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在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大潮中，梁启超并非新型文化的首觉者，他被纳入这一历史转型之序列时，已是19世纪90年代中期。然而他一旦走进这一自觉的行列，就由一个角逐科场的传统士子一变而为矢志维新的近代知识者。他作为康有为的学生，在甲午战败之后，开始为康有为的变法呐喊助威，奔走呼号，阐发乃师维新变法的“微言大义”，竭尽心智。据统计，仅1896-1897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一口气就发表了60篇文章，其中有《变法通议》、《古议院考》、《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等著名论文。他大力阐发变法的必要性：“法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天在变，地在变，生物在变，人类在变，“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公理有固然，非夫人之为也”。而强敌压境，形势逼人，变法更是势在必行。因此，“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那么如何变呢？梁启超说变法重点是学西方，废科举、兴学校、育人才，开民智、开官智、兴民权、兴绅权，发展资本主义，修铁路、开矿山、办工厂，立农、工、商政。变之途径则是上靠封建皇帝、王公大臣，下靠开明士绅激发天良，除旧布新。梁启超的宣传真如妙笔生辉，使康有为的变法理论迅速得到广泛传播，在广大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强烈而深远的影响。康、梁的名字因此蜚声海内外。湖广总督张之洞当即于1897年1月盛情邀请梁启超任两湖时务院长兼在署中办事，只因梁无意留鄂未成。同年10月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聘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梁启超以学堂为阵地，进一步大力宣传康有为变法理论，为变法大造舆论，并培养出了诸如林圭、李炳寰、蔡锷等一批维新志士。
1898年春，梁启超到北京，全身心投入变法救亡事业，他本着“非破家不能救国，非杀身不能成仁”的精神，组织保国会，发表演说，号召人人都尽自己的聪明才智参加救亡变法。6月11日，戊戌变法正式开始，梁启超受光绪帝之命在总理衙门查看并起草新政奏章，拟定新政章程，并被赏六品官衔，专办大学堂译书局等，是百日维新中的重要人物。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大肆抓捕维新志士。梁启超也流亡日本，但并未终止维新宣传事业。11月，他就在横滨创办了《清议报》，之后又创办了《新民丛报》，利用报纸为阵地，对西方资产阶级理论、思想、文化学说进行了更为全面的介绍和宣传，几乎全部西方思想都在梁启超的视野之中。如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说，颉德、培根、笛卡儿、孟德斯鸠的学说等等，涉及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地理学等诸多领域。由于梁启超通俗流畅、充满激情的宣传，不仅使无数青年知识分子为之倾倒，而且使封建的抱残守缺、夜郎自大的陈腐观念在理性的检验下不攻自破，大大增强了启蒙力量。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还对一些变法思想进行了进一步思考，尤其是对国家和民权学说进行了进一步认识，进而写成了著名的代表作品《新民说》。他认为，国家和朝廷绝非一回事，国家是“人民之公产”，而朝廷却是“一家之私产”。要增强爱国心，必须树立国家观念；而要树立国家观念，则又必须弄清国家与国民的关系。在他看来，在几千年封建****统治下，中国人只有当奴隶的份，只可说是部民，绝非国民。而由部民演进为国民，正是由野蛮进入文明的标志。梁启超说，国民应享有一定的权利，又要尽相应的义务，宪法与民权不可脱离。为此，他号召国民要树立“新民之道”，既不能“墨守故纸”，又不能“心醉西风”，要“群策群力捍城御侮”，树立高于个人、高于朝廷的国民“公德”，使国家“团结永不散，补助永不亏，捍救永不误，利益永不穷”。同时，人还应有自由的权利，包括人身自由和精神自由，人身不自由是“身奴”，精神不自由是“心奴”。国民应有追求真理的勇气和理性的批判精神。梁启超正是本着这种“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的大无畏精神大力宣传西学和启蒙思想，使他成为戊戌维新中最有鼓动力、最起作用的宣传家和政论家。
