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历史的观念也许是人和其他动物的最根本区别之一，只有人才有历史，因为他不断地思考和反思自己的过去，历史正是在这种反思的过程中呈现和确立起来的一种对于过去的特定观念。这种习惯的来源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史前时代，在先民的生产和生活中，总是会有许多困惑，面对这些困惑，先民一方面是恐惧。另一方面也有一种积极地努力解决问题的尝试，人类正是在这种对于困惑的不断努力和尝试着解决的过程中发展和成长起来。就人类历史的普遍情形来说，人们起初碰到的问题的性质主要是与生产有关的自然方面的问题，但不同的地域由于环境不同，人与自然之间问题的表现形式与特征各异，人们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因此各不相同。就中国先民的情形来说，他们在文明起源时期及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的主要问题是自然的四时天道变化规律问题，人们最初解决问题的尝试主要通过图腾崇拜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图腾崇拜又几乎必然地和祖先崇拜联系在一起。一旦先民发展出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的观念，他们就不再仅仅是处理其当下现在的问题，而且第一次开始了对自身历史的反思，并且希望通过这种对过去的反思取得解决当下问题的智慧。
因此，历史观念的产生直接就是为了当下现在问题的解决。人之优越于其他动物，就在于人的历史观念，人能够在他的过去中学习着成长。动物虽然也是从其自身过去的经历中掌握其生存本领，但它们只能从自身或族群的狭隘和有限的经验出发，尤其是它们的智慧传递管道总是单一而狭隘的。只有人通过其历史，才把这种学习及其成果传递的管道不断拓宽，通过历史，人不仅可以向他的直接前辈学习，而且可以把许多代以前的先辈的智慧作为己用，更不用说还可以从其他遥远民族的历史中汲取智慧。正是凭借这种不断扩大和深化的历史学习，人类的智慧才不断地呈加速度增长，尽管人类所面临问题的性质也在不断地向纵深发展。
但是人类这种向历史学习的要求并不总是同样紧迫的。在历史发展的许多阶段，人甚至只要凭借历史形成的习惯就可以很圆满地解决其当下存在所面临的问题，这时候，历史的意义就相对地隐没了。只有在人类面临重大转折的时候，历史的意义才充分呈现出来，在这个时候，人类就会搜括枯肠般反复回味、思考、审视他的过去。并试图从中得到灵感和智慧。
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上，除却文明形成之初的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阶段，历史意义的集中呈现大约有两个大的时期。其一是西周开始到春秋战国之际，其二则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这也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两个重大转折的时代。
从文明起源到夏商时代，中国先民所面临的问题一直主要是生存中的吃饭问题，即幼稚的人类如何在强大的自然面前生存、发展和壮大的问题，其性质主要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它尤其直接集中表现为生产中的历法问题。这一历史时期大致相当于西方学者所说的自然宗教阶段，而我则宁愿把它称为中国历史上的专家时代。专家时代的困惑主要是对于与生产有关的自然的困惑，对于这种对自然的困惑，除了运用在长期的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中积累起来的有限知识以外，祭祀和占卜是为了弥补这种在有限知识基础上作出的决定而必然产生的心理不确定性而采取的有效补偿措施，通过这一实一虚的两手，人对于在生产中所要面对的自然的不确定性就有了一种大致上越来越行之有效而且心理上也同时心安理得的解决办法。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到现在为止本质上仍然是有关剩余财产的分配和消费问题，这个问题在专家时代即使不是没有，也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专家时代落后的生产——这也是专家时代之所以产生的前提——和小国寡民使得其剩余产品实际上是如此之少，以至于在对神和祖先表示感谢而奉献祭品之后，也许根本上就没有什么有分配意义的剩余产品了，所以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在当时还没有充分呈现出来，社会生活的秩序是自然而然的事，这也就是我们后世所谓的民风古朴，其实它是一个由于生产落后所以无争的时代。
