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国志·蜀志》载：“武都有一丈夫，化为女子，美而艳，盖山精也。蜀王纳为妃。不习水土，欲去。王必留之，乃为《东平》之歌以乐之。无几物故，蜀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担土，为妃作冢，盖地数亩，高七丈。上有石镜，今成都北角武担是也。后，王悲悼，更作《臾邪歌》《陇归之曲》”。这段故事的时代背景早在东周显王（姬扁）在位年间（公元前368—前321年），“武都”作为行政机构设置的名称，则在西汉初年就见诸于史籍了。
《汉书·高后纪》记载：“高后二年正月乙卯，羌道、武都道山崩。”《汉书·五行志》也载：“惠帝二年春正月，武都山崩，杀七百六十人，地震至八月乃止。”说的是公元前193年和前186年陇南一带发生地震，武都道山崩，地震造成760人死亡。
“道”是秦汉时中原王朝在边境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县级行政管理机构。武都道建于何时，史书无明确记载，但最晚当在惠帝二年（前186年）之前。刘琳在《华阳国志校注·汉中志》中认为：“武都疑秦已置县”，有可能在公元前279年秦国置陇西郡时，与故道、下辨道、上禄道等同置。
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中央政府在“广汉西白马设武都郡”，属益州刺史部。《蜀鉴·卷九·西南夷本末》说：“元鼎六年置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武阶备志·卷三·郡县治城邑考》说：“武都故城在成县西，古白马氐所居，汉初置，武都之郡治也。东汉移郡置下辨，以县属之。晋仍旧。太和二年，杨定请置仇池郡，遂没于氐。魏克仇池，置镇，改南秦州，又该渠州。正始初，后为南秦州，即《魏书》所谓骆谷城也。其后移置阶陵，此城遂废。《通志》云：‘仇池在西和县南百里。’《旧志》云：‘洛谷在成县西八十里，即故武都也。’”《武阶备志·卷一·山水部》“仇池”说：“仇池山在成州上录县南。按《汉书》志：武都天池大泽在县西。颜师古注，以有天池大则，故谓之都。”《甘肃通志·卷二十三·成县古迹》条说：“武都故城在县西，古白马氐地。《前汉书》：武帝开白马氐，分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土地险阻，居于河池，一名仇池。晋仍为县，亦属武都郡。”东汉时，武都郡隶属凉州刺史部。三国时期，武都郡属蜀汉益州辖地。西晋时期，武都郡属秦州统辖。东晋十六国时期，武都郡先属仇池国，后归前秦政权统辖。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武都郡迁至石门县（今武都旧城山），太平真君九年（448年），置武都镇（镇置石门，管理数郡军事），辖武阶郡（郡置今武都桔柑乡大安庙）、修城郡等。齐时改称武阶郡（郡置旧城山）。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一年（公元497年），武都镇、武阶郡属梁州。西魏文帝大同十二年（公元546年）属南秦州管辖，北周闵帝天王元年（公元557年）置武州（州、郡同治今武都旧城山），领3郡11县。隋代，武都郡（置将利，今旧城山）辖将利、建威、复津、盘堤、长松、曲水、正西等地。唐代改称为武州，属陇右道管辖。唐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属吐蕃管辖，唐昭宗景福元年更名为阶州，移治兰皋镇（今康县大南峪），至后唐长兴二年（公元931年），这里一直是阶州治所在地。
后唐长兴三年（公元932年），阶州州治由兰皋镇迁福津县（今武都三河乡）。《武阶备志·卷三·郡县治城邑考》“阶州”条说：“阶州，《禹贡》梁州之城，周秦为白马氐地，后汉移郡治下辨。下辨，在浊水之滨，一曰武街。”
如果说，我们仅从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中央政府在“广汉西白马设武都郡”，陇南第一次进入中原王朝统治版图这一确切纪年算起，“武都”较“阶州”都要早1003年，又何以“武都古称阶州”呢？
此谬在陇南市政府所在地武都流布较广，贻害匪浅，如果非要说这句话，我们不妨变通一下：“今之武都，历史上也曾称为阶州”，即可。
2、“陇南是甘肃省惟一的长江流域地区。”
这是个很简单的常识性错误问题。犯错的原因也简单：甘肃省大多水系流进了黄河，黄河干流亦横穿省会兰州。“河”意味着北方，“江”却代表着南方。陇南气候温和，陇南的三大干流：白龙江、白水江、犀牛江（在陇南境上游称西汉水，中游谓犀牛江，下游叫嘉陵江）最终都流进了长江。说“陇南是甘肃省惟一的长江流域地区”这句话的时候，陇南人心里美滋滋的，别提有多骄傲多自豪了。但问题是，陇南河水最大、流域面积最广、境内流经最长的白龙江，其源头却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境内，更何况白龙江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迭部县和舟曲县也有较长的流经，怎能说陇南是甘肃省“惟一”的长江流域地区呢？
