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李鸿章的近代化纲领及其实践
李鸿章在面对敌强我弱的事实情势下，推衍出中国无法决胜，“即暂胜必终败”，故须“和戎”的错误结论的同时，也提出了“内须变法”的近代化纲领，并开始了实践。
第一，“自强”：振兴军事工业。
“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觅制器之器-制器-练兵-自强-治国，这就是洋务派头目李鸿章等人的思想逻辑。因此，李鸿章特别注意控制和提振军事工业。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派兴办了四大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1865）、金陵机器局（1865）、福州船政局（1866）、天津机器局（1867）。而此之中，沪、宁二局本身即李鸿章一手创办；而当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后，又顺理成章地掌握了津局，以致中央政府在军火和军器的制造与修理方面得完全依靠李鸿章了。
李鸿章对于沪、宁、津三局，可谓做到精心提振。三局在基本建设、机器设备和生产情况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自19世纪70-90年代，沪局先后设置了火药厂、枪子厂、炮弹厂、水雷厂和生产熟钢与钢材的炼钢厂；并使枪支生产沿着旧式前膛枪、林明敦后膛枪、奥国漫利夏枪和德国新毛瑟枪的顺序逐渐改型；大炮制造也沿着“开花子轻铜炮”、来福子熟大炮、英国阿姆斯特朗新式大炮的顺序逐渐改型。1893年，李鸿章曾得意地说：“上海机器局为各省制造最大之厂，该局员等苦思力索，不惮繁难，奋勉图功，竟能于数年之间，创造新式枪炮与西洋最精之器无异，为中国向来所未有。”沪局制造轮船的技术也“渐推渐精”，在1868-1875年间制成6艘木壳兵轮，后又制成铁甲兵轮和钢甲兵轮，这标志着沪局造船技术的不断提高。宁局也一样，到1879年计有机器厂三，翻砂、熟铁、木作厂各二，还有火箭局、洋药局、水雷局等，能制造炮位门火、车轮盘架、子药箱具、开花炮弹、洋枪、抬枪、铜帽、大炮、水雷等。津局在李鸿章接办时，就被认为“该局规模粗具，垣屋尚须加修，机器局尚须添制，火药亦尚未开造，自应就此基绪，逐渐扩充”。在李鸿章经营下，津局分设东西两局，扩建厂房，添购机器，增设铸铁、熟铁、锯木、洋枪、枪子、炼钢等厂，以制造枪炮、子弹、火药、水雷为主，辅之以修造船舰等。19世纪80年代，李鸿章颇为自豪地声称津局为“洋军火之总汇”。
应该说，洋务军事工业是中国在近代形势下出现的最早的大工业，虽然无论是从其生产目的，还是从其殖民性、封建性特点上看，都难以与真正的近代企业相提并论，但这毕竟是在众多保守的官绅和士大夫宣扬“祖宗成法”、“礼义廉耻”的反对声中，由李鸿章等“力排浮议”，在“救时”、“自强”口号下建立起来的最早工业，也是最早利用先进科技发展起来的工业。因此，它在近代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地位。特别是，虽然这些近代军事工业仍处于非商品生产的旧的封建形态，但作为机器大工业，其发展有自身的规律，许多配套设施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出现必然产生（如一些必要的民用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必然随之建立）。李鸿章等很快从“自强”转而“求富”，从发展军事工业转而又发展民用工业，正是这一规律发展的自然结果。
第二，“求富”：兴办民用企业。
由于军事工业的发展，一方面，经费不足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百方罗掘，仍不足用”。另一方面，各种原材料和燃料长期依赖进口，价格昂贵不说，还时时供应不上，而“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这就促动李鸿章等逐渐突破原来认为只要靠洋人、洋机器建立军事工业，仿制洋枪洋炮，即可达到“自强”目的的旧观念，思想上完成了一个重要变化，即以“自强”向“求富”的转变。
