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肃反扩大化，伤了党的元气，大大地削弱了党的战斗力。****党内开展的肃反运动同苏联的肃反一脉相承。苏联的肃反工作从20年代末就开始了。1928年在莫斯科进行了“沙赫特事件”的公开审讯；30年代初在托洛斯基分子中间和“民族主义倾向派”内也进行了相当规模的逮捕。1934年底基洛夫被暗杀后，苏联掀起了一个大规模的“镇反肃托”运动。这一运动，无疑打击和镇压了一些真正的敌人，但也确实冤枉了不少好人，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王明、康生一伙，照搬苏联肃反经验，在****党内大搞“左”的肃反运动，并利用肃反排斥异己，陷害无辜，让肃反机构自成系统，不受党委领导，以“叛徒”、“特务”、“托派”、“AB 团”、“改组派”之名，大搞逼供信，诬陷和捕杀了不少群众领袖和重要干部，结果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大伤了党和红军的元气，大大地削弱了党和军队的战斗力。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使白区革命力量损失了100%，红区的力量损失90%，丧失了除陕甘宁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30万人降到25000人，使中国共产党由30万党员降到几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使中国革命陷入了极端危险的境地，有力地帮助了******。
1933年2月，******纠集50万兵力，以顾祝同为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总指挥，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分三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围剿”。此时，******虽然被排斥出中央红军的领导，但******、朱德等仍坚持******的战略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先后在黄陂、东陂等地，歼敌三个师，俘敌师长李明、陈时骥，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大胜利。
1933年10月，******又调集100万大军，200架飞机，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大“围剿”。其中以50万兵力，采取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方法，重点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王明、博古、李德拒绝用******集中优势兵力和诱敌深入的方针，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两个拳头打人”、“全线出击”的方法，使红军陷入被动地位。这时，福建事变爆发，红军与十九路军达成抗日反蒋协定，******不得不抽出兵力去镇压十九路军。
******认为，红军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突破敌人堡垒线，到外线进入江浙地区，将防御转入进攻敌人的后方重地，迫使******军队回援江浙，红军既可粉碎“围剿”，又可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是博古、李德不这样做。正如******说的，“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
******打垮十九路军后，又调回部队加紧围攻红军。******认为应把红军主力调出，向湖南中部挺进，跳到外线，调虎离山，把江西敌人调到湖南消灭之。博古、李德不用此计，采取全线防御，和敌人拼消耗的战法。******说：“此计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1934年10月，红军被迫大转移，进行长征，但是政治上没动员，行动上无计划，突围时又采取大搬家式的做法，带着大量辎重，行动迟缓，使大量战斗队变成了掩护队，无法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尽管红军英勇顽强，接连突破敌人四道防线，但损失十分惨重。出发时红军8万多人，到遵义时只剩下3万多人了。
当时，红军在军事上的主要指挥官是李德。博古（秦邦宪）虽是党的总书记，但他不太懂军事，在军事上主要听李德的。正如******说的：“当时在军事上有个李德，他虽然是个顾问，却成了太上皇，他说了算。他和博古的军事路线相合，一直搞到遵义会议。”造成了十分惨重的损失，这是清楚的，毋庸赘述。但是，李德究竟是个什么人？他是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他怎么篡夺了中央红军的指挥权？师哲再三叮咛，要作者在这里多写几笔，还李德以本来面目，避免各种以讹传讹。师哲说：李德的情况我了解。他1932年到中国，1939年随******到莫斯科的经过我都了解。而且回到莫斯科后他就和我住在一起。共产国际监委会审查他，批评他，我都了解。作者将《******选集》（下卷）第310页上有关李德的注释给师哲看，并把解放军出版社出的《中国革命史简明词典》上有关李德的条目给师哲看。师哲看了两遍，认真地说：“这两本书上的注释和条目，对李德的介绍，都有错误，而且是重要错误。据我了解，李德，又名华夫，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1932年春，他从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是个一般的工作人员，和王明关系较好，互有勾结。但是，李德到中国去，不是共产国际派去的，也不是****驻共产国际代表****去的，而是苏联情报机关派往中国东北去做情报工作的，给他的主要任务是对付日本间谍。因为当时日本人在东北很残酷，见到可疑的人就杀，但因德国和日本是协约国，不杀德国人，所以苏联情报机关就选派李德到东北去。可是，李德在东北待不住，到上海去玩。在那里，他见到了中国回国的留苏学生，谈笑之间，李德表示想在****中央工作。博古也是留苏学生，同学们就把李德介绍给博古。博古当时是****临时中央政治局负责人，听李德说他是从共产国际来的，便请为顾问，大加吹捧，逐渐地把红军的最高指挥权交给了他，并和他一起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战术，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惨重失败。”
师哲说：1939年李德随同******到莫斯科，和我一起住在共产国际的一幢大楼里。共产国际监委会审查他，批评他，说他由东北去上海是怕死逃跑，说他冒充共产国际的代表对红军实行瞎指挥，造成了惨重的失败，还说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在德国军队中服过役，当过骑兵连长，后被苏军俘虏，教育，才加入共产党。
