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利福尼亚法庭在这两起诉讼中免除了CBS和NBC的责任；第一修正案不会承认受害的原告所要求的损害赔偿。但寻求相互最佳的利益和互相帮助避免毫无意义的伤害与损害的我们全人类共同的责任——在为犹太教与基督教共有的伦理学和康德的伦理学中都表达的一种责任——是没有本质界限的。NBC不需要生动地展示******的工具和技巧。从道德上讲，CBS唱片公司也没有权力从一位艺术家的天才中获利，这位艺术家是愚蠢地、错误地去实践他所鼓吹的东西。但如果公司对这样的作品及清楚的预告选择行使合法的权利——如果它没有完全拒负责任的话——那么就得提醒唱片的购买者留意了。最接近这种媒体的烦恼的、敏感的使用者的人，他们以后能做出更有见识的选择。在目前的案件中，我们的目的是使奥斯本音乐的谎言不能成为约翰·麦科勒姆的遗言。
62．恐龙公园里的声响恐惧根据迈克尔·克赖顿的小说改编的，由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电影《侏罗纪公园》，在1993年6月上映的几周内，即创造了新的票房纪录。当年春季，麦当劳快餐店把顾客常用的份餐做成恐龙形状，电视广告也铺天盖地，使得不少人都想去看看这部电影。难怪《芝加哥太阳时报》在这部电影上映时，新闻报道的题目就是：《家长、孩子不顾电影的暴力内容纷纷涌人当地影剧院》。
暴力因素至少对某些人来说是个问题。一位刚从芝加哥一家剧院出来，带着五岁儿子的母亲含泪说：“我想这部电影对我儿子来说暴力内容太多了，杀戮镜头太多了。如果我知道这部电影这样充满暴力，我就不会带儿子特地来看它。电影批评家也没告诉我们这部电影有这样多的暴力内容。
就说恐龙吃人吧，真够惨的，我不爱看。”
世界电台报道的统计数字说：尽管该电影的标级是PG-13，但在首映一周内看电影的人中，19%是12岁以下的儿童，只有10%认为该电影对孩子们太恐怖了。
在美国几乎每个商店都出售毛茸茸的软质动物玩具，这可能会掩饰这部电影的真正恐怖。影片中的大多数恐龙并不惹人喜爱，尤其是贪婪凶恶的肉食鸟更是如此。芝加哥的一个7岁小孩说：“那么大的恐龙要咬掉女孩的脚，我可吓坏了。”增强的数码音响效果把恐龙特雪克斯嚼骨头发出的I吱咯吱的声音模仿得和真的一样。埃文斯汤医院（伊利诺斯州）的儿童与：
少年精神病科主任艾坦·D．施瓦茨写道：
小观众……在这里能体验到很生动而且真实的一种恐怖。……对白使人对电影的画面多少明白一些，但孩子们却被弄得云山雾罩，搞不楚是怎么回事。影片自始至终都很紧张，没有多少让人轻松一下的头，以稳定小观众的情绪。……电影结尾倒是有个镜头想让孩子们安全感，但做得很不够，可以说影片充满了恐惧。
孩子们在平均一个晚上的电视黄金时段所看到的死亡场面比他们《侏罗纪公园》看到的还多。但他们也许并未感到那么可怕。事实上，这是《侏罗纪公园》的关键所在：孩子们一下子处在这样的环境里，害怕被凶的猛兽撕成碎片，觉得这种事早就发生过。
在对影片划分等级的行业管理措施中，观众很少提出有分量的意贝有两个例子是斯皮尔伯格的《印第安那州的琼斯》和《死亡神殿与小鬼》两影片引起的争论。两部片子都标成PG级，电影使很多少年受到惊吓，令多父母愤怒。结果，美国电影协会（MPAA）的分类与分级管理会（CARA）。
1984年实施了PG—13的级别：“警告父母，有些内容13岁以下的孩子宜。”这是16年里级别体制的第一次变化（除M级变为GP而后又成PG的改变之外）。但这附加的分类仅仅修改了已建立的体制；它不是一个大模的革新。
就《侏罗纪公园》而言，如果可以认定划定的级别纯属欺骗，我们即可责美国电影协会在伦理上违背了本书导言中所描述的五个标准。然而这的谴责未免过于草率。
就《侏罗纪公园》的内容来看，可以说是不符合道德上的要求的。电制片人（MPAA所代表的）不愿得罪票房主顾。剧院老板也不想得罪主顾标出的级别尽最大可能不得罪人，只有一个或两个字母并附有极为简明的解释（而且只有五个级别），以使付钱的顾客不致望而却步。
