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祎是非正常死亡，时间是在他主政后的第八个年头，也就是蜀汉延熙十六年（公元253年）的正月间。死因是被一个叫郭循（一名郭修）的魏国降将行刺身亡。
纵观三国历史，采用行刺来直接解决双边关系的案例几乎没有，因此，费祎之死也不能例外。
对此，笔者大胆猜想，费祎遇刺并非一次官方行为。这当然是有证据的。
众所周知，最早、最密集的刺客文化发轫于春秋战国，各家各国争红了眼，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涌现出曹沫、要离、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一干知名刺客，匕首与长剑齐飞，血水共霸权一色。
时值东汉末年，群雄并起，诸侯大小有别，势力大的用不着蓄养刺客以下三滥的手段获利；势力小的整天想着如何守住一座城池，也没有功夫和财力养一帮死士为其效命。
三足鼎立后，魏蜀吴三方中的任意一方都没有灭掉对方的可能，也谈不上用刺客来达到某种目的，况且这种事代价高、风险大，有识之士不会轻易采用。
大环境分析完了，再看小环境。费祎主政蜀汉，不似诸葛亮六出祁山，鞠躬尽瘁，他制定的国策就是保境安民，曹魏一方为此煞费心机派遣专职刺客过来行刺，不太靠谱。
另，费祎遇刺是253年正月，半年后，曹魏方面追封已被处决的郭循。“八月，诏曰：故中郎西平郭修（循）……往岁伪大将军费祎驱率群众，阴图窥窬，道经汉寿，请会众宾，修於广坐之中手刃击祎，……其追封修为长乐乡侯，食邑千户，谥曰威侯”（《三国志?三少帝纪》）。如果是官方行为，费祎遇刺，如此重大的政治事件，不可能隔了这么久才得到曹魏方面的回应。
既然不是官方行为，那就是私人行为！
近年来，冒出一种“姜维刺费祎”的阴谋论，光是罗列的证据就让人汗颜：
首先，姜维在费祎麾下做事时，自衬了解西部风俗，常计划联合羌族人从陇西出兵讨伐曹魏，每每到了起兵的时刻，费祎总是加以限制，使得姜维可用之兵不过万把人，他还语重心长地劝诫姜维：“诸葛丞相都不能收复中原，何况我们这些能力还不如他的人？不如等待那些有能力完成这事的人去做，伯约啊，不要因一时的侥幸而把希望都寄托在上面，事情一旦弄砸了，后悔都来不及。”等到费祎一死，姜维掌权，年年讨伐曹魏，总算遂了姜维的心意，尽管效果并不理想。（以上史实见《三国志?姜维传》）
又说，刺客郭循原先是被姜维俘虏的魏将，姜维很器重他。“（公元252年）初，汉姜维寇西平，获中郎将郭循，汉人以为左将军。”（《资治通鉴?卷七十五》），一个俘虏，如果没有背景，怎么会升迁得这么快？费祎当政时，姜维在蜀汉政权中的地位仅次于他，貌似只有他有资格替郭循说话。
此外，据说郭循有前科：他降蜀后被封为左将军，打算密谋刺杀后主刘禅，刘禅生日时，“且拜且前，为左右所遏，事辄不果”。想浑水摸鱼，图穷匕见，刘禅早防备着呢，直接给制止了：“爱卿，你还是离我远点吧，这是不合规矩的呀。”（《资治通鉴?卷七十五》）。
不过，按照现代刑侦理论，以上证据整合在一起，拼凑痕迹过重。史书做的都是罗列史实，只有“阴谋论者”才会用厚黑之术做出极致分析。的确，从费祎对姜维的诸多限制看，姜维具备了一定得杀人动机，但其后的两条证据，则破绽百出：姜维是武将出身，手下亲近武士有的是，用得着收买一个降将来行刺吗？郭循密谋行刺刘禅，被制止后为何没有绳之以法？就算刘禅昏庸，诸多朝臣不至于放任一个危险分子在政府内部做事吧？综上所述，这些“蜻蜓点水”似的证据，似乎只在掩盖一个问题：大家都在为费祎的死找个合理的解释。
这么来看，费祎遇刺与私人阴谋论也扯不上关系。
那么，唯一剩下的可能就是，这次刺杀行动是一次没有目的，误打误撞的行为。郭循只是曹魏的一个小角色，心态极端，被迫降蜀后，期待干一件大事以后好有回归的资本，于是刘禅、费祎都成了他的目标，刚开始郭循的目标很可能是姜维，后来发现姜维不好对付，便瞄向了刘禅，不过那是皇帝，近卫森严。于是，为人落拓、放荡不羁的费祎成了靶子。
在延熙十六年（公元253年）的迎春茶话会上，郭循以左将军的身份参加了本次活动，看准机会，干掉了费祎。自己估计也是当场毙命。
世人皆替费祎的死惋惜，但了解费祎的人知道他早晚要出事，郭循不过是在一个恰当的时间出现而已。蜀汉大将张嶷曾劝过费祎：“昔日岑彭率师，来歙杖节，然皆见害于刺客，如今明将军位尊权重，应宜鉴知前事，稍为警惕。”（《三国志?张嶷传》）来歙、岑彭都是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手下的重臣，在讨伐公孙述的时候，先后遇刺身亡，究其原因，无外乎是过于放松，缺乏警惕。张嶷是费祎遇害后一年病故的，当他看到自己一语成谶时，不知作何感想。
这里，我们可以从费祎的死中总结出三条铁律：一、自律还要律人，日常管理工作不能放松；二、办公场合，制度规矩不能忽视，与下属保持适当距离；三、做“潇洒哥”，要恰到好处，性情要真切，偶尔的伪装也是必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