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这样悲壮的仪式，用音乐、哀歌加上死者的遗像、旗帜、服饰，统一一致的行动，营造了某种特别打动人心的悲情气氛。人们在这种哀悼死难者的仪式中，人类根深蒂固对死的悲哀，在仪式中被唤醒，在仪式中被传递感染。死者的死，在道德化仪式化的鼓噪中，被升华，人们由对死的悲哀，转化成对死者道德的推崇，具体说，就是对死者爱国情操的推崇，紧接着，人们对死者哀悼，顺理成章地转化为对制造死亡罪魁的愤怒。混合了愤怒的悲哀，制造出一种极其悲怆的氛围，即使对运动不甚热心的人，只要进入这个氛围，也不可能不被感动，“极形一种悲天悯人态度”。
悲情是保持运动气势的必要条件，也是激发群体冲动的燃料。在很多群体事件的场合，政府方面的镇压或者遏制，都是运动骨干人员制造悲情的原料，只要这种镇压没有到开枪杀人的地步，就永远是群众悲情的原料。如果真的开枪杀人了，悲情则一时间会更浓烈，只是强力压制会让大多数人因畏惧而退缩。反过来，如果政府方面保持克制，那么运动中人就会特意前去挑衅，通过营造出来的被捕，被打，甚至被杀的悲惨情节，再加以渲染，达到动员的目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郭钦光的死，被暧昧地表达为政府镇压的结果，这样的暧昧结果，不断增加。在各地的追悼会中，死者不断被添加进来，若干病死的、自尽的人，无论真假，包括受伤没死的，都当成死人或者烈士——被涂上一层为爱国、为抗争而死光环的死人和烈士，不断被推出来，悲壮的气氛，被越煽越浓。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学生涌上街头，用自己的“勇敢抗争”，跟军警冲撞，伤了最好，如果没伤，也要纠缠着非要军警逮捕不可，进了警察署或者军营，就不肯轻易出来。只要大批学生被捕的消息传出来，在任何一个发生运动的城市，都无一例外地成为悲情的燃料。虽然各地情况不一，但由于学生串联的结果，事实上各地的学生抗争，大体都是一个模式，以街头抗争逼军警出手，而出了手的军警行为，则顺利地化为进一步动员的燃料。在运动的当口，北京政府和各地的军阀，碍于体制也碍于运动爱国的道德氛围，根本没有可能放手镇压，因此，只能节节后退。
如果学生觉得这样的分散的抗争和悲情制造还过瘾，他们还会利用各种机会，掀起大规模的抗议浪潮，进一步激发人们的热情。济南的马良镇压事件，虽然没有敢杀学生，但杀市民也一样让人们愤愤不已。同样，湖南军阀张敬尧的统治，对于湖南人来说，原本就是强加于他们的北人“外来政权”，加上张敬尧的统治，也跟他的许多同道一样，任人唯亲，横征暴敛。尽管他的横暴也不为无由——湖南的战争状态尚未结束，南军尚未驱逐，境内还有诸多的北军，这些北军打仗不卖力，但占了一个地方，就地收税，张敬尧政令不出长沙，地盘小，既要养兵，又要自肥，自然统治就没法子规矩，连教育经费都要侵占。这样一来，张敬尧就成了激发湖南学生抗争的一个由头，或者一种机会，就这样，一波又一波地请愿，示威，“驱张”，“驱马”，就成了五四运动的一个个地方性的插曲。
国家节日，也是一种机会，五四运动延续到了双十国庆节，运动领导人准备利用庆祝国庆，召开大规模的会议，举行大规模的仪式，让运动进一步升温。但是，政府方面也担心学生利用国庆搞名堂，于是严加防范，一来一去，悲情又升温了。1919年天津的******，学生们就是这样度过的。据报道，天津******学生和各界人士4、5万人，在南开大操场召开共和纪念大会，其时也，主席报告开会宗旨毕，“军乐队奏国歌”，“人人脱帽欢歌”，升国旗，行三鞠躬礼，然后代表依次上台演讲。最后，大队人马在童子军和军乐队的先导下，出发游行。军警加以阻拦，不敢使用武力，自然阻拦不住，但消息传开，见诸报端的，却是军警的镇压，马队的冲撞，学生的受伤，甚至落水，“呼号哭喊之声惨不忍闻”。真实情形是否如此，不知道，但见诸报端的，就是这样的悲情惨剧。