梁启超在戊戌维新期间的思想宣传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之所以如此有穿透力，并赢得了“舆论骄子”、“宣传大师”的美誉，是和他渊博的学识、纵横的才气有关的。梁启超4、5岁时读《四书》及《诗经》，6岁《五经》卒业，9岁已下笔千言，次年有神童之誉，12岁应院试、中秀才，17岁应乡试、中举人，18岁竟能以举人反拜秀才康有为为师，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随康有为读书，自称“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举”。梁启超聪明过人、热情洋溢，而且不断进取。他曾写诗有励：“志末酬，志未酬，向君之志几时酬？志亦无尽量，酬亦无尽时。世界进步靡有止期，吾之希望亦靡有止期……登高山复有高山，山瀛海更有瀛海。任龙腾虎跃以度百年兮，所成就其能有几许……吁嗟乎，男儿志兮天下事，但有进兮不有止。”这正是梁启超不断学习和追求的真实写照。可以说，由于梁启超过人的学识和超人的进取心，使他对事物的观察力和预见力高于他的同时代人，因而当康有为举起变法大旗时，他能迅速汇入这一维新大潮并且尽情展示其才华。而当变法失败后，又能及时地以最具影响力的“新民”思想进行宣传，使启蒙思想宣传走向深入，而且使其思想更具平民化、普及化的影响。
梁启超不仅具有过人的才气，而且还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充蕴其身。他曾以诗言志，面对“五更萧萧天雨霜，鼾声如雷卧榻傍。诗灵罢歌息罢哭，问天下不语徒苍苍”的冷酷现实，他忧愤交加：“哀哉衣冠俦，涂炭将何极！”禁不住拍案而起：“拍碎双于斗，慷慨一何多！满腔都是血泪，无处著悲歌。”他一心期望“一线微红出扶桑”，有朝一日，少年中国神采飞扬。综观梁启超一生，实处于忧国忧民之中。以公车上书、戊戌蒙难、新民启蒙、立宪奔波、附袁入阁，旋又反袁讨张等等，尽管他“流质易变”，自我交战，但说他“脑中固绝未忘一‘国’字”，确可谓至真之言。
可以说，梁启超正是凭着这一种不变的爱国心，加上他纵横的才气，使他的思想和他的文笔一样，穿透时空，一度风靡天下。
3.严复：贩运西学的急先锋
在戊戌时期三大思想家中，严复（1854-1921）和康、梁又不同，他具有鲜明的自身特色和个性特点。康、梁首举变法实践和宣传大旗，功不可没，但在变法理论的创立和建树上，他们和严复相比，又绝不是一个等量级的。
康、梁的变革思想带有一种激进性的、非理性的特征，他们是前近代变革思想的先行者，但这种变革者若没有新的理论出现，仅凭“托古改制”等是很难上升到一个更高层次的。而正当变革时代呼唤新的理论支柱时，严复出现了，严复的译著出现了。如果说梁启超以其颇具穿透力的启蒙宣传弥补了康有为思想影响缺乏广泛性之不足的话；那么，严复贩运西学的成功，则弥补了康、梁两个人共同具有的理论上的不足，使变法运动大上台阶并走向深化。
严复是贩运西学的急先锋，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玄奘”，是真正意义上的“盗火者”。人们称严复是“译界太祖”，当之无愧。严复生平文字可分为翻译、按语、论文、诗词、书信、专著等6个方面，共约270万字，而这其中翻译共11部，占170多万字。严复对西学的介绍，视野广阔，思虑严密，仅《严译名著八种》，就涉及自然科学（《天演论》）、经济学（《原富》）、社会学（《群学肄言》）、法学与政治学（《法意》、《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逻辑学（《穆勒名学》、《名学浅说》）等各个方面。此外，还译过教育学（《中国教育论》）。特别是通过《天演论》、《原富》、《穆勒名学》、《法意》这四部最重要的译著，严复将达尔文进化论、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穆勒的逻辑学、孟德斯鸠的政治理论，系统地介绍和传播到了中国。
严复作为这么一个角色出现在戊戌变法的历史舞台上，是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的。这位福建侯官（今福州）人，1854年出生于一个乡村医生家庭。
7岁开始求师授学，13岁时父死，家贫不再从师，于1866年冬考入福州船政学堂，深受船政大臣沈葆桢的赞赏。这就比一般人更早地接受新学教育。
