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权谋角力始终是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在这之中，诸侯、谋士、武将形成一个坚固的“铁三角”，“三角”俱全，可开疆裂土、征战杀伐；“三角”缺一，则必败无疑、万事皆空。芸芸众生，有治国平天下夙愿者，哪个不憧憬王侯之位？怎奈天下大势，终归一统——领导者的数量终究有限，剩下的只能做“小弟”。武将更多的需要天赋、身体和出身，谋士却几乎不论“出身门槛”，博古通今、能言善辩——只要是智力正常的人，都不难做到；如果机遇好，遇到处在事业上升期的主公，一辈子的荣华富贵无忧；即便机遇差，无人问津，那躬耕林下，束发修身，造成一种“待价而沽”的态势，也难保不会有惊喜出现。
算起来，三国的谋士大约分三等：上等，神机妙算，定国安邦，司马懿、诸葛亮、庞统、鲁肃可称“四杰”；中等：奇谋运筹，决胜沙场，郭嘉、荀彧、贾诩、法正、陈宫等十来位，均能独当一面；下等：小策在行，大局不堪，张昭、审配、沮授、许攸等若干人，凑数混饭足可。谋士虽众，君主未必能用，袁绍虎踞河北，手下出谋划策之人无数，却没一个管用，整日勾心斗角，阿谀享乐；淮南袁术，自以为天命在我，成天坐着皇帝梦，他的一生基本就是一个人的战斗；孙氏立业江东，上下精诚团结，看似人才济济，真正厉害的谋士，几乎没有，周瑜、陆逊的定位是儒将，鲁肃的长处非奇谋。其他诸侯，得势不过一时，能安身就算不错了，何谈问计于贤？从这一点来说，君主的昏庸和先天不足足以埋没经世奇才。这里，就将引出本章将要讲述的人物——李儒。
这个人很有意思，《三国演义》里是被当作大反派董卓的帮凶刻画，一副狗腿子的嘴脸，助纣为虐，最后被家奴绑了来见王允，死于非命；正史上并没有为他列传，只是说董卓之乱后投靠了李傕，后不知所终。这也难怪，《后汉书》清楚地记载了李儒弑君（汉少帝）的事，这属于绝对的佞臣，死有余辜的角色。
人品不佳固然是“天灾”，能掐会算也属于“天赋”。这个词固然有些夸张，但是董卓作为一个残暴不仁的大老粗，能乘东汉皇室内乱窃得大权，并压制百官长达两年，“智囊”在其中起的作用不可忽视。董卓手下，各种记载可查的谋士寥寥无几，李儒在朝廷中的职位是郎中令，九卿之一，能为董卓效力，一方面大概是良心沦丧身不由己；另一方面也应该有两手，不然在一个杀人狂手里能过得舒坦吗？
李儒的出身是个迷，《三国演义》第三回开头，大将军何进为除掉张让等宦官，以皇帝的名义发诏书让诸路豪强进洛阳勤王。镇守西凉，佣兵自重，素怀异志的董卓喜出望外，发兵东进，这时，李儒第一次亮相，他建议董卓：“诏书言辞尴尬，可信度不高，不如单独上表给何进，表明心迹，这才名正言顺。”
在这之后，李儒正式确立了董卓“左膀右臂”的名分，但相比其他人物，他缺少一项最重要的备注：出身认证。各种史籍均没有明确提到他是哪里人，生卒年几何：《三国志》里，李儒这个人根本无迹可寻；《后汉书》只是在“董卓弑少帝”一节，安排李儒充当了刽子手的角色，基本属于路人甲。
东汉末年中国有6000万人口，像李儒这样有名有姓人物顶多不过1000个，就算没有户籍联网，古人最擅长的“纪传立碑”也应该留下草蛇灰线。说来也奇，明朝出土的汉碑《曹全碑》上的确透露了关于李儒出身的蛛丝马迹。
曹全是汉末敦煌人，属于下层官员，因为官清廉，替民分忧，在长安一带颇有名望，其门吏王敞等人为纪念曹全的功绩，特意立石碑以示纪念。在《曹全碑》的后三分之一处，讲到汉灵帝光和七年（公元184年）三月，黄巾军张角起义，各地纷纷响应，长安三辅要地之一的左冯翊郃阳县有一农户郭家也乘乱造反，时任酒泉郡禄福县县长的曹全被派往郃阳“救火”。曹全的确是善为官的料，时间不大，平息了叛乱、救赈了灾民、安定了人心。由于郃阳在数年前曾遭受水灾，灾后重建工作一直不畅，以至于当地的绅士一度失去机会赚取功名，曹全对此很是怜悯，特意扩充了县衙门的人员配备，让以李儒、栾规、程寅为代表的一干绅士有了从政的机会。
在曹全碑的碑阴处，也就是背面，落有郃阳士绅父老为铸碑而捐献的“公益基金”数额，其间赫然写着“徵博士李儒文优五百”。
这里，《曹全碑》透露了两个信息：一、毫无疑问，李儒是京兆郡郃阳县人氏，他的表字是文优；二、李儒入仕时的身份是民间学者，由于此碑落成是在公元185年，李儒即便再能“攀爬”，由于始终缺乏后台，不可能在一年之内摇身一变成为“政府正式官员”——博士（汉朝自汉武帝始，设“五经博士”，职责为教授或议政），因此“博士”更多的是一种对文职类官员的尊称。
汉灵帝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前后，李儒由一介布衣成为郃阳县下属的从吏，如果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凭借乱世实现自己的夙愿应当不难。李儒下一次出现在正史记载中则是五年以后的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这一年三月，身为郎中令的李儒被头一年进入洛阳的董卓派去毒杀了弘农王（汉少帝刘辩），这一史实在《后汉书?何皇后纪》和《资治通鉴?卷第五十九》中都有记载。由此可知，李儒花了五年时间终于在中枢机构站稳了脚跟。但是，他这个郎中令的官职是否合法呢？
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郎中令这一官职早在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就改名“光禄勋”，原名废除，直到汉末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才恢复郎中令的叫法。李儒在公元190年时担任郎中令，于理不合。唯一的解释就是董卓专权，对于朝廷礼仪规章乱改一通，李儒充其量也是担任的“伪郎中令”。
不管真与假，至少董卓不是大老粗，他知道郎中令一职的分量（（职责是掌管宫殿门户），不会随意授之于人，这又充分证明了李儒是他的亲信——他在郃阳发迹后的数年中并没有在正儿八经的仕途上找到出路，而是投靠了以镇压黄巾军起家的董卓，董卓正是在185年前后任中郎将，拜破虏将军，算是一只不可忽视的“上升势力”。
董卓进京之际，正值以张让为代表的宦官和以何进为代表的外戚两败俱伤，他正好坐收渔利，野心勃勃欲掌握军政大权。此时，身为幕僚及亲信的李儒应当如何充当谋士的角色呢？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