从西周开始，主要社会问题的性质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与生产有关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探求，生产的规律性日渐呈现出来，这一问题的紧迫性于是开始淡出。随着劳动剩余产品的增加和专家时代的小国寡民日益被地广人众的大国时代所代替，本质上与劳动产品分配有关的社会生活秩序问题就日益成为社会生活的首要焦点。面对这一新问题，周公的伟大智慧表现在适时而正确地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政治主张，西周“德治”标志着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人文偏转的开始，而“德治”的本质主要是对人与人的关系问题的前所未有的关怀和重视。不过在它的开始，“德”并没有获得其个人道德的意义，“德”的道德意义要到孔夫子的时代才真正呈现出来。由于专家时代的惯性和剩余产品的有限性，“德”主要的是一种政治统治术，所以只有统治者才与德有关，“德”与“礼”最初都只在对剩余产品有分享权的人群即贵族中才有意义，它们都是贵族的行为规范。
随着剩余产品的增加和小民的觉醒，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不断向纵深发展并且全面展开，西周的“德治”经过几个世纪之后就“礼崩乐坏”了。周公在西周初年提出的“德治”思想可看作是周代殷之后对新问题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尝试性的解决办法，这一措施不仅开启了中国道德时代的先河，而且也为后世中国文化对人与人关系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方向。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正是围绕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并且顺着周初“德治”的思想而展开其思想进程的。
由于西周新问题的性质，尤其是春秋战国这一问题的充分展开，这时候对于问题的解决，传统的习惯即使无害，至少也是极其不够的，这就是最典型的中国历史上的转折时刻，也是中国历史发展上第一个最令人困惑的时刻。这个时代的问题虽然在性质上与周初一样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但西周的人与人的关系主要还只集中在开始的周族统治集团与殷商统治集团以及后来的周族统治集团内部之间的矛盾上，但是现在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不仅其所涉及到的人群和地域已经空前地扩大（周初的各诸侯封国实际上只是辽阔大地上的一片片文明的群岛），更重要的是原来的无知小民现在由于王宫失守而日益“文化”，他们对于剩余产品和社会权力分配的要求已经再也不能忽视了，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最突出特点是“礼崩乐坏”，而其实质无非是社会的总体纷争。周王室的特权早已经被坐大的各路诸侯争夺一空了，各路诸侯的权力也日益被其卿大夫所瓜分，卿大夫的执政又常常为其家臣所把持，这总的来说属于统治集团内部的纷争，这种纷争的后果是经常不断的掠夺性战争、篡杀与反叛。不仅如此，下层与统治阶段的纷争也甚嚣尘上，这种纷争不仅表现在伴随着家族纽带松驰、家庭从家族中析出而产生的被统治集团内部之间的纷争，表现在道德价值观的紊乱和犯罪率的上升，更表现在昔日默默无闻的下层劳动者中间的精英分子对现状的严重不满和对原来属于统治阶层特权的荣誉、财富、权力的渴望、追求与争夺，这种下层社会被统治者纷争的结果一方面使上层统治者之间的倾轧更加变本加厉，另一方面使整个社会生活更加混乱不堪，这种混乱是如此严重，以至于郑国的子产主张铸刑鼎。
如何使这种混乱不堪的社会生活重新恢复秩序，即如何“去纷止争”是当时社会生活最迫切的要求和中心任务，围绕这一问题的解决，各家各派展开了热烈而持久的讨论，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春秋战国是各种思想、主张产生的温床和试验场，但影响最大的是儒、墨、道、法四家。而儒、墨又是显学。
诸子百家的主张尽管千姿百态，但他们都有一个明确的共同点，即他们都是从对过去的反思出发，正是他们具有历史意义的深刻反思形塑和确定了此后中国农业时代的历史观念。在春秋战国以前，尽管史官已经有了悠久的传统，但真正成文的系统的史书则始于春秋时期各国官修的列国春秋，而大盛于战国时期。可以说，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时代的真正开启，或者更准确地说，春秋战国重新确立了一种新的历史概念。在此之前，系统的历史记载似乎是没有的，有的最多是对重大历史事件的不连续记载。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西周时期的连续性成系统的历史记载至今没有发现，发现最多的只是青铜器上对重大历史事件的不朽而断续的铭刻。如果西周果真曾经有过成系统的连续的历史记载，考古发掘不可能至今一无所得，我们至少可以找到哪怕是零星的残简的遗迹。所以我认为春秋之前中国虽然有史官，但并没有成系统的连续的历史，也就是说，没有现在意义上的对于历史的观念。西周以前的夏商时代就更是如此了，以商而言，现在已经在殷墟大量地出土了刻字甲骨，这些甲骨现在虽然是最珍贵难得的商代史料，但当时这些文字并不是作为历史记载而出现，它们毋宁说只是当时历史活动的遗留物而已。但商以前的文字迄今没有发现，在刻字甲骨之前，只有铭刻在陶器和玉器之上的图腾刻划符号。
