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思想促成了源远流长、未曾间断的合作史迹。仅以合作金融而论，很早在中国的民间就流行着“合会”的合作形式，形成一种至今扑不灭、压不死的传统。可惜我国尚无一部完整的《民族金融资本发展史》，于是关于合会的起源仍然淹没在一大片故纸堆中。但无论如何，至隋唐时期，合会已相当发达，是城镇、乡村平民解决生活与经营活动的融资问题的一种主要形式。
合会的组织过程一般是：先由一位需要现金的人主动邀集若干亲友组成一会。主动提出的人叫做“会首”，被邀请的人被叫做“会脚”；也有一种情况，就是会首邀集数人为会总，再由会总各自负责邀集会脚数人。合会组成之后，第一期按规程，各会脚交集现金若干，凑成一笔整数归会首（即需现金而提出集会者）收起使用。以后每期都由大家分别纳出若干金额，交给一位还未曾得会的人收得，直至全体会众轮流了一转，都已得会，这一合会的生命便告终止了。至于其还本付息的方法，是先得会者逐期付出的数目为多，因为先得会者付出的数目含有还本加利的意思，后得会者收得的数目含有本利并收之意；前者为整借零还，后者为零储整收。
作为农业社会，其行政管理机关很不在意对工商各业的登记。历史上对合会就没有登记制度，任其自生自灭。可是在农业社会，正是由于有合会的存在，才一定程度上抵御了高利贷者对平民的盘剥；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自耕农的生产与交换的资金需求，维护着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
合会是真正的合作金融组织，几千年来遍及城乡的这种金融组织至少体现了以下特点。第一，它以自愿和互助为存在的根本原则，虽然不知道自觉奉行什么严格的合作主义宗旨，但它体现的是真正的合作。第二，人格信用是合会之能够兴起与存在的根本保证，一个人格信用不够的人，他要邀集他人和他做会，是得不到响应的；会中成员如果有失信的记录，那么他将可能永与合会无缘，到处受到拒绝。第三，合会体现着弱小者的联合，会员不以放贷取息为目的，而以共渡难关为指归，这与大资本之间的联合是有本质区别的。第四，合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劳力的结合”而抵御着资本社会对民生的挤逼。
合会的缺点也是明显的。第一，合会的组织是偶然的、分散的、不系统的，往往是全体会众轮流一转即宣告解散。因为合会不像一般工商企业一样是常设机构，大多数没有持续性，使得合会一直就不是社会经济中一种持久而稳定的组织力量，从来没有形成过行业公会。第二，我国自古就没有一部保证经济公平与秩序的《商法》，但在西方，威尼斯共和国早在十四世纪就产生了完整的《商法》，构成了现代《民法》的基础，所以我国的工商业活动长期无法可依，至于具有不稳定性的合会，更没有管理法规。第三，由于遍及城乡的合会分散存在，不成体系，政府也没有把它们联合起来的意识，所以在古代，政府要贯彻政策性金融，往往只好通过设立专门的金融机构进行。例如北宋时期王安石为推行青苗贷款，专门设立因利局发放和管理款项。春耕前，政府把购买种籽等等的费用以贷款形式发放给农民，约定秋收后连本带利归还，但农民们深深知道，种田利润不大，归还贷款后就所剩无几了，所以贷款的积极性并不高，此时政府便强制放贷。特别是遇到荒年，政府收息并不稍减，往往弄得怨声载道。而且政府贷款在基层的管理权往往落在豪吏和劣绅手中，使得政府贷款扶助农桑的作用很小，而恰成他们盘剥齐民以肥己的工具。王安石的好意却造成一种扰民之政。这种情形对民间自发自愿的合会有什么影响呢？主要是家家都有青苗贷款，都对官家负债，其结果民间闲散金钱甚少，做不起大规模的合会，以致经济肌体自然需要的合会的规模与数量，因政策的干扰，被迫减少了。这个历史案例，以及本文后面还要提到的若干中外史实，都证明一个道理：政府扶助农桑的资金如果不与具有自愿性质的民间合作组织相结合，往往事倍功半，甚至成为不公与腐败的渊薮。
其次，我们反思一番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合作金融运动。
