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月13日，作为台湾政治强人的蒋经国突逝台北。一时间，岛内惊呼：蒋经国是被害死的，是被累死的，是被气死的。蒋经国的遗嘱是假的还是真的?众说纷纭。中共中央在蒋介石死时说他是“死有余辜”，为什么在蒋经国病逝时发来吊唁电文?蒋经国的灵柩能否葬在中山陵……
病历堆到腰际之高
蒋经国晚年一身多病，台湾的老百姓人人皆知，台北“荣民”总医院留下的蒋经国病历“已经厚得可以堆到腰际之高”。从1972年出任“行政院长”以来，蒋经国就经常光顾“荣总”。荦荦其大者，就做过眼科手术，又做过100分钟的前列腺手术，这些均是公开的秘密。
蒋经国健康的主要问题，糖尿病日渐恶化，引起眼视网模糊，肾脏发炎和双腿肌肉坏死。据医学权威人士的病理论断，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包括：视网膜病变可导致出现血管瘤；神经末梢病变可导致下肢肌肉坏死，最坏要锯掉双腿维持生命，否则病毒会往上发展．攻心而死；肾脏病变可导致尿毒症，非常危险。“荣总”蒋经国医疗小组的医师们在研讨过蒋经国健康状况后，即向蒋经国建议，希望他对饮食起居必须严加控制，以免引发其他并发症。为了进一步监控蒋的血糖，特派两位医生，24小时轮流，随时为他检查血糖，只要发现他的血糖含量超过正常值，就立刻给他注射胰岛素。但蒋经国体内血糖含量很难接近正常边缘，其因就是蒋经国不知节制饮食，完全无视医生开出来的饮食禁忌，毫无忌惮地吃各种他喜爱的点心，尤其是在他外出视察时，只要肚子饿了，看到路边摊子上有什么东西好吃，他就去吃，根本不管他什么血糖不血糖。他有一句名言：“我的病由你们负责控制，我吃东西则由我自己负责!”他讲得如此强硬，医生也是无奈。
蒋经国出任“总统”后，工作更忙，用蒋纬国的话说：我是为了生活而工作，而我哥哥则是为工作而生活，事必躬亲。的确，蒋经国不像他父亲，始终把医生的劝告奉为金科玉律，他一直是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加之他是台湾的政治强人，党、政、军、特，凡百要务集于一身，欲罢不能。这位70多岁的老人频繁工作使“荣总”医师的建议成了“空谷足音”。
1982年至1983年间，蒋经国身体明显衰退，晚期糖尿病使他的脸部浮肿与行动不便。1982年3月29日，蒋经国赴圆山“忠烈祠”主持祭“国殇”。行前身体没有不适之感，但在步上祭堂主祭位置时，突感不适，并且站立不稳，必须由两位侍从人员左右搀扶才能站立。后仪式草草收场。
同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纪念日，蒋经国原先预定亲自到“中正纪念堂”主持纪念仪式，事前先行排练，蒋经国在排练时因“中正纪念堂”台阶数十级，登上时体力不支。于是临时决定改由孙运璇主持，蒋经国本人则在慈湖蒋介石陵寝领导行礼。自此以后，他的行动愈益迟缓。1982年和1983年“双十节”，蒋经国不在“总统府”前主持，改在阳台上致词和接受欢呼，不让人们看到他步履艰难的形象。
