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决定意识。人们的思想、观念、理论、意见，都是客观存在的反映。领袖人物也是如此。毛泽东和斯大林生活在不同的社会环境里，他们对许多具体问题的认识，往往存在差异。斯大林总想用“苏联模式”、“切身经验”来套中国革命。他不明白，苏联的十月革命，是在彼得格勒、巴库等中心城市，通过工人罢工、武装起义等革命取得胜利的，而中国为什么不这样干？他更不明白，“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而毛泽东为什么非坚持建立农村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不可，这难道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吗？
这些问题、怀疑、忧虑，不便直言。因此，在莫斯科会谈中，斯大林拐弯抹角地提了许多类似的问题。有一次，两个人正谈到兴头上，斯大林突然问：
“毛泽东同志，我真不明白，在蒋介石的军队已经失去了对上海的防守能力时，你们为什么不马上夺取上海呢？”
被问了几次后，毛泽东深深感到，必须系统地向斯大林说明，各国有各国的情况，各党有各党的实际。在中国，有人照搬过苏联的模式，大搞“城市中心”论，“大干”工人暴动，结果，因为脱离中国实际，造成了惨重的损失。只有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于是，在一次会谈中，毛泽东理顺了思路，准备从和蒋介石的斗争谈起，阐明这个道理，以便进一步和斯大林统一认识。
当时，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也参加会谈。他坐在毛泽东的身边，边听边记，态度谦恭。可是，当毛泽东谈到蒋介石时，斯大林忽然眼睛一亮，朝陈伯达说话了：“哦，我读过陈伯达同志的《人民公敌蒋介石》。”
一直坐在一旁静听的陈伯达，听到斯大林提及他的著作，受宠若惊，非常高兴，马上活跃起来。他曾在苏联学习过，懂俄语，因而，未等师哲把斯大林的话译成汉语，他先高兴得大笑起来，并向斯大林连连点头。真是喧宾夺主！斯大林立刻把注意力从毛泽东转向陈伯达，他笑着说：“你的书里头所讲的宋美龄和小罗斯福的故事，很有趣，很有趣！”其实，那不是陈伯达自己的创作，而是他引述了美国总统罗斯福之子——小罗斯福的一段回忆：“我……代父亲出席蒋氏夫妇的鸡尾酒会。他们的别墅离我们的住所约一二里远。当我走进门的时候，我发现丘吉尔的女儿撒拉正和我扮演着同样的角色。可是我没有机会和她谈话；蒋夫人走到我的身旁，毫不停留地把我带到两张并排放着的椅子上坐下。我觉得她像一位颇为老练的演员。差不多有半小时之久，她生动地、风趣地、热心地谈着……她把身子靠向前来，闪耀着光彩的眼睛凝视着我，同意我说的每一句话，她的手轻轻地放在我的膝盖上……我相信蒋夫人多少年来始终是以一种征服人的魅力与假装对她的谈话对方发生兴趣的方式来应付人们——尤其是男人。”
斯大林的记忆力特别强。由于他对小罗斯福的这段故事感兴趣，读过很久之后，在和毛泽东会谈中，居然能对大家重述一遍。然而，这么一来，作为政治秘书的陈伯达，一时间竟成了谈论的中心——把主席毛泽东撂在了一边。毛泽东不悦地瞪了陈伯达一眼。斯大林谈兴正浓，眉飞色舞，越说越高兴，居然拿起酒杯，站起身来，走到陈伯达面前，举杯祝酒：“为中国的历史学家、哲学家陈伯达同志干杯！”陈伯达受宠若惊，得意忘形，高兴得连他平日说话的那种结巴劲儿也没有了，急忙举起酒杯，向斯大林点点头，说：“为全世界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哲学家斯大林同志干杯！”
陈伯达为人乖巧，善于伪装，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装得十分谦恭、老实、不争名利，连他给毛泽东起草的文稿，也是用后销毁，从不保存，并且遇人问及，都说那些思想、文章，全是毛泽东的，以此邀宠。然而今天，在斯大林面前，他受宠若惊，忘乎所以，根本把坐在身边的毛泽东忘了，自己和斯大林谈史论哲，举杯对饮起来。
面对会谈中的这种反常现象，毛泽东心急如焚，但在斯大林面前又不好发作，只好坐在一边，不动声色，看着自己的秘书陈伯达在这关系重大的最高级会谈中大出风头，喧宾夺主。
深夜，会谈结束了。毛泽东设想的会谈计划，由于陈伯达的干扰、耽误，没有全部完成。毛泽东对此感到惋惜和愤怒。