悲情制造，是为了动员。有悲情的动员，事实上是在建构着剧场，上演戏剧，所有的参与者，都是剧中人，被彼此构造的剧情、营建的气氛互相感染着，不仅人变得激昂，而且也变得崇高，更加有道德感。有意思的是，运动的动员，在悲情制造过程中，人们除了自身的活剧，还在演出真正的戏剧，有剧本，有导演和演员的话剧。
学生们最喜欢演的戏，是朝鲜亡国的故事，这样的戏，他们编了很多。长沙高等工业学校学生组织新剧部，上演新剧《亡国鉴》，全剧分“朝鲜内乱、清兵平乱、东学党祸、伊藤开府以及韩人受虐、校长就义等十幕”。据《大公报》报道，演出时因为“情致逼真，演到沉痛之处，歌泣失声。场中观众二千余人，台下殿上场坪等处，无一插足隙地”。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演朝鲜的亡国悲剧，为的是让人们感触自己国家悲惨的命运，由己及人。五四运动的缘起，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因为学生们将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引申为中国将亡的悲惨结局，因此，他们在演绎朝鲜亡国故事的时候，往往刻意将中国失去山东和青岛联系起来，此时哀朝鲜，实际上是哀自己，通过对朝鲜的悲悼，渲染当下中国的亡国危机。这样诉说朝鲜亡国的戏，在扬州的上演的时候，叫《亡国影》，在浙江叫《朝鲜亡国恨》。天津女学生则上演了《安重根》，说的是朝鲜志士刺杀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的事，当时邓颖超还在里面当主角。
连当时的运动场景，都被善于编演的湖南学生编成戏剧，名叫《青岛风云》，全剧共分九幕：曹州教案，中德交涉，日德战争，中日交涉，烈士投水，欧洲和会，京校风潮，学生受辱，追悼郭生。据说，演出的时候，演员“意气极为激昂”，而观众“胥为感动，鼓掌之声不绝”。郭钦光的追悼会原本就有戏剧的成分，进入戏中，则是戏上加戏了。浙江嘉兴的学生，还排演了《中国魂》和《打倒卖国贼》这样的时事戏，到处巡回演出。专业的艺人也参与这种运动的戏剧的演出，北京相声演员编了讽刺爱国贼的相声《揣骨相》，上海中华永记大舞台在五四时期上演的滑稽戏，多为击鼓骂曹、火烧曹营、卖国求荣、张松献图，等等，每场的压轴戏，是有学生参与的《拳打金刚》和《爱国血》。据当时人回忆，虽然这些演戏的学生并没有什么演戏的经验，也没有什么人给他们以必要的指导，但演出效果却非常好。浙江嘉兴的教会学校的学生演《朝鲜亡国恨》，“演到最沉痛的时候，台上台下哭成一片，台下高呼口号，全场响应”。民国后期著名的报人徐铸成，五四时期在上小学。他回忆说，他生平第一次看“文明戏”，就是《亡国恨》。“有简单的布景，演日本人的，大概是披一条花布被面，腰里束条带子，就算和服了。”即便如此，“观众中也颇多流泪饮泣的，我也时时止不住泪水。更引起我注意的，是各处的墙壁上，还可以看到彩色纸写的‘勿忘国耻！’‘誓死抵制日货！’‘不要五分钟热度’等等的字条，还有用硝镪水写的英文标语，直到两年后，我才懂得它的意思，它还清晰可见，即使刷过石灰粉，不久它又显出来了。”政治化的剧情，简单的布景和装扮，粗糙幼稚的演技，加上周围的标语口号，这种戏剧跟艺术无关，但用来制造悲情，政治动员，却十分有效。
运动中的戏剧，有时会采用街头活报剧的形式，有点类似于抗战时期的《放下你的鞭子》，只是，在五四那个时代，这样的活报剧还不够成熟，演起来，悲情不多，倒是很有点搞笑。比如天津，自运动以来，警务处长杨以德一直是学生唾骂嘲弄的对象，在1919年学生纪念双十国庆游行遭到警察阻截之后，有的学生扮成杨以德的模样，双臂捆绑，背插亡命牌，上书“破坏共和殴伤学生杨以德”，在大街上巡行。一边走，一边有学生问扮演者话，一问一答。“杨以德，你今天为甚么被枪毙身死呢？我打学生了。你为甚么打学生呢？我被日本人唆使。你为甚么被日本人唆使？我受驻京日本公使小幡委托。你给小幡作面子，你不怕死吗？我受了日本人一百万的贿银。你受了一百万元，可将命卖了么？”这样的活报剧，给游行示威平添了诸多的笑料，也增加了刺激。