进一步说，有许多例子表明，级别根本没有威慑力。例如，一个孩子一了车，在没有父母监督的情况下，就独自一人来看一部标有R级的电影，会被拒绝入内。两小时后，他的父母露面了，推行R级别电影的当地剧院板和小孩的父母会发生争执。在租用的家庭录像上看R级电影是很平常的事，正因为如此，MPAA的规定（“17岁以下的孩子需要父母或成年监护人陪伴”）可能就是美国最不受重视的原则了。在影院门口，PG-13的标级挡不住几个孩子，更挡不住许多大人。
倘若制作人和剧院老板把顾客当成明智的人，对自己所看的道德方面的内容负有责任的话，将会怎样呢？电影里的剧情梗概，各种场面的描写，甚至一套更精确的级别符号都要对观众体现良好承诺。某些人可能说，这些话是影评家的一贯论调，但大多数的电影评论仅仅是公众想法的翻版。
没有几个评论家研究电影，而且除了宣扬自己的价值观，就不再关心其他事了。
既然是这样，我们就不能完全责备电影业和娱乐业的作家们。除了注意电影标级外就没什么审查了，家长还是无数次带着孩子去看令孩子们很恐惧的电影。“双亲的指导”是家长们做出决定的充分积极的因素吗？可能不是。PG一13的标级应该会提示更多的人寻问朋友，给剧院经理打电话，或者他们可能首先亲自去看那部电影，然后再做决定。
支持电视节目制作应有更多自由度的人们突出强调观众关电视的权利。同样，支持杂志和书籍出版业应有更宽泛自由的人也认为，父母应监控其孩子的读物并防止他们看不适宜的读物。当然了，孩子们看什么电影也应由父母施予同样的监督。
从电影制片人到消费者，以人为本的原则的应用在每一点上都有益。
电影观众明显地需要更多值得信赖的而不是经净化处理的信息，并以此为基础作出视听选择。然而父母和其他成人也是有责任的。CARA的主席说：“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在早期就提醒父母，然后父母可以履行他们自己的职责，让他们的孩子看与其个体成熟相当的电影内容。””这个类似军队里的规定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父母仍然控制着电影市场体系中最终的重要一环。花钱买电影票是一个经过买者同意的自由行动，甚至在买票付款的过程中他也是有自由的，他也能决定不看电影、回家、或读书。
63．特纳的狂马1996年7月7日，特纳电视网（TNT）播放了“狂马”，这是一部缅怀著名的印第安人系列剧的第五集。这部特写片被宣传成是一位伟大的苏人勇士的传记片，声称是对这个传奇故事里的那个勇士的研究。旁白者是后来被杀害的伏熊者，想让观众明白“[狂马]是怎样变成全体拉科塔勇士最敬畏的传奇人物的。那就是说，有了人才有传奇故事，有了小孩，才有大人。”
TNT播放的勇士传记片把勇士的生活与暴力和幻想紧密联系在一起观众领略着狂马的生活，那是在1854年他12岁时，目睹了20来个警察对他所在部落的治安酋长即伏熊者和其他五个手无寸铁的人开枪。仅仅因：
他们杀了一头白人的牛，这头牛闯入了他们的帐篷，就引来这场可怕的杀作为惩罚。这场恐怖过后紧跟着的是对狂马命运的幻想。在梦幻中，伏者告诉他将要发生的事情。这个幽灵说：“你要领导众人击败我们的敌人你会使人民取得巨大的胜利……你自己的人将来会反对你。”‘TNT的这个节目就是沿着这些脉络展示给观众的。
但一个90分钟的特写片想捕捉一个人的内心活动，怎么可能呢？更：
用说一个传奇人物了，这位传奇人物的往事在今天的拉科塔人中是那么人崇敬，甚至大声说出他的名字都是禁忌。想把这样的主题用电视形式特殊艺术手法表现出来，按年代顺序叙述的准确性就会受到限制。
专栏作家特德·考克斯向导演约翰·欧文选择运用西部片风格讲述这勇士的故事提出质疑。他写道：“一部描写最伟大的美洲部落勇士的传片，能拍成西部片吗？就‘狂马’来看，回答是否定的。”考克斯1996年7月日撰文说，作品从“风格、对白、动作和追求的目标等方面”都和西部片一样“问题就在于主角不伦不类。”
描写攻击和战斗占去很多时间，而在人物刻画上却着墨很少。“大小：
战役”用了10分钟，展现具有历史性的任何一地的战役都用了20分钟到个小时的时间。而旁白告诉观众这场战役实际进行了“许多小时”。其他斗，像诱敌的那场，真是富有创造性，让费特门上尉及其军队上了当，也让众体验了野蛮、疯狂的西部以及其他更多的感受。