大出风头的陈伯达，回到卧室，仍然兴高采烈，取来了酒，自斟自饮，回味着和斯大林祝酒时的幸福。然而，随着敲门声，进来个人，给他送来了毛泽东的通知：“下次会谈，你不要参加了！”
陈伯达像当头挨了一闷棍，当时头昏眼花，跌倒在了床上。过了几天，毛泽东要起草文件，叫陈伯达，却不见人。机要秘书叶子龙报告毛泽东，说：“他搬走了！”
“搬到哪里去了？”“搬到大使馆去了。”
“他为什么搬走？他到大使馆去干什么？”毛泽东余怒未息，问了两句，又克制住感情，平静地说：“他是我的秘书，他的工作在这边呀！他搬走，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
毛泽东说罢，停了停，又叮咛叶子龙，通知大使馆：陈伯达必须立即搬回来。无可奈何，陈伯达只得灰溜溜地搬了回来。他向毛泽东解释说，他的儿子陈晓达在苏联学习，16岁了，多年不见，想在大使馆跟儿子一起住几天……毛泽东仍不买账，继续追问：“你为什么不得到我的同意就搬走？你的工作岗位究竟在哪里？你还有没有组织观念！”面对毛泽东那愠怒的表情，耳听毛泽东那严厉的批评，陈伯达知道事态严重，再不回头，后果不堪设想，慌忙低头认错，当场向毛泽东赔不是，作检查，表示永不再犯。
毛泽东有个特点：允许人犯错误，允许人改正错误。无论什么人犯了错误，只要承认错误，决心改正，他就要设法“给出路”，给机会。现在，他见陈伯达认真地作了检查，就仍把他留在身边工作。谁知过了不久，又发生了《红罂粟》风波。
据苏方翻译费德林写的《历史的篇章——夜间会谈》一文介绍，毛泽东到莫斯科后，苏联的文化主管部门热情地为中国友人安排了一些文艺节目演出，其中的首场演出，就是大剧院上演的苏联芭蕾舞的骄傲——舞剧《红罂粟》。剧情与中国的生活有关，至少该剧的作者和导演是这么认为的。为了加深印象，《红罂粟》的乐曲作者格里爱尔应邀亲自参加演出。
尽管大家都希望毛泽东能来观看演出，但他没能到大剧院来。前来观看演出的几位中国朋友，“由著名思想家陈伯达率领”，坐在贵宾席上。演出开始前，陈伯达对演出表现了极大的兴趣；演出中，不断向费德林提出各种问题，有时是相当微妙的问题；随着剧情的进展，他的态度越来越冷漠，最后，竟然不欢而散。
费德林对此作了具体的叙述，他写道：演出中间，陈伯达突然发问：“请问，这个怪物是干什么的？”他所问的剧中角色是上海夜总会里的一个妓女的情夫。
我尽量作了解释，但他一直不说话。
“难道这个怪物是中国人吗？其余这些也是中国人吗？你们是这样认识中国人，这样描绘中国人吗？似乎你们感到开心，是吗？”陈说。
我不得不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看法。外国人很难扮演中国人，所以不得不化妆。
“难道仅仅在于化妆吗？请看，他是个什么样子，是如何表演的。简直是面目狰狞而可怕……”陈伯达激动地说。
剧情越发展，陈伯达的问题和疑团越多。他在演到中场时，提出想离开大剧院。我不想详细地描述，为了使中国客人不退场，正如外交官们所说的避免丑闻，我们作了多么大的努力。演出结束后，我们应邀来到大剧院经理办公室，在那里为招待中国贵宾已摆好了酒菜。
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只是加深了本来就令人尴尬的局面。富丽堂皇的家具——镀金桌子和丝绒安乐椅、周到的服务、主人的殷勤，这一切看来都没有使陈伯达及其陪同人员产生丝毫兴趣。
不言而喻，主人期待着中国客人说几句恭维话和赞扬的话，因为他们专门为中国人安排了《红罂粟》的演出。但是，中国人却令人不可捉摸地沉默着。于是，我以陪同人员的身份请陈伯达谈谈观感。
“请原谅，”陈伯达说，“《红罂粟》这个芭蕾剧的名称本身就使我们有些不快。原因在于，我们中国人认为罂粟这种植物就是鸦片。也许你们不知道，鸦片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因为它曾毒害了我们好几代人……请原谅，我并不是想责怪你们……”
中国朋友自此以后再也不愿去欣赏莫斯科那些戏剧艺术的杰作了。作为当事人，陈伯达的回忆和费德林的叙述大体相同。陈伯达说，他去看芭蕾舞剧《红罂粟》，是经毛泽东同意后才去的。他过去在苏联读过书，可是从来没有看过芭蕾舞。进剧场后，看到女演员足尖，以为仿中国女人的小足，心里已觉不快。
看下来，中国革命完全是由苏联一些船员领导而发展，而胜利。剧本写的是关于中国革命的事，剧情却不像中国革命中所发生过的。因此，在剧场中，他一直纳闷，没有鼓掌。剧场指挥者在剧终后询问意见，他坦率地说，以一个亲身参加中国革命的人来看，他觉得剧情不真实。这次看戏，就这样不欢而散。