为了弄清李德来华的真实情况，作者曾查阅了王稼祥夫人朱仲丽著的《黎明与晚霞》和周国全、郭德宏、李明三著的《王明评传》，查阅王明对此事的回忆文章。上述两本书的说法是一致的：当王稼祥质问王明，共产国际怎么决定派李德到中国作军事顾问的时候，“王明说李德根本不是他派去的，甚至都不是共产国际派去的，而是由苏军总参谋部派去的，他个人以至共产国际都未给过李德任何指示”。由此可见，李德的确不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去的。
看到革命危机日益严重，红军将士不断伤亡，******的心情十分沉重。他日夜操劳，想要力挽狂澜，使革命少受损失。然而王明当权，李德横行，条条妙计均被拒绝，他甚至被剥夺了发言权。他心急火燎，病累交加，几天卧床不起。他勉力支持，跟队长征，然而身体虚弱，步行艰难。组织上决定要他坐着担架赶路。那副担架是由两根坚韧的长竹竿和绳网组成的，有弹性，又轻便，两个人抬着，走起路来上下晃荡。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党的有些高级领导人体弱有病，无法行路，就坐在担架上长征。******和王稼祥、张闻天就是在长征中，在担架上，在篝火旁，交换意见，讨论政治问题，研究如何挽救中国革命的。******和王稼祥等的探讨，对召开遵义会议起了重要作用。
王稼祥（1906—1974），安徽泾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赴苏联莫斯科学习。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前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长征初期，他体弱多病，步行困难，坐着担架，和******一起赶路，形影不离。晚上宿营，他和******促膝谈心，交换意见，共同分析江西所发生的事情，讨论长征途中的大事，研究如何才能使红军摆脱目前的困境。
通过交谈，王稼祥感到******不仅了解中国的实际，而且具有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他感到******出的一些主意是非常好的，可是，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为什么不采纳呢？他几次找李德交换意见，也坦率地批评李德的错误做法。无奈，李德一意孤行，拒不接受，并且引用马列主义词句，夸夸其谈，反而对******还提出很多意见。怎么办？面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革命危机，目睹红军指战员在转移前后的惨重牺牲，耳听广大干部战士对错误领导的日益不满，想着******的正确意见，一个强烈的信念在王稼祥的心里逐渐成熟：下决心撤换李德等人的军事领导职务。王稼祥把自己的看法、设想告诉了******。******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点了点头，沉思地说：“形势是很严峻！可你这么设想，能行吗？”“行！能行！”王稼祥爽朗的回答。这位平常多思少言、有谋善断的人，一旦拿出了主意，便显得干脆、利索。******想了想说：“好哇！前边快到遵义了，在遵义开个总结性的会议吧！”
王稼祥知道******被王明、李德等人剥夺了军事领导权以后，处境很难，看见许多决策错误，却没有发言权。于是，王稼祥找张闻天、彭德怀等领导同志交换意见，研究措施。
红军到达遵义后，1935年1月，****中央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系统地批判了王明、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严重错误，肯定了******为代表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会议还根据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研究解决了红军的组成形式、战略方针和战争形式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增选******为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朱德、******为最高军事指挥者。会后不久，常委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组成了******、******、王稼祥三人指挥小组。从此以后，******成了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
遵义会议是在****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失去了电讯联系，没有共产国际的干涉的情况下，由****中央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当时必须解决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成熟。尽管王明攻击说遵义会议“其目的是为了反对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这次会议的政治、军事和组织路线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共产国际并没有这样看。1935年8月20日，陈云和陈潭秋、杨之华等7人去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等情况。共产国际称赞中国共产党灵活地正确地领导了国内战争，成长出了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如******、朱德这样一些身经百战、智勇双全的将领和党的领袖。从此以后，共产国际更加支持******了。中国共产党既尊重共产国际的组织领导，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又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对共产国际的指示采取分析的态度，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扶持王明上台误党祸国的国际“保姆”米夫到哪儿去了呢？据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在《黎明与晚霞》一书中说，1937年秋在莫斯科，王明曾对王稼祥说：“你还记得那个米夫吗？那老兄不行了。他搞来搞去，反而成了我手下的工作人员了！他的工作得由我来负责领导，现在轮到他向我毕恭毕敬的了，哈哈，你说有意思吧！”
王明得意忘形，开始挖苦嘲笑他的上司，岂不知历史的审判官正在注视着他的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