如何才能达到“求富”目的呢？李鸿章说：“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可见，李鸿章已经看到，只有广开煤铁五金、铁路、电报等事业，才能“权自****”，“以贫交富，以弱敌强”。
加上其时大批机器正在引进过程中，机器的民用价值也越来越被李鸿章所认识。
1873年1月，李鸿章创办了轮船招商局，其目的就是为数千百年国体、商情、财源、兵势开拓地步。其发展也很快，成立初仅轮船3只，到1877年收购美商旗昌轮船公司产业后，就拥有轮船33只，吨数达23967吨。主要经营沿海与内河航运，每年净利达30万两。李鸿章说：“招商轮船实为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为得手的文字。”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乃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民用企业。1878年，为了使“中国兵商轮船及机器制造各局用煤，不致远购于外洋”，李鸿章奏设的开平矿务局正式成立。该局资本从80万两增至150万两，1894年的产煤达2千吨，这是洋务所创办的采矿业中最著有成绩的大矿。与此同时，李鸿章鉴于“洋货行销中国，日增月盛，尤以洋布为大宗，是以特令购买机器，设局仿造布匹，所以敌洋产而杜漏卮”。因此，又于1878年设立了上海机器织布局，此乃李鸿章创办的中国第一个棉纺织工厂。此后，1886年，李鸿章又受命开采漠河金矿。漠河金矿开办起来后，于1889年初正式开采，1894年产金多达28370两，漠河因此成了“兵民辐辏”的“边陲重镇”。
中国的电报、铁路，也是李鸿章最先倡办的。早在19世纪70年代初，李鸿章就力陈：“电线、铁路必应防设。”1879年他鉴于“各国以至上海莫不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独中国文书尚恃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亦已迟速悬殊”，深感“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因而饬令在大沽北塘海口炮台和天津之间架线试设电报，结果“号令各营顷刻响应”。1880年他根据盛宣怀的建议，奏请接修天津经镇江至上海电报，以“通南北两洋之气，遏洋线进内之机”；并于津沪电报线路敷设期间，在天津设电报总局。1882年电报局又劝集商股接办贯穿苏、浙、闽、粤四省电报，于1884年竣工，电报局也由天津迁至上海。此后，电报局继续招商架设了津京线、长江线、桂滇线、陕甘线。与此同时，为了兴建铁路，李鸿章一面批驳顽固守旧势力的谬论，开导和争取清廷；一面在自己辖区内我行我素，造成既成事实。他支持唐廷枢兴建的唐胥铁路于1880年动工，翌年即建成，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条铁路。
此后，在李鸿章的努力下，开平铁路公司于1886年成立，进而又改名为中国铁路公司，津沽铁路、卢汉铁路、关东铁路等由此相继开建。
李鸿章最先倡导的民用工业与此前的军事工业相比，已有很大不同。
首先，近代机器引进和技术运用的范围大大扩大了。可以说，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在采矿、冶金、纺织、铸钱、制糖、制火柴等行业中都已开始机器生产。各种动力机器、机床、交通机械、纺织机器、农业机器、矿冶机器等都相继输入中国，中国近代机器工业随着民用企业的开办，出现了一个较为完备、初具规模的局面，为近代工业的真正开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其次，民用工业的性质已有很大变化。虽然其最终目的仍是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但在组织形式和经营目的上已有相当大的改变。这些民用企业分“官办”、“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三种形式，而后二者占绝大多数。特别是“官督商办”企业，资金主要由官僚、商人、买办等私人集股而成，产品已开始进入市场销售，追求一定的利润，已具备了初步的资本主义工业性质。如轮船招商局所招商股自1873年47.6万两增至1877年的73.2万两；又如开平矿务局招商章程明确规定，资金由招股凑集，生产的产品“照买卖常规”“由商人销售”，利润分配则规定“每年所得利息，先提官利一分，后提办事者花红二成，其余八成均按股均分”，保证了商股的利益。这些都是在近代资本主义性质机器工业发展中的重要探索。
