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这个大流氓！”现在，斯大林知道自己对战争爆发时间的估计犯了一个灾难性的大错误。他曾同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和高级将领商讨过他的决定，得到了一致的赞同。其实，这些人都为斯大林所左右，对他迷信而失去独立见解，过分地相信他的过人智力和无上权威，很少提出不同意见，致使斯大林错误地判断了希特勒的意图，领导集体也被希特勒这个混世魔王欺骗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正面临一场空前浩劫的威胁！必须用战斗来保卫它！斯大林经过一番沉思，和政治局委员们商讨之后，发出了第二号命令，号召各军区、各部队向入侵者进攻，消灭敌人！然而，事实证明这个命令也是不切实际的。当时，希特勒的“闪电式”进攻，使红军正在混乱地退却，通讯联系中断，莫斯科和各部队、各军区一时无法联系，反攻是不可能的。
就这样，在战争初期，苏联受到了惨重的损失。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于苏联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给予坚决的支持和实际的援助。1941年6月23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向全党发出指示，号召组织广泛的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支援苏联抵抗法西斯的神圣战争，并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实际行动来援助苏联。
毛泽东指出：苏德战争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与社会主义反侵略力量之间的殊死搏斗，是两个敌对社会体系不可调和的斗争，苏联的参战大大加强了反法西斯阵营的力量，使全世界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迅速形成，鼓舞了世界各国人民为保卫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自由而顽强斗争！毛泽东的指示，正确地分析了形势，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声援了苏联人民的卫国战争。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延安整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问题，确认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王明、博古等人领导的党中央所犯的“左”倾错误是“路线错误”。一些受王明影响而犯过错误的同志陆续作了自我批评，王明却千方百计地推卸责任，拒不承认错误。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详细分析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及其根源，指出过去我们党长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这些主观主义者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实质是假马克思主义。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从理论上、政治上批判王明的路线错误。王明是斯大林在中国的代表、“钦差大臣”，因而，也是毛泽东第一次从理论上对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主观主义进行系统的批判。
王明不服。9月12日，王明在会上发言，不但没有作自我批评，反而坚持说“四中全会的政治路线也是正确的”，并且推卸责任，说他早在苏联的时候就反对博古的错误，说博古是“苏维埃后期最主要的错误负责者”。
王明的狡辩和反攻，说明要真正端正党风，树立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很不容易的，是要经过思想斗争的。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明确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主张。2月8日，毛泽东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号召全党一定要把党八股和教条主义等彻底抛弃，全党的整风运动从此就开始了。2月16日，王明在延安中央医院作了一首题为《忆牡丹》的七绝，诗曰：雍容傲骨岂凡流，荷菊梅兰未可俦。自是凛然争气节，独逢乱谄不低头。
普遍整风阶段刚刚开始，王明便感到很不舒服，住在医院，借物言志，通过歌颂牡丹的“雍容傲骨”及“独逢乱谄不低头”的气节，来抒发他对整风运动的对抗情绪。
整风运动如春风化雨，煦和感人。延安的机关、部队、学校、团体在整风中，学马列，谈体会，忆历史，论现实，有理论，有实际；既严肃认真，又生动活泼。王明感到，自己那一套教条主义的货色全完了，于是，在2月下旬，在中央医院又作了一首口语体的五言诗：《所谓整风运动》。诗曰：
名为整三风，实为行四反。一切为个人，其他都不管。
在诗后，王明还特地注明说：“四反”，即“反对列宁主义、反对共产国际、反对苏共和苏联、反对中国共产党”；“一切为个人”是指“毛泽东制造毛泽东主义，建立个人党内专制和个人军事独裁”；“其他都不管”是指“不管所谓整风运动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造成什么损害，也不管它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革命运动造成什么损害。”
这两首诗和后边的注释表明，王明不仅讳疾忌医，而且对医生恶意诽谤，对延安整风运动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肆意污蔑，所谓“行四反”，完全是恶意地诬蔑、诽谤，不值一驳。至于“一切为个人”、“毛泽东制造毛泽东主义”等话，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前面已经说过，当王明把他写的那篇《学习毛泽东》交毛泽东看过以后，毛泽东就说自己“理论一点不好，不要发表”。
1943年4月22日，毛泽东在致凯丰的信中又说：“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为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
直到1948年8月，吴玉章表示想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提出“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应“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毛泽东还不赞成。
他在8月15日致吴玉章的信中还坚持说：“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
这些事实说明，毛泽东当时没有想“制造毛泽东主义，建立个人党内专制”，而且一再反对这样做，反对这样的提法。王明的造谣诬蔑，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
1942年2月26日，周恩来找王明谈话，系统地指出他应该反省的问题，希望他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王明表面接受批评，背后又在捣鬼。1943年春，刘少奇回延安后，找王明谈过几次话，帮他认识错误，王明仍阳奉阴违。张闻天做王明的工作，王明挑拨说：“这次整风，主要是整我们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的，尤其是你，因为你的教条比我们更多。”张闻天回答说：“我们过去确有很多错误，应该好好反省，我这次出发同实际接触接触，得益不少。”王明又一次碰了钉子。实际上，延安整风运动，就是打破斯大林、王明教条主义束缚的思想解放运动，使人们从“国际路线”、“国际指示”的迷信中解放出来，从而树立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整顿学风，是整风运动的中心内容，是我们对待马列主义的态度问题，也是关系全党干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态度问题。毛泽东批判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指出：我们学习马列主义，必须“有的放矢”，“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列主义，我们是为着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去从马列主义中找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因此，马列主义的学风，应该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他又具体分析道：“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综合的研究，从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制定党的路线政策，做好各项工作，这才是党的好作风。
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观点，概括地说，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这是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主要目的之一。为此，他作了多年的努力，写了许多著作，从不同的角度阐述这个观点。早在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了要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口号，并且作了很有说服力的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
“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这里，毛泽东把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提得多么鲜明、多么深刻、多么迫切呀！然而，并没有引起全党的重视。所以，1941年5月5日，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在作报告时，又强调了这个论点。他说：“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在这里，毛泽东把斯大林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提，的确没有反苏和反对斯大林的意思，只是强调马列主义中国化，创造性地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