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藏经》即佛教全书，将佛教的经、律、论三藏按类汇编成册，形成《大藏经》。佛教在不同地区的传播过程中，其经典译成不同的文字，并有了不同文种的《大藏经》。其中，北传大乘佛教中。以汉文《大藏经》和藏文《大藏经》最为著名，而其他文字的《大藏经》往往是这种两种《大藏经》的翻译。藏文《大藏经》在编纂分类及内容方面自有特色，分为两大部分：《甘珠尔》和《丹珠尔》。“甘珠尔”意译为”佛语的翻译”，”甘”指佛语，即佛讲说的一切显密经典，”珠尔”意为翻译，”甘珠尔”也可简译为”佛语部”。因此，《甘珠尔》中所收均是显密佛经和律，即经藏和律藏。”丹珠尔”意译为”论典的翻译”，指印度的佛教大师所作有关显密论著，是对佛语部的进一步解说和诠释，因此，也可简译为”论说部”。《丹珠尔》所收以印度佛教大师的著作为主，兼收部分前弘期吐蕃王朝时期的吐蕃佛学家的著作，而不收后弘期藏传佛教各派大师的著作。
一、《甘珠尔》、《丹珠尔》的编纂及版本
藏文佛教经典的翻译，在传统的藏传佛教史著作中，以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期为开端，即公元七世纪。从公元七世纪到公元九世纪朗达玛灭佛前，近二百年时间是藏文佛教经典翻译的第一个重要时期，也就是前弘期。这一时期的翻译以显宗为主，包括大、小乘的经、律、论三藏，大部分显宗经典已翻译成了藏文。前弘期的译经主要译自于梵文，有一部分是法成等人从汉文翻译的。十二世纪到十四世纪，是藏文佛教经典翻译的第二个重要时期，翻译以密宗经典为主。吐蕃王朝时期的翻译是在政府的组织下统一进行的，而十一世纪后的翻译大都是分散进行的。十四世纪以后，因印度本土的佛教衰落，源头无水，西藏的译经活动渐趋停顿，间有翻译，也是少量的。据《佛教史·大宝藏论》（该书成书于1322年，元至治二年）一书统计，到西藏传教的印度等地的佛教学者有九十三人，前后弘期的译师有一百九十二人，而其中自仁钦桑波起的后弘期译师有一百三十七人。当然这个数字并不精确，因布敦以后还有多位译师，而布敦本人也未计人其中。若将清代初期敏珠林寺的译师达玛室利以前的均统计在内，有二百二十二位译师。《甘珠尔》和《丹珠尔》是众多译师的心血结晶，再加历代信徒的精心呵护，使藏文佛教经典得以流传。尤其是在后弘期，雪域各地的地方势力，无论是教派和家族结合而实施政教合一者，还是割据一方的土司，均不遗余力地支持佛教，自然包括对佛教经典的刻印和抄写。
《甘珠尔》和《丹珠尔》的编纂整理也经过了许多代学者的努力，才日益完善。吐蕃时期编写的三大目录，应是藏文《大藏经》的雏形。吐蕃时代的译经和编目，基本上保存至后弘期，是后期学者编目时的重要参考。十一世纪，后弘期在卫藏传播”下部律法”的鲁梅·慈成喜饶等编写过《显密经典分类和并列目录》，开创了后弘期编目之先河。②十二世纪，藏传佛教在西夏境内十分风行，藏文佛经受到重视，仁孝乾祜二十年（1189年）印施西夏文《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御制发愿文中，记有在大法会上”念佛诵咒，读西番、番、汉藏经”之事。③其中西番藏经指藏文经典，番藏经指西夏文经典，显然西夏也流通一种藏文《大藏经》，但具体内容不详。
