班及外班(京剧班)演出。光绪九年(1883年)，慈禧五旬寿日，挑选张淇林、杨隆寿、鲍福山、彩福禄、严福喜等18人入宫当差，不仅演唱，且当京剧教习，向太监们传授技艺。自此，清宫掌管演出事务的机构“昇平署”，每年均选著名艺人进宫当差，截至宣统三年(1911年)，计有谭鑫培、杨月楼、孙菊仙、陈德霖、王楞仙、杨小楼、余玉琴、朱文英、王瑶卿、龚云甫、穆凤山、钱金福等生、旦、净、丑的名家150余人曾入宫。由于慈禧嗜好京剧，加之京剧名家频繁在宫中献艺，因此，京剧声势日强。同期，位于大栅栏地区的广德楼、三庆园、庆乐园、中和园、文明园等戏园，日日有京剧演出，一时形成了京剧的一统局面。
京剧成熟期除“老生后三杰”外，生行尚有许荫棠、贾洪林；武生俞菊笙、杨隆寿；净行何佳山、黄润甫、金秀山、裘桂仙、刘永春等；小生王楞仙、德珺如、陆华云；旦行陈德霖、田桂凤、王瑶卿、朱文英；丑行王长林、张黑、罗百岁、萧长华、郭春山。这一时期，旦角的崛起，形成了旦角与生角并驾齐驱之势。武生俞菊笙，开创了武生自立门户挑梁第一人，他被后人称为“武生鼻祖”。他们在继承中有创新发展，演唱技艺日臻成熟，共同将京剧推向新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