其实，这个问题只要翻翻《甘肃地图》就会一目了然的。说“陇南是甘肃主要（或重要）的长江流域地区”较为妥当。
3、“我们要结束陇南无铁路的历史。”
近年，陇南一直在和相关省市鼓呼着兰（兰州）渝（重庆）铁路的立项与上马开工，这对长期饱受交通困扰的陇南人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好事。因此，在政府和部门的各类文件、新闻媒体的宣传中，“我们要结束陇南无铁路的历史”这句口号便掷地有声，极具煽动性。
其实，陇南人——尤其是徽县、两当人比谁都清楚，陇南并不是“无铁路”，1956年通车的宝成铁路就是从陇南经过的。著名作家杜鹏程有篇美文《夜走灵官峡》，说的就是修宝成铁路时，发生在陇南两当灵官峡一带的感人事迹。另外，宝成铁路在陇南徽县嘉陵江（原谈家庄）、两当虞关设有小站，1958年10月1日正式开通客货营运（见《中国共产党陇南地区大事记》一书，p110，2003年7月版）。怎说陇南“无铁路”呢？
宣传归宣传，毕竟宝成铁路在陇南仅仅是擦肩而过，计划实施中的兰（兰州）渝（重庆）铁路，才真正是陇南的交通大动脉呢！
4、伏羲氏问题。
伏羲氏问题主要表现在对伏羲诞生地的“争抢”上。
由于文化旅游热的方兴未艾，一段时间，天水和陇南的部分学者对“伏羲诞生于天水”或“伏羲诞生于陇南”的属地问题，争论得不亦乐乎。
天水学者举证较多。如：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说：“太昊帝庖牺氏，风姓也，燧人之世有巨人迹出于雷泽，华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羲于成纪。”唐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说：“太暤包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等等。大地湾古人类遗址群，占地面积110万平方米，是比半坡遗址还早的新石器早期人类遗址（距今7800年前）。遍布台地的半地穴建筑、地上群体建筑，特别是占地600平方米的超大型议事厅建筑，以及窟址、墓葬，以及罐盆碗彩陶器、刀斧铲砍石器、地画和灰泥，是远古文化最富智慧的创作，是先民如日中天发展史的礼赞。这和三皇时代同期，可说是伏羲部落与传说吻合、发端于此的实证。他们认为，大量史籍文献和现代考古成果无可争辩地证实，伏羲的诞生地“古成纪”，其中心就在今黄河流域渭水上游的天水市境内（一说今清水县即古成纪）。大地湾遗址一带，至今依然存在的女娲祠、“羲皇故里”砖刻、“娲皇故里”牌坊、白蛇碥、葫芦河、伏羲庙、画卦台，以及以伏羲风姓命名的风沟、风茔、风谷、风台等等，为研究伏羲文化提供了无数有力的物证。天水境内出土的两件珍贵罕见的人面鲵鱼（原始龙）彩陶瓶与伏羲“人首蛇身”（龙身）惊人的相似；对照著名的秦安大地湾遗址，都为天水即“羲皇故里”做了最好的诠释，也充分展现了这一地域是中华祖龙的发祥地。天水是由周易八卦直接衍生的，即“天一生水”之谓。1992年8月13日，国家主席江泽民视察天水，参观伏羲庙后，欣然挥毫题词“羲皇故里”。大量事例证明，天水才是伏羲氏的真正诞生地。
有的陇南学者则坚持认为，《路史》有伏羲“生于仇夷（仇池），长于成纪”的记述，况且，陇南市西和县仇池山上有伏羲崖，当地也有伏羲氏诞生于伏羲崖的传说。仍是书证、物证具存，“伏羲诞生于陇南”可谓是“名正言顺”的。
不过，也有部分陇南学者对伏羲氏诞生之地与天水学者的争鸣有较为客观的看法。他们认为，伏羲氏诞生地史载有三：一为成纪说，《三皇本记》主之；二为雷泽说，《帝王世纪》主之；三为仇池说，《路史》主之。而这三说并无特别大的矛盾。《太平御览》引《遁甲开山图》说：“仇夷山四面孤立，太昊之治伏羲生处。”《绎史》亦云：“九夷山，四面孤立，太昊之治世。”“九”实为“仇”之误。《帝王世纪》所谓伏羲“母曰华胥，燧人之世，有巨人迹出于雷泽，华胥履之有娠，生伏羲。”文中“雷泽”其实就是仇池，《汉书》就把仇池称为“天池大泽”。《三皇本记》载：“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仇池距成纪约二百余里，同属陇之南，笼统言之，并无不可。所以，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伏羲生于仇池，长于成起（纪）”（《路史》），“徙治成仓”（《路史》，成仓今宝鸡），“卒于宛丘”（《文献通考》。宛丘即河南陈州）。这就是说，古代以“伏羲氏”为号的这一氏族发祥在今西和、天水、秦安一带，然后逐渐东迁、南移，与其它氏族融合，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见《西和快览·历史人文·仇池伏羲之乡》）
众所周知，伏羲氏，有的称为宓羲、庖牺、伏戏或牺皇、皇羲，也有说伏羲即太昊的，本姓风，居三皇之首，相传其人首蛇身，与妹女娲成婚，生儿育女，是中华民族敬仰的“人文初祖”。相传他根据天地间阴阳变化之理，创制了八卦，还模仿自然界中蜘蛛结网而制成网罟，用于捕渔打猎。如《易·系辞》记载：“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罔罟，以田以渔。”关于伏羲氏的记载在古籍中常见，但又说法不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