在校5年，除习读儒家典籍外，还学习了算术、几何、代数、解析几何、割锥、三角、热学、光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术等自然科学知识，是学堂第一届优秀毕业生。毕业后，曾在“建威”、“扬武”等军舰上实习5年。1877年，作为清政府派出的第二批留学生，赴英国海军学校学习驾驶。在英两年多时间里，严复先在朴茨茅斯肄业，后入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学习，念完高等数学、物理、海军战术、海战、公法及枪炮营垒各课，“考课屡列优等”，是中国近代直接受西方教育最早的少数人士之一。不仅如此，严复特别震惊于19世纪20年代，英国资本主义的兴起，欧洲学术界的大师辈出，因而他醉心于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的研究，对于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卢梭、边沁、穆勒、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的著作，或广泛阅读，或深入研究，其学识曾受当时清廷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的高度赏识，引为忘年之交。对严复的西学造诣，桐城派大师吴汝伦曾有过高度评价，他说：“独执事博涉，兼能文章，学问奄有东西数万里之长，子去笔札之功，充国四夷之学，美具难并，钟于一身。”正是有了这种教育背景和优越的西学条件，才使得严复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中，真正体察到了西学的“命脉”之所在，也使得他在维新思潮的激荡中，以一种独有的形象出现。
可以说，戊戌变法开始之时，康梁的变法理论产生于传统文化自身，带有直观性、经验性、单线性的思维方式特征，不可能真正成为传统文化体系的破坏性因素。而一个伟大时代却尤其需要产生与时代相匹配的伟大理论，在这种“时运际会”下，具有深厚西学功底的严复及时地承担起了贩运西学的使命。而且严复是从中国当时的实际和变法维新的需要出发，到西方理论铺子里有目的地、有针对性地，选择西学进行翻译介绍的。必要之时还可做一些改造，使之更能为变法维新、救亡图存服务。如他所翻译的170多万字中，所加按语就达17万字，占全部译文的十分之一。
严复首先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对比。他认为，西方文化的特征是：
“其为事也，一一皆本诸学术；其为学术也，一一皆本于即物实测，层累阶级，以造于至精至大之涂，故蔑一事焉可坐论而不足起行者也。苟求其故，则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而中国传统文化则大异其趣，到处是“无用”、“无实”之古文词、古今体，“碑版篆隶”，“汉学考据”，“侈陈礼乐，广说性理”。造成中西文化高低优劣之分的原因何在？正是“无演进化”。由此之故，严复毅然翻译了《天演论》，提出了一系列震惊于整个思想界的新观点：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天道变化，不主故常”，“保群进化，与天争胜”，“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物各其位，宜者自立”……这是严复理性思考的结果，是对中西文化优劣分析后得出的科学论断。
严复没有参加康梁的实际政治运动，没有按传统思维模式去构想什么改革方案，但他认为当时中国最紧迫的是要用一种全新的思想方法去开启中国人的心智，而变法思想的演进，更应进行思维方式的更新和思维角度的转换。由于传统的汉、宋之学已经不起作用，康梁等“复三代之治”的思维方式仍未脱出传统“变易”思想的窠臼。在方法论的突破中，严复是第一个把比较系统的西方科学方法介绍给中国思想界的播火者，他不但提供用天演进化的普遍规律去分析中国问题，寻找救亡与变法的途径；而且通过《穆勒名学》、《名学浅说》等诸多译著，将西方的归纳演绎实证的逻辑方法系统地介绍到了中国。他强调经验，强调实证，强调“学问之事，往往因所由涂术不同，其得果因而大异”。并认为归纳实证乃“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正因此，中国人的旧思维方式得到了改造，变法思想也获得了新的科学方法论之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