1986年，蒋经国病情又有所恶化。在例行检查中，医生又发现蒋经国心律不齐，故于4月16日未出席国民党中常会，而去“荣总”安装心律调整器。为免外界猜测，除医生与家属外，只有严家淦、郝柏村、黄少谷等极少数人知道。对于蒋经国日趋严重的病状，医疗小组也束手无策，惟一的办法就是使用胰岛素，但仍无法控制病情发展。由于长期注射胰岛素，他打针的部位，已经由手臂转移到腹部，原因就是他的手臂已经到处是针孔，可说是已经没有地方打针了，所以只有把注射的部位，移到全身面积最大的腹部。因时常要验血，耳垂也有一段时间因为不断挤血，而使日趋=F瘪，连血都挤不出来。由于西医治疗无起色，蒋经国的儿女亲家俞大维自美国带回一个80多岁的老中医，经与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审慎研究，决定给蒋经国用中医医治糖尿病。经服用老中医开的三副中药后，蒋经国的浮肿顿时消失，积水消失，行动也顿感灵活了。后来，秦孝仪向蒋经国献策，说脚不好的话，吃鹿筋有效，于是，蒋孝勇就去各处张罗买来许多鹿筋。他们的理论是中国传统的那一套，吃什么补什么。蒋孝勇按偏方要求把鹿筋煮烂，结果里面什么调料也没放，蒋经国吃这碗粘糊糊的鹿筋时眉头紧锁。也不知吃了多少鹿筋，不但毫无功效，病情反而更糟，后来蒋经国也不敢再吃鹿筋了，蒋病逝后还有不少鹿筋存放在七海官邸。长期服用类固醇药物，对肠胃损伤很重，蒋经国晚年的肠胃到了可谓无法再恶化的地步。有时因肠胃不佳肝火旺，几天无大便，医生只能让他服用去火通便的药，但这种药一吃下去，马上就出现泻肚子的副作用。有一阵子，他泻肚子泻得很厉害，一天内换好几次床单，有时，连他自己都烦了，大声责问：“你们干什么，烦不烦啊，换了三四次床单。”有时他坐在车内因感觉迟钝，来不及到官邸就把大便泻在车上。有时他说要大便，侍卫人员刚把便盆拿来，他已经拉在床上。尽管肠胃不舒服，他仍执意上班，侍卫人员每次都将几条内裤带上备用。到1987年，蒋经国病情又加重了。
轮椅治台
1987年8月19日，蒋经国未出席例行召开的国民党中常会。此次会议由国民党中常委、“行政院长”俞国华主持。俞国华解释蒋经国未能主持会议是因有轻微感冒。稍有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糖尿病最忌感冒，主要是身体抵抗力太弱，一旦感冒即有转为肺：炎的可能，在治疗上相当棘手。故只要略有轻微感冒的症状，便要立即休息，尽速促使感冒的症状消失。
8月26日，蒋经国出席并主持了国民党中常会，与往常不同的是他首次坐轮椅到会场。据蒋经国医疗小组(为了蒋经国的身体健康，台湾当局指定由“荣总”成立蒋经国医疗小组。小组成立后由“荣总”副院长姜必宁召集，对外发言则委交彭芳谷副院长，“荣总”院长邹济勋担任总协调指挥工作。除了几位高层的医疗专业人士外，医疗小组的其他成员多视蒋经国健康状况而调整，这些医师各司专长，平时必须配戴电信局的传呼器，一旦有紧急情况，必须随传随到，就是偶尔出远门，也得尽量交待去处)在蒋经国病逝后称：
“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中，经国先生的主要痛苦来自背痛与腿痛。腿痛由来已久，近期则常处于背痛的状态。而且每天疼痛的次数增加，疼痛的时间拉长，常使他禁不住喊着：‘好痛呀。”’
蒋经国特别在意他在民众面前的形象。当他脚痛加剧时，他先试着用手杖，但使用起来极不顺手。1987年初，医师们劝他用轮椅代步，遭蒋拒绝，理由是正式场合如果使用轮椅，不太礼貌。后来三子蒋孝勇对其父讲了坐轮椅的两点理由：“第一，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坐轮椅处理公务；第二，我就这么说，您不坐轮椅怎么办?不坐还是得坐。”病状迫使这位政治强人用轮椅代步。蒋经国深知与会人员此时十分关注，特别作了一番解释。然此消息不胫而走，岛内外议论纷纷，焦点集中在蒋经国健康与接班人问题上。