中国开始大规模向西方派赴留学生的时代，正值西方合作运动如日中天。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知识分子痛感平民在资本社会中生存斗争的惨酷，于是纷纷设计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合作成为众所瞩目的救世良方。这是继圣西门、傅立叶、欧文、雷发巽等等之后的第二次合作高潮。应时而生的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成为这个运动的圣经。那时中国派往西欧的留学生，有些人就把志业放在研究合作主义上，薛仙舟就是一个典型。如今人们知道薛仙舟是复旦大学商科的创始人，但很少研究他当年从德国学成银行科归国后所从事的合作运动。1919年薛仙舟联合一些大学教授和学生创办“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这是知识分子从西欧移植合作金融之始，此后，由知识分子主持的各种合作金融机构一时盛大，最著名的是华洋义赈会。这个会原来是为赈济1917-1920年间南方水灾和北方旱灾的灾民而设立的，由中外慈善团体合办，也接受社会捐助。到1921年秋天，灾害已明显过去，华洋义赈会尚有余款，当时已有合作银行的榜样在前，于是总会集合全国各地的赈灾余款，用合作社的办法履行“预防灾荒，改良民生”的任务。当然还有在日本“土还主义”影响下，梁漱溟、晏阳初等人搞的乡村改良实验。
这场由知识分子鼓吹的合作运动，轰轰烈烈进行了十年，到三十年代初就被表面上削平军阀、统一中国的******政府所关注，制订了合作社法，组建了系统的管理机构，主其政的便是陈果夫先生。据许多同代人的回忆，陈果夫先生倒是个蔼然长者，但他以行政方式组建和管理信用社确实产生了不少弊端。根据当时国民政府的一纸政令，信用合作社迅速在全国行政村镇间铺开了，但这就伤害了合作社的根本原则——自愿联合。靠行政力量组建的合作社往往被乡间权吏霸占，成为他们的小金库。而在信用合作社中参股的地方豪商，使合作社完全变味，成为这些豪商资金周转的现金库，而一般平民从中能够享受到的益处甚少。政府扶助农民的款项，通过这种变了味的信用社逐级发放，恰好是一个漏斗，漏进了权吏豪商的腰包，而下达于一般平民的资金已少之又少。无可否认，合作社在三十年代蒋宋美龄主持的新生活运动中，在八年抗战中，确实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改良民生、救济民困的作用，但比起由豪强霸占所引起的坏作用，其成绩实在也就不算什么。当时的国民政府树为榜样的是******主持的“赣南新政”，行政力量组建的合作社的优缺点在这场持续十多年的“新政”中均充分地表现出来了。可惜这个历史案例，史家们对它还缺乏深入的研究。我们初步的认识是，“赣南新政”中的经验教训对当今的新农村建设仍有借鉴的意义。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合作金融运动由知识分子倡导到政府管理，这两个阶段都值得认真反思。最值得肯定的有两点，一是强化了合作金融的持续稳定性，使合作机构成为常设组织，成为一种社会力量，有意识地而不是偶然地、分散地在社会经济肌体中发挥作用。二是尝试对合作金融进行立法管理，使合作社具有法定的地位，服从于国家法律所规定的设立条件、运行规则和退出程序，不再无法可依，自生自灭。
但这场运动留下的教训也是很沉痛的，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提倡合作主义并且躬行合作运动的知识分子，大多不了解中国源远流长的合作传统。也就是说，他们在思维方法上具有当时思想文化界的通病，即不知道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传统的“更化”，而误以为西方的东西可以原款移植到中国。这批大勇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求学时代尚未涉足中国社会就出国深造，对中国的传统不免是隔膜的。中国传统的合会有它的精髓，要言之，就是自愿、会员彼此认同、弱小者联合、互助等这些自然形成的优点。