在西藏最早编纂《甘珠尔》、《丹珠尔》的是后藏的纳塘寺，该寺属噶当派，十三世纪时与萨迦派关系密切。卷丹柔贝热止是纳塘寺藏文《大藏经》的编纂者，他早年在纳塘寺经院学法，拜纳塘寺住持角敦巴为师，后学业有成，为纳塘寺的著名学者，著作有十六函之多，弟子有卫巴洛色绛曲益西、嘉央巴等人。其弟子嘉央巴因曾装鬼惊吓上师，遭到卷丹柔贝热止的严厉训斥，在纳塘寺难以驻足，只好前往萨迦寺。1312年嘉央巴受到元朝皇帝普颜笃的迎请，作为应供上师驻锡于大都。期间，嘉央巴给卷丹柔贝热止寄来墨、纸张等众多资具，作为编纂《大藏经》之用。卷丹柔贝热止在卫巴洛色绛曲益西、译师索南沃色、江若绛曲本等人的协助下，广泛搜集藏文译本，并进行整理、汇编、校勘和抄录等工作，经过数年努力得以完成，将抄写完毕的全套《甘珠尔》和《丹珠尔》供奉于嘉拉康殿。卷丹柔贝热止编写了《甘珠尔》和《丹珠尔》的目录，其中《甘珠尔》目录称为《甘珠尔目录·日辉》。卫巴洛色又编写了简目。纳塘本是最早编成的《甘珠尔》、《丹珠尔》，从此起抄写、供奉《甘珠尔》、《丹珠尔》成为一种风尚。萨迦、蔡巴等纷纷供奉纳塘本《甘珠尔》和《丹珠尔》。蔡巴·贡噶多杰担任蔡巴万户长时期，邀请布敦大师以纳塘本《甘珠尔》为底本，进一步校勘、整理，贡噶多杰自己编写了《蔡巴甘珠尔目录》，并以混合的金银粉抄写了一部《甘珠尔》，计有二百六十函，世称《蔡巴甘珠尔》。布敦大师住持夏鲁寺时，对纳塘本《丹珠尔》进行校勘，完成夏鲁本《丹珠尔》等方面的史实，亦如前文所述。一直到十五世纪初，藏文《大藏经》仍以抄本传世，以上述纳塘本等为底本，转抄成泽当、贡嘎、丹萨替、江孜等众多抄本，几乎各大寺院均有供奉。抄本《大藏经》在纸张、书写等方面非常讲究，往往用贵重金属如金、银并加各种珠宝粉末来缮写，字体工整精美，极具艺术观赏价值。
十五世纪初，明成祖重视藏传佛教的社会功用，大力扶持藏传佛教，于1410年在内地刻印了藏文《甘珠尔》，并赠送给藏传佛教界的领袖人物噶玛巴、大慈法王等人。”永乐《甘珠尔》”是藏文《甘珠尔》的首次刻印，对其保存和流传意义深远，《如意宝树史》中说永乐《甘珠尔》是铜版印刷。公元1605年，明朝万历年间，在北京嵩祝寺番经厂，再次刻印了《甘珠尔》，被称为”万历版《甘珠尔》”。《如意宝树史》中认为明代内地刻印的《甘珠尔》，均以《蔡巴甘珠尔》为蓝本。明末清初，云南丽江木土司索南热丹在丽江刻印了全套《甘珠尔》，同样是以《蔡巴甘珠尔》为蓝本。后来，这套《甘珠尔》经版搬到了里塘寺，称为里塘朱印版，但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被清兵烧毁。
进入清代之后，藏族地区出现了多种《大藏经》木刻版。1721年，安多卓尼（今甘肃省甘南州卓尼县）土司摩索贡布（汉名杨汝松）出资刻印《甘珠尔》，以里塘版、南京版和西藏手抄本为底本，经过全面的校订后雕版印刷，历时九年，至1731年刻完全部经板，费用计白银一万七千五百二十五两。⑤《大藏经》的刻板印刷费时费工，而且耗资巨大，非强有力的地方势力支持，则难以完成。
公元1730年，在总理西藏政务的颇罗鼐·索南多杰的资助下，以《蔡巴甘珠尔》为底本，刻印了一套《甘珠尔》，供奉在纳塘寺，称纳塘版《甘珠尔》。1741年，又刻印了《丹珠尔》，同样供奉于纳塘寺。