狂马的人物特点没有什么发展，不像这些带有旁白者的广阔视觉画的战役。只有旁白者告诉观众，狂马为了他的人民而奉献着。有段时间是个人民的保护者。对这个职责，他投入了特别的热情并取得传奇式的功。根据弗兰克·马吉尔的《活在历史中的伟大人物》（Great Lives in Histry），作家哈尔·霍拉戴说，狂马“从根本上说好像是个无私的人，真诚地献于他的民族的伟大利益中，保护他的领土及其传统的生活方式。”狂马的人黑牛女的扮演者艾琳·贝达德说：“[狂马]不仅仅是一位政治领袖，在许方面他都是最终的希望。对许多拉科塔人来说，他如同马丁·路德·金或地。”在TNT的节目里，就连这样的人物性格发展也淹没在战斗前奏了。
人们怀念狂马不仅因为他是一位伟大的勇士，更因为他的无私奉献品质和其他方面的领导才能。当然，从最后一幕所表现的来看，狂马好像还是一位烈士，一个智者，一个因另一种文化的冲击而牺牲自己的高尚的人。
他的事迹在他的民族中以某种方式保存下来，但并未发扬光大。女演员兼《今日印第安》的通讯记者杰克·奥尔德·科伊奥特说：“他们（电影制作者）用了大量的空间，把许多著名人物和事件合并在一起，但发现的这些人物没能触及表面。他们有一些事实，但缺乏推理、情感和创造一个完整画面的哲学思维。”
桑尼·斯基****是一位资深演员，也是美国印第安影会的创始人，他也认同奥尔德·科伊奥特的观点。他说，对暴力与冲突的需要歪曲了对他的民族的正确看法：
你们都知道，关于我们的民族有一些让人喜爱的很美的故事，作为印第安人的我们，愿意分享它们。我们并不热衷于冲突——我们有爱、我们有合作、我们有生活、我们有欢笑——但这些故事不是好莱坞卖座的，而你通常会忘记另一部分的实质。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只被当作一个冲突的民族而且是围绕着冲突而生活的民族而被装在电影胶片里。
虽然导演约翰·欧文可能认为这些变化很自然地属于艺术自由，但编剧布里奇特·伯恩却指出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她在《纽约时报》的《新闻服务》撰文写道：“在对待涉及本土美洲人的故事时，从小说里讲述事实不是件容易的事。从一种征服文化所强加的删除与曲解的掩饰中筛选出真实，这付担子已由TNT系列剧中的人物所承担了。”考克斯说，虽然片子用了真正的美国印第安人作演员，但“制片人、导演和作者都是白人，这本身就是一种伤害，这些人都是能对他们所熟知的工作进行删改编写，在好莱坞确立了牢固地位的专业人士。”
如果在西部电影中对冲突的需要会歪曲历史准确性的话，那么它对公式化人物的刻画则会更进一步地歪曲历史。尽管伏熊者的旁白告诉观众，他的人民既尊敬这位年轻的勇士，又因他的能力而嫉妒他，但影片还是强调了冲突的一面。因为黑牛女和年轻勇士的才能，红云酋长和狂马之间存在着紧张与敌对状态，最终导致背叛的情节和狂马之死。拉科塔地方报纸《今日印第安》的记者帕梅拉·斯蒂尔曼说，影片所塑造的红云的嫉妒形象引走了许多争议。虽然特纳公司把它的印第安系列剧宣传为正确的，但斯蒂方曼说，当地人“听说有另一部特纳公司的影片即将问世时，他们还是都望币却步了”。
斯蒂尔曼认为，引起众多争议的是，剧中人物的活着的后代们在该片带作过程中，既未被咨询过，也未参与过。她指出，例如，因该剧把红云刻画成一个嫉妒、阴险的人物，就为这，红云的家族起诉特纳广播电视公司，要求赔偿一亿美元。斯蒂尔曼说，“过去那时的事情不像剧中的那样。”她指出，缺少对家族的咨询使该片局限于以一个白人的眼光来看待印第安历史。24红云的后代，奥利弗·红云和儿子莱曼于1995年9月以对红云的诽谤对特纳广播电视公司提起诉讼。莱曼·红云说：“这部片子表现了狂马与红云之间的敌对状态，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他们都是印第安血统，没有什么怨恨或敌对因素。当时只是为了生存，拉科塔人还顾不上嫉妒。”
决定用西部片手法拍片可能又是一次错误。西部片要求有一个与正面主角唱对手戏的反面人物，红云这个角色可能就是为适合这种要求而创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