当然，从更深层看，这些民用企业还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工业，其最终目的是为维护封建统治，其内部管理带有强烈的封建性，这不利于甚至阻碍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然而，在风气未开的情况下，李鸿章能自觉提出“求富”主张，并开始了商品生产，这在资本主义工业发展中是具有开拓性作用的。
第三，筹建北洋海军。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最大的海防论者。在他看来，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改变了历代备边多在西北的状况，东南海疆已成为国防第一线，以前“华洋隔绝之天下”，现已经一变而为“中外联属之天下”。因此，加强向西方学习，取其长技，发展新式海军，成为李鸿章近代化纲领和实践的重要内容。
李鸿章曾遵旨上奏了《筹论海防折》，较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海防问题的看法。他明确表示“居今日而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
此所谓“变法”，即指改革军事制度，建立近代海陆军。在李鸿章看来，鉴于目前形势，必须加强海防，“亟练水师”。而“其防之之法，大要分为两端”，即“守定不动之法”和“挪移泛应之法”，因此“外海水师铁甲船与守口大炮铁船皆断不可少之物”。他极为赞成设立北、东、南三洋海军，但认为各洋海军均须拥有大铁甲船二艘，“一处有事，六船联络，专为洋面游击之师，而以余船附丽之，声势较壮”。他还鉴于筹办海防需款甚巨与清政府“财用极绌”的矛盾现实，断言“欲图振作，必统天下全局，通盘合筹，而后定计”。李鸿章不仅上疏陈词，而且授意丁日昌写成《海防条议》，“筹议切实办法”。
在李鸿章多次上奏并精心策划下，清政府授命他督办北洋海防，并“先就北洋创设水师一军，俟力渐充，就一划三”。所以，李鸿章及其北洋海军一开始即处于举足轻重和优先发展的地位。1881年，李鸿章奏请以提督丁汝昌统领北洋海军。直至1885年9月，海军衙门正式奏定《北洋海军章程》，北洋舰队正式成军。
在北洋海军创建过程中，李鸿章极其重视舰船、船坞、港口及人才的建设。在舰船的配备上，李鸿章先是向英德等购买炮船，后发展为自主的购买新式铁甲船，并将闽沪两厂制造的一些轮船调至北洋，编入北洋海军。除轮船以外，要发展近代化海军，又必须有基地，即屯泊舰船的港口、检修船舰的船坞以及相应的炮台。李鸿章说：“西国无不于海外另立口岸为水师根本，有炮台、陆军依护，其船坞、学堂、煤粮、军械均于是屯储焉。”港口是海军进退战守的依托，船坞是检修船舰之所。为此，自1880年起，李鸿章先在大沽建造船坞，继而把精力集中到旅顺口和威海卫海军基地的建设上。在此过程中，李鸿章又进而认为建立近代化海军、舰船、基地等物质条件固然重要，但“有器尤须要有人”，“水师为海防急务，人才为水师根本”。因此，他一手抓机器，一手抓人才。在人才建设上，李鸿章一方面雇佣了一批洋员担任技术指导工作，另一方面开始自己培育军事人才。他认为“中国驾驶兵轮船学堂，创自福建船政”，所以北洋船舰“所需管驾、大副、二副、管理轮机炮位人员，皆借材于闽省”，致使福建船政学堂学生成了北洋海军的中坚，并囊括了北洋海军中几乎所有铁甲船、巡洋舰管带的位置。著名的如“定远”舰管带刘步蟾、“致远”舰管带邓世昌、“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广丙”舰管带程璧光等等。
第四，兴学育才。
当李鸿章将其近代化纲领和实践由“自强”发展到“求富”，进而推进到“富强相因”时，倡导科举改革，兴学育才，就成了其中的核心内容。
李鸿章在倡行兴学育才时，遇到最大的阻力就是八股科举取士制度。
可以说，以章句取士堵塞了士大夫趋向西学的门径。但为了实现“自强”、“求富”的近代化目标，必须要培养和造就新式人才。因此，李鸿章在倡导科举改革上可谓不遗余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