1737年，德格土司丹巴次仁担任施主，刻印了《甘珠尔》和《丹珠尔》，1744年完成，被称为德格版。其中德格版《丹珠尔》目录由著名学者慈成仁钦（1697—1774）撰写，名为《藏译一切智者日亲教义论疏全集·永布法施奇源·普蔽盛世福云·精彩史话·涨潮新月》，简称《德格丹珠尔目录》。慈成仁钦，精通五明之学，三十四岁任德格印经院主校，参与德格《大藏经》的校勘事务，被人尊称为”续钦”（意为”大校订者”）。该目录编写的形式是：”书名——著者——译者”或为”书名——著者——卷数（或品数、颂数）——译者”。如：”《大乘庄严经论之解说》，阿阁梨世亲著，计为三千六百颂，印度堪布释迦桑哈和大校订者、译师贝孜等人译。”⑥德格版《大藏经》因校勘精细，印刷精美，字迹清晰，纸张质量上乘，在藏族社会享有极高的声誉，在众多版本中流传最广。
1753年起，卓尼土司丹松次仁（杨声）组强人力刻印《丹珠尔》，成立了专门的刻印机构，设总管二人，副总管三人，下有写版工五十人，画卷首佛像及负责校对的十人，刻板工三百余人⑦，至1772年告竣。目录由第二世嘉木样·久美旺吾撰写，名为《善逝教义之论疏丹珠尔目录·如意珠鬘》，简称《卓尼丹珠尔目录》。
除以上版本外，尚有北京版、库伦版、拉加寺版、昌都版、不丹版等多种版本。1950年，日本将北京版《甘珠尔》（康熙版）、《丹珠尔》（雍正版）影印出版。1980年，德格版在美国再版流通。1991年，台湾南天书局出版了美国学者巴博主编的藏文《西藏大藏经》。1986年在成都成立藏文《大藏经》对勘局，组织专家学者，校勘、审订《甘珠尔》、《丹珠尔》，已完成《丹珠尔》的对勘任务，其中部分已正式出版，名为《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各种版本的函数、部数不尽一致，以德格版为例，《甘珠尔》计有一千一百一十四部，《丹珠尔》计有三千五百五十九部。二、藏文《大藏经》的其他文字翻译及研究
自公元十一世纪之后，藏传佛教以卫藏地区为中心，出现繁荣景象，并开始向四面辐射，藏传佛教经典遂流布他处。其中，经河西走廊传向蒙古高原，是最为主要的传播路线，从而形成信仰藏传佛教的另一大区域。
十二世纪中后期，藏传佛教在西夏境内一片兴旺，深得西夏皇室的敬重和支持，藏传佛教的数位大师被尊为帝师，位居西夏诸僧之首，如贤觉帝师、玄密帝师等。从河西走廊到贺兰山脉都有弘扬藏传佛教的道场，而且有大量的藏文显密经典译成了西夏文，包括藏传佛教萨迦派、噶举派部分祖师的著作。译为西夏文的藏传佛典，如《圣般若波罗密多经》、《佛说圣大乘三皈依经》、《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大密咒受持经》、《不动总持》、《圣顶尊相胜母供顺》等，其数量巨大，几乎涵盖藏传佛典的各个方面。但因这些西夏文佛经流失海外，从藏文翻译过的经典数量、显密种类等问题尚无圆满的答案，而只能存疑。国内近年来发现的一些西夏文经典中，多有译自藏文的，如1991年8月出土于宁夏贺兰县拜寺沟西夏方塔中的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和本续》，计有九册，属木活字版印本，从题记知该经译自藏文，属藏传佛教密宗经典。除译为西夏文外，藏文经典在西夏境内还译成了汉文，如《佛说圣大乘三皈依经》、《圣大乘胜意菩萨经》等，以及噶举派大手印法类的经典，收在《大乘要道密集》中。西夏时期，藏文经典已大规模地翻译成了其他文字，经典的翻译推动了藏传佛教的传播。进入元代，如前文所述，部分藏文显密经典陆续被译成蒙文、汉文等文字。