更多的悲情制造原料，来源于政府的镇压或者被传成镇压的行为。事实上，对于当时的北京政府而言，肯定不喜欢这样把矛头对准它的学生运动，更忧心运动扩散开来，会引发政局的持续动荡，因此，北京政府肯定要采取行动平息事件。但碍于体制，也碍于学生运动高调的爱国主义，加上中国人对于学生闹事的优容传统，无论北京政府，还是亲北京的地方军阀，都不可能真的敢对学生动武。即便如此，只要政府动一动，相关的镇压传言就会不胫而走。在很多情况下，明明是学生自找入狱，但逮捕学生的消息却满天飞，而且不断地被夸大，抓了1个，传成10个。人们只传抓，不提放，只要有学生被抓，就会传说他们受了酷刑和虐待。学生上街，只要受到军警阻拦，就会传说被军警殴打、杀伤，甚至传成学生被军警打死。在武昌因强行冲出学校被军警刺伤腿部的武昌高师学生陈开泰，到了相邻的湖南长沙，居然被传成已经死亡。北大病死的学生郭钦光，则被说成是被军警刺死。总之，一边是学生的无辜、无助和爱国热忱，一边是政府和警察的横暴与无耻卖国。只要学生们乐意相信自己人的话，只要市民同情学生，这些似真似假的传言，就会有人相信，只要相信，悲情就被制造出来了。
群体性的政治运动，无论有无领导中心，都必然需要动员，甚至是强力的动员，否则就难以成气候。有动员，就有权力技术，就有故意制造的仪式，有气氛的渲染，更短不了有流长飞短的谣言。谣言，是动员最有力的利器。有的谣言是发动者或者运动中人有意为之，或者制造恐怖，渲染政府的镇压，比如五四之后流传的关于政府种种要毁灭大学的留言、镇压的传闻。或者丑化对手，增加人们的仇恨，比如说曹汝霖家挂着日本天皇的像，比如马良主张中日合并。比如制造冤情，比如说学生被打被杀，在监狱里受酷刑，等等。也有的谣言，根本就是处于亢奋之中的群众自己无意识中生出来的故事，很多故事，传着传着，就变成了谣言，最典型的，莫过于关于日本人下毒的流言。这种流言，一时间在上海造成了民众极大的恐慌和对日本人的极度愤怒。
一场高调道德主义的群众政治运动，夹杂以种种似乎不那么光彩的权力技术、仪式煽情、谣言动员，其实一点都不奇怪。无论运动的目的多么高尚，参加者的动机多么纯洁，这种东西是都会存在的。因为，毕竟这样的运动，都是政府当局所不喜的，往往就是跟政府对抗的。面对握有武力的政府，随时有可能镇压的政府，一个人们不能完全预期其行为、带有武人****色彩的政府，运动的参加者无论理由多么正当，意志多么坚定，神经多么健全，但毕竟处于绝对的弱势，并或多或少伴随着一些风险，有时候，风险还经常被传言扩大。带风险的群体反抗，最大的安全系数，是参与的人数的众多，迫使当局碍于众多群众的压力，不敢轻易下手镇压，同时，参与人数众多，就意味着事情被闹大，闹大了影响就大，即使为了顾及中外舆论，政府想要镇压，也会有所顾虑。所以，运动只要一起来，动员更多的人参与，就是所有参加者自觉或者说无意识的一种冲动，为了动员更多的人，什么手段，似乎都是合理的。这就是群体性政治运动自身的逻辑，尽管这种逻辑有点让那些对这些运动满怀道德期望的人感到失望，但只要在类似的场合发生类似的事件，这个逻辑就会重演，除非中国真正进入了成熟的民主体制。
抵货运动的是是非非
五四作为政治运动，参加者意中的敌人，无疑是日本。所谓曹、章、陆者，在人们心目中，无非是助纣为虐的内奸而已。运动预先定下的文明基调，使得抗议的人们不可能采取别的手段来伤害敌人，因此，对日本唯一的抵抗，就是抵制日货。抵制日货是五四持续最久的抵制运动，大规模的运动一直持续到1920年一整年，个别地区甚至延续时间更长，对于一些人而言，抵制日货甚至成为一生的习惯。曾国藩的曾孙女曾宝荪回忆说，她小时候所在长沙艺芳女校，抵制日货的十人团，一直坚持了约30年，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才解散。当时参加抵货的人，往往特别强调不要忘记外国人讥笑国人的“五分钟热血”，一定要坚持下去。当年还是小学生的人，对五四的记忆，印象最深的，就是抵制日货。号称民国讲史第一人的著名史学家黎东方，时在扬州读高小，不仅参加抵货，把家里仆人用的日本牙粉扔掉，换成国货，还跟4个小伙伴，组成“醒华会”，跟在中学生后面上街嚷嚷抵制日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