知识分子引进合作主义，未始不抱着善良的用心，但他们不自觉地以救主的面貌出现，平民便不免处于“失语”的状态。知识分子固然把平民们按行政村社组织起来了，但平民们并非自愿地处于同一个组织中。但在合会时代，会员必须互相认同对方的品质、信用，甚至要认同相互的脾性，这样一来，合会虽然规模做得不大，但它的运转是良性的，风险是很低的。反观强制组织起来的合作社，往往是一个行政村镇的人全部参加，那么社员的互相认同度很低，直接伤害了自愿的原则。可是那一代知识分子激进到不讲道理，他们一旦认定合会规模小、分散存在的诸多弱点，便急躁地把澡盆中的孩子——自愿原则一起倒掉了，也就是宣布了传统合会灵魂的死刑。信用合作社的藏污纳垢自此开始，豪横奸猾势力逐渐操纵资金和社务，终于导致崩溃的结局。
知识分子自以为在移植德国先进的合作组织，其实他们对人家的认识也仅是皮毛而已。德国的合作组织以雷发巽（Raiffeisen）名义下形成的合作社体系为最大，雷发巽合作原则渗透德国城镇乡村，几乎每一个村镇都有雷发巽式的信用合作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至今这半个多世纪，更发展成雷发巽银行，机构广布，是德国最有影响的合作银行。雷发巽作为教师，看到平民受灾后的窘困，最初组织合作社时，他并不让平民处于“失语”的状态。他阐述他的设想，彼此沟通，相互认同，愿意合作的乡民不妨走到一起，按他的合作制原则组织生产、交换，社内进行信用放款。他的信用合作社成功了，其它的乡民看到了它的实际成效，于是纷纷按雷发巽的原则也去组织合作社了。这个前提，仍然是自愿。雷发巽式信用社所以能够遍布于德国城乡，得力于雷发巽的原则，而不是得力于雷发巽个人的组织能力。每一个社的组建，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就是自愿。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传统的合会，不也是把自愿，即会员的彼此认同当作根本的前提吗？原因无它，人性使然。我国的知识分子在移植雷发巽合作社模式时却抽掉了，至少是淡化了自愿这个前提，所以合作社在移植之初就埋下了分崩离析之因。以我们今天的眼光评量，当年知识分子看西方之先进，固然只看到了一些皮毛；但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他们出于救国之忱而对中国传统的全面否定，这是百年知识分子的致命之病。由于不知自己民族传统的精髓，例如不知合会的自愿原则，所以在设计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时就不知道：退回传统，汲取传统的优秀价值，同时广借他山之石，才是一种复兴之道。由于不知道或不肯认可传统，那就更谈不上对传统的“更化”了。一滴水显太阳，我们看到，百年文化的失误，在合作金融界也是同样存在的。
第二，政府用行政力量拔苗助长，无助于合作金融的健康成长，反适足以害之。三十年代，当时的国民政府号称以民生为务，对于乡村和城镇经济，认为可以大借合作之力以求发展。孤立地看，这种制策思路无可厚非。但制策之成功，其前提是民间确有合作的动力，平民确有合作的能力。合作之花的肥沃土壤永远在民间而不在政府。当政者和知识分子都视农民为一个自封而愚陋的阶层，不知道合作的好处，所以需要他们救主式的站出来提倡和组织，殊不知民间不具备合作的条件乃是根本的原因，唯条件存在的情况下，农民才可能觉悟，当政者与知识分子的提倡才有效果。这些条件包括：比较充裕但处于分散状态的民间资金、安定的民生环境、国民的诚信品格等，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乡民们宁可局限于本家与亲戚间的合作，而不愿把合作范围扩大到一般的乡民。而当政者与知识分子的努力却正是要按行政村社把大多数、甚至全体乡民拢在一起，组织大社，拔苗助长。对于这种以行政手段组织合作社的方式，诚实的乡民心存疑虑，而道德低下的乡民先就存了一份浑水摸鱼之心。这种鱼龙混杂的合作组织，其结局必然与组织者当初的一片好心相违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