藏文《大藏经》的完整翻译在明末清初。十六世纪，第三世达赖喇嘛与俺答汗在恰卜恰会面，俺答汗选择了藏传佛教信仰，再加上第三世达赖喇嘛亲赴内蒙传教，藏传佛教很快席卷了蒙古高原。随着佛教的传播，佛教经典又开始翻译成蒙文，而经典的翻译对藏传佛教在蒙古的生根开花是至关重要的。1586年，哈喇慎部著名译师阿玉锡固锡创制了蒙古文”阿里嘎里字母”，以便翻译梵音，他还创办了培养翻译人才的学校，在他的主持下许多藏文佛经翻译成了蒙文。1604年，蒙古林丹汗即位，十分注重佛教经典的翻译，召集贡噶敖德斯尔等三十三名学者，继续翻译《甘珠尔》中未译完的部分，并对旧译重新校订，至1629年译完整套《甘珠尔》，并用金字缮写。1717年，康熙皇帝命净住寺达喇嘛乌拉特顾实毕力衮达赖、阿巴噶德木楚克、乾清门二等侍卫喇喜等人，重新校勘旧译《甘珠尔》，后汇编为一百零八函，并组织人力刻印，至1720年全部木刻印刷。乾隆皇帝又命章嘉国师若必多吉负责将《丹珠尔》译成蒙文，章嘉国师会同噶尔丹锡勒图呼图克图、达顾实阿克旺丹丕勒、唐古特官学总督衮布扎布、西黄寺札萨克喇嘛却丕勒多尔济、隆福寺札萨克喇嘛丹森却德尔等近二百多名蒙藏学者，从事这一浩大的翻译工程。为了提高蒙文翻译的质量，制定标准、统一的术语，章嘉国师奏请皇上同意后，着手编写蒙藏两种文字对照的字典，题为《正字贤者之源》。该字典按般若、中观、上下对法、律藏、宗派、密咒、因明学、声韵学、工艺学、医学等分类，搜罗广泛，译名准确。章嘉国师还制定了译经规则和范例。七世达赖喇嘛对此赞扬说：”我亦曾见到大成就者章嘉活佛为有利校订译稿而编成的正字法字典，它可以和从圣地印度把佛经首次译成藏文时符合法王译师们心意的《语合二章》和《翻译名义集》等著作相媲美，受到大众赞誉。”⑧从1742年至1749年，经七年时间，完成了《丹珠尔》的翻译（其中不少经卷前人已有翻译）⑨，计有二百二十五函，并刻板印行。乾隆皇帝对《丹珠尔》翻译的完成，大加赞赏，向众译者颁赐奖品。
乾隆皇帝晚年又让章嘉国师负责，将蒙文《甘珠尔》译成了满文。《章嘉若必多吉传》讲当时在京喇嘛中选择了通晓语言文字者，与几名学识精深的和尚一起开始翻译。每译著完一函，由章嘉国师详加校审，并进呈皇帝审阅。乾隆悉心审阅后，还更正一些有疑惑及不妥当之处。经过多年，才全部译成。但是，上述《传》中缺乏有关翻译详情的记述。
近代以来，藏文《大藏经》各种版本被日本、美国、法国等国收藏，并展开了相关研究。日本大谷大学图书馆编纂有《西藏大藏经甘殊尔勘同目录》（甘殊尔即甘珠尔），将北京版《甘珠尔》勘同现存的梵本、汉译本等编成目录，分为秘密部、般若部、宝积部、华严部、诸经部、戒律部等六部。日本学者宇井伯寿、铃木宗忠、金仓圆照、多田等观等编纂有《西藏大藏经总目录附索引》，1934．年刊行，以德格版《大藏经》和汉译《大藏经》之间逐一勘同而成。日本壬生台舜著有《卓尼版·北京版·德格版和奈塘版甘珠尔分部比较表》（1959），河口慧海出版有《奈塘版西藏大藏经甘珠尔目录》。丹麦学者哈尔著有《德格版和拉萨版甘珠尔比较表》。
三、藏文《大藏经》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