从岛内外关注蒋经国问题反映出，当今台湾仍属于“天下安危系于一人”的体制，由于未能建立制度化的权力转移，造成政论家与民众不断费神讨论谁是接班人问题、党政军经特权力重组问题……其所引发的并发症，却是蒋经国健康的后遗症。
台湾当局对此议论非常重视，一方面指责内部有人泄密，严禁类似事件发生。另一方面认为既然已为外界知晓，与其任外界胡乱传闻，倒不如正式发布新闻承认。
此间，蒋经国健康状况频频亮红灯。医官程寿山在为蒋经国量血压时吓了一跳，蒋的血压居然只有正常人指数的一=半。程立即报告蒋经国医疗小组负责人姜必宁，姜立即决定把蒋送往“荣总”急救。后医生为蒋输血500CC，才把情况稳住。这次住院后经详细检查，发现蒋经国大部分的内脏功能已经明显衰退，而且有严重坏死的倾向，这个讯息除了蒋孝勇及医生以外，没有任何人知道。
同年10月10日，蒋经国乘坐轮椅主持中枢庆祝双十节典礼并致词。这是蒋经国乘坐轮椅以来首次在公众场合露面。为了准备这次活动，不顾病情与视力的极度衰弱，背诵讲演稿。许多听过蒋经国演讲的人都知道，蒋在演讲时向来是不看稿子的。倒：不是蒋经国有非凡的记忆力，而是他对每一次演讲都相当重视，多半在他演讲的一个礼拜前，就开始在家里先把要讲演的稿子背得滚瓜烂熟，然后到临场时稍加发挥便能赢得听众。到晚年后记忆稍有减退，一次不熟就背第二次，直到背熟为止。过去的演讲稿有些是秘书起草，有些是蒋经国直接写，到晚年因视力太差，往往蒋口授秘书整理。这次“双十节”演讲稿是秘书王家骅特制的，每一个字体大小都有10厘米那么大，只有这样蒋经国才勉强看得见。为防止蒋在演讲时忘记内容，蒋孝勇特地在会场做了一些特殊布置，即在讲台上制作一个呈弧形的板子，这块板子是为了可以放置那份大字讲稿用的。
10月11日，蒋经国又拖着病体应郝柏村之请求视察在湖口基地举行的火力示范“侨泰演习”。由于这次没有民进党捣乱，蒋经国心情较舒畅，称赞演习“100分”。后又召见郝柏村予以表扬。这次活动也被电视曝光。
蒋经国这两次露面效果不佳。他在中枢庆祝“双十节”典礼上的讲话极短，在“双十节”大会上只讲了170个字，无论与会者还是电视机前的观众均感意外。至于当天接见外宾，画面上显露蒋经国有疲惫之态，足引起大众瞩目和议论。著名台湾问题评论家李达先生对蒋经国此举评论道：
“蒋经国已78高龄，有着相当不轻的糖尿病宿疾及并发症，理论上，他并不需要只是为了证明什么而勉强自己公开露面，可是现实的情况却是：他若不公开露面，必将更加使人猜测，于是他只得勉强自己露面。这是一种对自己的残忍的安排，虽然也是无奈的残忍。”
吐血而亡 蒋经国乘坐轮椅出席会议的状况并未延续太久。1988年1月6日，星期三，按常例蒋经国准备出席国民党中常会。但就在这天，一向身体硬朗的蒋方良突然病倒。蒋方良得的是气喘引起的心肺衰竭，情况一度非常紧急。蒋孝勇及侍护人员都劝她赶紧上医院，她却说什么也不愿意离开蒋经国一个人去住院。后来蒋经国亲自劝蒋方良说：“方!你一定要去医院，一定要去……这样好了，我陪你去好不好?”蒋经国这么一劝，蒋方良只好同意，但惟一的条件就是由蒋经国陪她一起到“荣总”“总统”病房里住几天。结果这一天蒋经国没有出席国民党中常会，而是去了医院。当时七海官邸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大家注意力由蒋经国移到蒋方良身上，担心蒋方良会不会出意外，先蒋经国而去。谁知一周后情况却有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发展。
