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蒙古汗国建立之后，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所进行的国内民族战争，最终完成了祖国的统一大业，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一、当时国内的分裂割据局面
自唐末以来，中国北方就陷入了割据状态。936年，契丹族占据了燕云十六州后，白沟河便成了辽朝、北宋两个政权不可逾越的鸿沟。12世纪初，女真族势力从“白山黑水”南下，把当时的中原大地又从淮河中流拦腰切断，分成两个天下，对峙起来。此外，党项族所建的西夏占据着今宁夏及甘肃河西等大片地方。契丹贵族所建的西辽占据着今新疆西部及其以西地区，畏兀儿役属于西辽居于天山南北。还有以今白族为主体建立的大理国，在今云南及四川南部、贵州西部存在达数百年之久。青藏高原上的吐蕃，自9世纪吐蕃王朝崩溃后，便处于“种族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矣”的分裂状态。
这种四分五裂割据的局面，严重阻碍着我国境内各民族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此疆彼界隔断了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相互之间不得交往，甚至对立，这对哪方都不利，势必严重影响社会发展。各族统治者发起的征伐和攻掠，更给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极大损失。例如金朝对蒙古每三年一次大出击，谓之“减丁”，就是怕蒙古族壮大发展起来。辽、金在北方相继崛起以后，一步步向南逼迫宋王朝，到12世纪中叶，终于造成宋、金划淮为界、南北对峙的局面。由于彼此间正常的经济、文化交流被中断，致使千里长淮人户萧疏，蓬蒿遍野。同时，双方的统治者为了打仗和抢夺，又都把矛头对向人民，不断进行镇压和搜刮。
例如金朝除“正税”外，仅众多“杂税”中的“军需钱”一项就可见其搜刮之一斑。1136年金世宗因“南征”军队每年所需军费1000万贯，官府只备200万贯，其余800万贯则向官户和民户征收。各地元帅府的开支本来就毫无节制，此项“军需钱”实行后，都以此名义向百姓勒索。金世宗初年就曾以血腥屠杀和“招抚”两种手段，把汉族、契丹族等农牧民起义镇压了下去。但从1171年以后，农民起义的斗争烈火又不断燃烧起来。例如大名府李智究起义，1172年冀、同、鄜、潞、绛、解等州农民起义及恩州、献州、密州等地农民起义等，都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不仅起义领袖被杀，就连各地村庄百姓也“连十数村屠之”。
西夏割据势力一开始就是依违于南北两大势力之间，利用这两大势力间的矛盾来维持自己，它的长期存在加深了国内的分裂与混乱局面。西夏建立以前，元昊就采取联辽抗宋政策，为扩大疆域和掠夺财物，多次发兵攻宋，加之北宋统治集团的腐败和退让，更助长了元昊的掳掠和扩张气焰，元昊立国后的第二年，一面逼迫宋朝承认西夏的地位，一面大举进攻宋边，“元昊虽数胜，然死亡创痍者相半”，给各族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元昊采取联辽抗宋政策，只不过是临时性措施，两国最高统治者都有扩张和掠夺的野心，互相间的矛盾和战争终是不可避免的。例如1044年辽兴宗亲征西夏，大败西夏兵于贺兰山北，元昊请和未果，遂退兵近百里，每退三十里，便将周围数十里田园烧尽，使辽军兵马无所食，然后又回军打败辽兵。1049年，辽兴宗乘元昊死再次亲征，西夏屡败，辽军包围西夏都城兴庆府后，纵兵烧杀抢掠。其后在西夏与北宋之间不断进行战争之时，辽朝统治下的女真族日益强大起来，当1115年女真族首领阿骨打建立金国以后，西夏又采取了援辽抗金的方针，因屡败于金军，辽朝灭亡之势已不可挽回，西夏崇宗遂遣使持表，向金称臣。西夏依附金朝以后，利用金、宋交战的可乘之机，不断扩大疆域，强盛时割据的疆域包括了今宁夏全部、甘肃的大部、陕西的北部、内蒙古的西南部、青海的东北部等，“方二万余里”。西夏依违于辽朝与北宋、金朝与南宋的南北对峙之间，存在时间达190年之久，它的存在确实加深了国内的分裂与混乱局面。
