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黄权投降刘备，属于职业生涯早期的“职业调整”，就个人发展而言无可指摘，只能从品行伦理方面加以诟病；那么再降曹丕，就有点“职场跳蚤”的意思了，为了利益的最大化——当然，于黄权而言，利益指的是：保住性命。
正如前文分析，黄权的“忠”是建立在个体利益上面的，一旦个体利益得不到保证，一切的“忠”都是镜花水月。这和传统意义上的“愚忠”不一样（这也是我们得为黄权的忠心耿耿打上引号的原因）。黄权的思想更符合当代市场经济的哲学。
当然，曹丕作为黄权的“新老板”，并没有考虑这些，他一向求贤若渴，喜欢开玩笑，这在孟达来降的时候已经说过。这次见了黄权，也不禁幽了一默：阁下今天顺应天命来投我，是要学陈平、韩信吗？”这话是明贬暗褒，投降本是受人鄙视的，但像陈平韩信那样，良臣择主而侍，走上光明大道，也是可以接受的。黄权回答得很有些骨气：“臣过受刘主殊遇，降吴不可，还蜀无路，是以归命。且败军之将，免死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三国志?黄权传》），意思是：我受刘备知遇之恩，投降东吴是绝不可能的，回到蜀国也没有路了，只有归顺你，作为一个败军之将，只求能留住一条性命，哪里还奢望效仿古人呢？”把自己放在一个很低调的位置，又不摇尾乞怜，黄权的对答让曹丕很满意。于是，拜黄权为侍中、镇南将军，封育阳侯，委以重任。还享受到了“搭乘元首专车”的高级礼遇（使之陪乘）。
刘备在获悉黄权降曹魏后，并没有怪罪，而是感慨道：“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也。”这也算是刘备委婉地承认了自己因怒伐吴的错误，他确实有点对不起以黄权为代表的曾经反对出兵的人。至于黄权是否对得起刘备，历来各有看法，笔者的观点是：双方扯平。从归附刘备到投靠曹丕，黄权有过一些谋划，为蜀汉政权的建立过功勋；只是，再投曹丕，在无形中开了一个不大好的头——连刘备的亲近之臣都是想投降就投降，那老板还如何管理团队？这造成的“社会影响”是很不好的。这些是题外话，姑且不论。单说刘备，非但不怪罪黄权，甚至还对黄权的妻儿老小进行抚慰。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刘备收买人心的技巧确实出色，就连裴松之都不住地赞叹：“汉武用虚罔之言，灭李陵之家，刘主拒宪司所执，宥黄权之室，二主得失县邈远矣。诗云‘乐只君子，保艾尔后’，其刘主之谓也。”（《裴注三国志》）老裴在用汉武帝处理李陵降匈奴而株连全家的往事来对比刘备在黄权这件事上的行为，真是判若云泥。总而言之一句话：大耳贼忒会做人了。后来这件事传到曹魏，调调就变了，说黄权的家小都被刘备诛杀，黄权根本不信。东晋人习凿齿在《汉晋春秋》里记录了这一情况，曹丕传令为黄权的家人发丧，黄权阻止说：“我与刘备、诸葛亮相互信任，他们是明白我的苦衷的，（我的家人被害）未经查实，请查明后再发丧也不迟。”后来曹丕派人打探，果如黄权所料。黄权与刘备这样的“知心君臣”，也算是世间少有。
刘备去世后，曹魏群臣纷纷向曹丕道贺，唯独黄权保持沉默，曹丕知道黄权的想法，同他开了一个小玩笑：“遣左右诏权，未至之间，累催相属，马使奔驰，交错于道。”（《三国志?黄权传》）意思是：不断派人催促黄权进宫见驾，比十二道金牌还急迫，都快把道路堵塞了，黄权的手下脸色大变，唯独黄权面不改色。
我们大约能觉察出黄权此刻的心情：刘备对自己是有恩遇的，那份情感没有人能够体会，但身在曹魏，尽管很悲伤，也不能表现出来，否则给人以口实，性命堪忧。黄权选择为自己带上了沉重的道德面具。
后来，黄权被加封为益州刺史，司马懿也很器重他，曾经很好奇地问：“西蜀那边像阁下这样的还有哪些人？”黄权笑着回答：“没想到明公这样看重我。”这话隐含的意思：我黄权算不得什么人物，怎么能跟蜀中俊杰相提并论？我是没有脸面谈论故国风物的，咱还是聊点别的吧。
其实，黄权在曹魏的待遇远高于蜀汉。《三国志?文帝纪》注引《魏略》中记载：“帝（曹丕）置酒设乐，引见于承光殿。权、合等人人前自陈……赐权金帛、车马、衣裘、帷帐、妻妾，下及偏裨皆有差。”黄权依然心念蜀国，我们或可推断这是他在为当初投降曹魏的行为埋单——背上了思想包袱，夹着尾巴做人。
刘备病故十六年后，公元239年，黄权在曹魏政权中已经是车骑将军的职位，属于汉魏之际武职的第三等级。次年，黄权病故，谥号为“景侯”。有意思的是，黄权的两个儿子因为他的“投降”而分居魏蜀两国，在魏国生的次子黄邕继承了他育阳侯的爵位。留在蜀国的长子黄崇担任了尚书郎，后来在魏国大将邓艾灭蜀时为国捐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