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系统的连续的历史发生和形成的一条大致轨迹：就目前的情形来说，文字的最初形式是以图腾刻符出现的，它是在当时社会生活的重大问题解决过程中的产物，其不连续性是显而易见的；到商代，原来的不连续的刻符为经常和专业性的甲骨文字所代替，甲骨文是当时与鬼神交往、实际上主要是与大自然打交道的附属产物，它的记载虽然可以是大量的甚至是连续的，但它并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有意识的历史记载；到西周时期，主要表现与鬼神交往的甲骨文字被主要表现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青铜铭文所取代，不过青铜铭文对社会生活的记载虽然是有意识地想传之于后代的历史记载，但它的目的只是想炫耀和吹嘘自己家族的荣誉，而且它也只是不成系统的不连续的片面的记载；到春秋时代，各国才开始出现系统、连续但却极粗略的历史记载，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春秋》经文；到战国时代，历史记载进一步完备，但历史之最终灿然大备则是秦汉时代的事。可以说，我们现在的历史观念是兴起于春秋，确定于秦汉。
不仅历史大备于春秋战国秦汉之际，而且神话人物及其传说也是到春秋战国时期才勃然兴起的。甲骨文中的神除却自然山川日月之神外，其实都是殷人的各代祖先，甲骨卜辞的记载，都是他们向自然神与祖先神请教的实打实的记载，对殷人来说，传说人物是不存在的。西周时期，《诗》、《书》和《易》中所载的古史传说仍然极其疏阔，所涉及的人物只有禹、启、桀、有娥、玄王、汤、姜螈、后稷、文王、伯夷、商代诸王以及蚩尤、重、黎等数量有限的一批人，其事迹也很简略，而且除最后三个人物外，前面的人物大概都是历史人物，有明确的来历，只有后面的蚩尤、重、黎三个人是新人物，因而具有神话传说的色彩。也许可以说，《吕刑》中的记载是中国神话传说的开端，而《吕刑》的年代在西周中期的穆王之世。到春秋战国，关于上古的故事、人物和传说就越来越繁复、周详，并形成体系。刘起钎先生在《我国古史传说时期综考》一文中对此已有最权威而慎密的考证。
所以，不仅有意识的历史记载是在春秋战国之时出现的，而且补上古历史空白的神话传说也是和历史同时代的产物。它们之同时大备于这一特定的历史时刻，绝不是偶然的，而都是顺应时代的呼唤应运而生。“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顾颉刚先生于一九二二年提出了这样一个振聋发聩的论断：“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古史辨运动从此出发，彻底动摇了以儒家思想为脚本的中国上古史体系，它对于去除儒家传统思想的意识形态遮蔽，厘清我们关于中国历史发生、发展的观念无疑具有永久的贡献和意义，至少我们现在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人现在的历史观念是在春秋战国之世形成的，而且我们的从那时形成到现在仍然没有明显变化的历史观念是伴随着形形色色、真伪莫辨的众多古史体系一道产生和出现的。古史辨运动的不足之处在于认识到古史观念及其体系发生、形成的秘密之后，不仅简单地把这种他们名之日“作伪”的古史体系全盘否定了，而且进一步由此否定中国上古文化存在的真实性，他们没有对古人的历史观念及其古史造作进行具体地历史地分析，其实“作”并不一定意味着“伪”，“作”亦必有其来源，我们绝不能因为儒家以其对历史的理解对历史进行了遮蔽就否认历史的存在。重要的是去蔽，并在去蔽的过程中重建历史，这个过程既是一个对儒家历史概念批判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重新建立历史概念的过程。“推倒”是为了“重建”，古史辨只是推倒就算，不仅广招诟病，而且也没有真正地完成“推倒”的工作，这一点引人深思。
春秋战国时代历史与神话传说的同时兴起最主要的原因是新的人与人之间的总体纷争问题出现之后，不仅传统的祭祀与占卜的老办法已经明显地过时，而且周初的尝试性的“德治与礼乐”亦已崩坏，对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有新的智慧，所以人们纷纷转向过去以寻求关于当下生活的智慧，于是原来隐而不显的对过去的零碎记忆纷纷呈现出来，经过各家有意无意地加工整理而不断系统化并成为诸子百家各张其说的理论根据。无论儒、墨、道、法，还是其他各家，无不以他们对于历史的某种理解来作为其政治主张的根据，只不过不同的学派对于历史作出了不同的说明和阐释，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正是在对古老传统的各种众说纷纭的解说中轰轰烈烈地展开其思想进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