1月12日，和平常任何一个星期二的晚上一样，蒋经国都会表现出烦躁不安的情绪。这是与每周三国民党中常会开会日有关。
谁都知晓，蒋经国是非常重视中常会的，国民党奉行“以党领政”的信条，一切决策均出自于中常会。所以每逢中常会，蒋经国总是借机发表一些重要政策性的宣示。每次会前他都要作充分的准备。因此，蒋经国的健康与国民党中常会例行会议有关。每逢星期三是开会日，蒋的食道敏感的老毛病一定会准时发作，严重时只能请轮值的中常委代他主持。直到他死的那一天，他还是念念不忘要去开中常会。
1月13日清晨，“总统府”机要室主任王家骅赶到七海官邸时，蒋经国身体未表现出异状。当蒋招呼王时，王家骅将事先从《联合报》、《中国时报》及《青年日报》中选好的重要新闻读给蒋听，蒋当时斜靠在床上。王家骅读完后说：“报告先生，现在才8点多，离常会开会时间还早，您先休息一下吧。”蒋答：“好。”过了一会，蒋告诉王家骅说：“昨天没睡好，精神不大好。东西也不想吃，今天常会有什么议题啊?”其实蒋经国是知道中常会议题的，他这样讲的目的是考虑他是否亲自去主持会议。王家骅后来回忆说，我了解他的意思，就说今天常会不要去了，您昨天没睡好，留在家里多休息。蒋回答：“这不大好吧，我上个礼拜常会就没去了。”王说：“这倒没关系，您现在休息，精神好了下午出去打个转，找秘书长谈谈；不然礼拜六到复兴岗‘国军’自强会议讲个话也成，侍卫长都已经去了解过了，复兴岗会场没有台阶，您坐轮椅可以直接推上去，到时候您到会场和大家打个招呼，几句话给大家鼓励鼓励就离开。”蒋说：“那你就跟李秘书长讲，我今天常会不去了。”尔后蒋经国重新躺下休息。然而没有多久，蒋经国就醒了，他说他睡不着，有点恶心，又吃不下饭。随即他呕了一阵子，但没吐出什么来。当时他不停地上下床，在轮椅和床铺之间徘徊。侍卫请医师诊治，当时在官邸的“荣总”医生姜洪霆为他打点滴。此时是上午9点多，蒋经国表情非常痛苦地对侍卫翁元说：“你们找人想想办法，我实在痛苦得不得了啊!我全身都不舒服啊!”恰逢那天姜必宁与肠胃科专家罗光瑞不在台北，副官赶紧打电话给姜必宁与罗光瑞，请他们迅速北上。但过了一会蒋又睡着了。上午11点多钟，蒋孝勇赶到官邸看望父亲。蒋孝勇后来回忆说：“父亲那时睡得很好，不但睡着了，还打呼。”他随后下楼到小餐厅，告诉王家骅和侍卫说，他要去士林官邸陪老夫人(指宋美龄)吃饭。
蒋孝勇走后不久，蒋经国就醒了，他问了副官几点钟后，就说他中饭吃不下。又问：“孝文呢?”副官回答：“孝文先生在餐厅用餐。”蒋又问：“孝武呢?”副官回答“孝武先生现在在新加坡”。大约12点40分，蒋经国对副官说他恶心想吐，副官说“您想吐就吐吧”。没多久，蒋经国开始大口吐血，医护人员紧急抢救。蒋吐完后躺下休息。12点55分，蒋又坐起呕吐，大量鲜血从口鼻中冒出来。吐完之后，医生紧急施救，然而蒋经国再没有醒来。王家骅进卧房后，蒋已毫无意识，但医生仍在急救，因为床旁的脉搏监视器的心电图仍稳定地闪动着，每分钟70下。医生们不能放弃，于是接上人工心肺机继续抢救。但是任谁都知道，那不是蒋的心跳，而是两年前装置在锁骨下方的心律调节器所发出的信号。
中午l点钟，蒋孝勇赶回七海官邸。他冲进卧房，站在父亲床前望着挥汗急救的医师与毫无声息的父亲。他跪在父亲床头，磕了三个头，告诉尚在急救的医师们：“好了，不要再救了”。他知道父亲已离开了人世。据姜必宁在蒋经国病逝后的国民党中常会上报告：由于蒋经国“突然大量吐血，迅即引发休克及心脏呼吸衰竭，立即召集医疗小组以人工心肺复苏术挽救无效，延至3时50分心跳停止。瞳孔散大，而告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