当时除金和西夏外，势力较大者当算西辽和大理两个割据政权。辽朝被金灭后，辽宗室耶律大石率部西去，在今新疆及中亚一带建立了一个继续辽王朝的政权，史称西辽。1124年耶律大石率“铁骑”200离开辽天祚帝西行，当时西北地区仍归辽朝统治，金军势力尚未能到达，西北边地的大量马匹为耶律大石利用，“松漠以北旧马，皆为大石林牙所有”（耶律大石曾官擢翰林应奉，契丹语以翰林为林牙，故亦称大石林牙）。耶律大石从夹山（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西北）北行三日，渡黑水（今内蒙古百灵庙北的艾不盖河），至白达达部（即后来的汪古部），辽朝地方首领献马驼羊，再西行，至辽朝西北军事重镇镇州（古回鹘可敦城，约在今鄂尔浑河上游），耶律大石在此召集了威武等7州及大黄室韦等18部首领大会，遂得精兵万余，战马万匹，畜产甚众，置官吏，立排甲，具器仗，重建起一个军事政权。1125年乃率原属辽王朝的部分西北戍军以及突厥、蒙古、党项等族的不少部众，假道西州回鹘（今新疆吐鲁番）政权的辖境，继续西进，回鹘王毕勒哥献马600匹、驼100峰、羊3000只，并“愿质子孙为附庸”，送至境外。耶律大石沿途“所过，敌者胜之，降者安之”，获马驼牛羊及财物愈来愈多，“军势日盛，锐气日倍”。路过唐时的北庭都护府境，抵达叶尼塞河流域的乞儿吉思居地，因遭乞儿吉思抵坑，耶律大石率众西渡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到达叶密立（今新疆额敏河流域），征服了当地突厥人约4万户。后由此北上，进入喀喇汗朝统治下的“七河地区”，并攻占了八刺沙衮（今中亚楚河南托克马克城东南），然后西进至寻思干（今中亚撒马尔罕），并占领之，在此驻军90日，附近各国皆来降附，贡献方物。其后又向西攻占了起儿漫（在撒马尔罕与布哈拉之间）。1131年，耶律大石在文武官员拥立下称帝，号古儿罕（亦作菊儿汗），群臣复上汉族尊号天祐皇帝，册元妃萧氏为昭德皇后。翌年班师东归，定都八剌沙衮，改名为虎思斡耳朵。1132年，命兵马都元帅萧斡里剌等率骑7万东征，先后征服了喀什噶尔、斡端（今新疆和田县）及西州回鹘首府和州（在今新疆吐鲁番市西南），并派遣一名“少监”专管回鹘事务。东进受阻后，这支西辽军队又掉头西征，最后征服了阿姆河下游一带的花剌子模，使之成为属国。耶律大石于1143年死后，传三世至耶律直鲁古时，招原乃蛮逃亡王子古出鲁克为驸马，结果被古出鲁克执杀而夺其位。
以今白族为主体割据云南所建立的大理国，到忽必烈平定大理为止，存在300余年，若上溯到前面南诏政权，前后存在共达500余年。白族的先民，史称“滇僰”、“叟”、“爨氐”、“西爨”、“白蛮”、“白人”、“僰人”、“阿僰”、“僰爨”、“民家”等。本族曾自称“僰子”、“僰儿子”、“白尼”、“白伙”，意为僰人或白人。所谓“白蛮”与“乌蛮”，西爨被称为白蛮，东爨被称为乌蛮；白蛮经营农业，乌蛮以畜牧业为主；白蛮妇人着白衣，乌蛮妇人着黑衣；白蛮文化发展水平比乌蛮高。
西汉初，夜郎以西分布着“以十数”名称不同而族属相同的各有“君长”的“同姓”部落，其中以“滇”部落为最大，史称“滇僰”，是最早居住在云南境内的“僰人”。“滇”、“滇僰”与东汉至西晋时的“叟”、南北朝时的“爨氐”、唐代的“白蛮”之间，有着族属上和文化上一脉相承的关系。8世纪30年代，唐朝为了防御吐蕃，扶植“乌蛮别种”南诏合并六诏，统一了洱海地区，建立了以白蛮文化为中心的南诏奴隶制政权（“诏”即大首领、大酋长之意。“六诏”即蒙嶲诏、越析诏、浪穹诏、邆赕诏、施浪诏、蒙舍诏）。六诏中的蒙舍诏，居地在其他五诏之南，故称南诏。南诏政权是以乌蛮蒙姓为王，白蛮大姓为其辅佐。南诏的始祖名舍龙，避仇家自哀牢（今云南保山县）迁居到蒙舍川，舍龙生子细奴逻，在唐太宗时蒙舍酋长张乐进求（白蛮大姓）让位给细奴逻。653年，唐高宗任细奴逻为巍州刺史，其后五诏与河蛮（西爨以外的白蛮部落）受吐蕃威胁，常弃唐归附吐蕃，南诏始终附唐，因而得到唐朝支持。713年，唐玄宗封南诏皮逻阁为台登郡王。737年，皮逻阁战胜河蛮，取太和城（今云南大理县），次年，唐玄宗赐名皮逻阁为蒙归义，进爵为云南王。
738年，唐朝支持皮逻阁出兵统一了六诏，成立南诏国，次年，皮逻阁迁都太和城。748年，皮逻阁死，其子阁逻凤继位，阁逻凤征服西爨后，将20万户白蛮强迫迁至滇西，又将乌蛮移居于西爨白蛮故地，南诏王室到后来已经白蛮化了。南诏王自细奴逻传至末主舜化，共13王247年，其中有十个王接受唐朝封号。若从738年皮逻阁统一六诏到902年权臣郑买嗣灭南诏，也存在165年。五代时期，云南相继建立过郑氏“大长和”国、赵氏“大天兴”国、杨氏“大义宁”国三个短暂的政权。
937年，白蛮贵族联合滇东黑爨等37部攻灭了杨氏大义宁国，建立大理国。大理国疆域与南诏国略同，实际势力却局限在以洱海为中心的云南西部。大理国由于实行了“更易制度，捐除苛令”的改革措施，同时也不再像南诏那样向外攻掠了，所以洱海地区生产力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大理国王不断向宋朝称臣纳贡和要求互市，宋朝曾册封大理白万（白王）为“云南八国都王”。从南诏以至大理这一割据政权，存在长达500余年，唐宋两个王朝都无力改变这个分裂局面。
吐蕃王朝崩溃后的四分五裂、小邦林立情况，本章第三节已有详述，兹不重复。畏兀儿役属于西辽，也成为半独立的地方势力。
综上可见，实现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已成为历史发展的需要，已成为各民族人民的共同愿望。谁能完成这一历史使命，谁就将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做出贡献。
二、蒙古族杰出领袖完成祖国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