陈伯达说，实际上，那回要他去看这个剧，不过是先试一试中国人的态度，是请毛泽东去看戏之前做的一种准备，随后，苏联人还是要请毛泽东去看《红罂粟》。毛泽东听了陈伯达、师哲的汇报，知道了剧情，同意他们的态度，就没去看戏。
“《红罂粟》事件”当时曾在莫斯科掀起了一阵风波，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和猜测。但毛泽东不管这些，“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严格地按照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办事。
蒋介石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是个具有决定性因素的人物。在莫斯科会谈中，毛泽东和斯大林不可能不多次谈到蒋介石。
蒋介石是中国的大独裁者。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法西斯独裁的国民政府，历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行政院长、主席等职，控制党政军大权，对内实行独裁专制，对外投靠帝国主义，造成内战连绵，外敌入侵，政治黑暗，经济萎缩，中华民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无数事实说明，在中国这个巨大的历史舞台上，在一系列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毛泽东，只有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够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国民政府相抗衡，才能够打败蒋介石，制止蒋介石卖国害民的罪恶勾当，才能够维护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
毛泽东认为，蒋介石要坚持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必然要向人民进攻，镇压和屠杀人民。我们必须唤起人民，使他们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这一点很重要，有这一点和没有这一点是大不相同的。
毛泽东说：“一九二七年的时候，我党还是幼年的党，对于蒋介石的反革命的突然袭击毫无精神准备，以致人民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跟着就失掉了，人民遭受了长期的灾难，光明的中国变成了黑暗的中国。”
毛泽东说：“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
毛泽东特别指出，这是经过调查研究以后才找到的办法，是许多烈士鲜血换来的经验。这个调查研究很重要，没有这个调查研究，烈士的鲜血就白流了。看见蒋介石手里拿的刀，要杀人民。再调查一下，中国人民也有手，也可以拿刀，没有刀可以打一把。这就有办法了。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发现了这个真理。军阀、地主、土豪劣绅、帝国主义，手里都拿着刀，要杀人。人民懂得了，就照样办理。我们有些人，对于这个调查研究常不注意。例如陈独秀，他就不知道拿着刀可以杀人。有人说，这是普遍的日常真理，共产党的领导人还会不知道？这很难说。他没有调查就不懂得这件事，所以我们给他起个名字，叫做机会主义者。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们取消了他的发言权。我们采取了和陈独秀不同的办法，使被压迫、被屠杀的人民拿起刀来，蒋介石再来屠杀人民，人民就拿起刀枪和他斗，结果，气势汹汹的蒋介石，连续纠集了10万、20万、30万大军，发动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围剿”，都被人民打败了。
毛泽东讲得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实事求是，令人深思。的确，只要人民拿起刀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蒋介石国民党就无可奈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