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一次现代化发展机遇丧失的原因
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洋务运动无疑是一次力图把握机遇寻求发展的现代化尝试。尽管这场运动来得稍显迟缓和艰难，但其引入并聚合了中国前现代社会中的现代性因素，实现了现代化的最初启动，应该说顺应了当时世界发展的潮流。然而，洋务运动终未使中国走上现代化国家的行列，反而使中国失去了一次经济腾飞的机会。从1840年到1895年，半个多世纪的沧海桑田，中国还是与机遇擦肩而过。这是历史的遗憾，更是中华民族的不幸。那么，中国为什么会丧失这次现代化发展机遇呢？
1.上层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现代化政权的领导
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生型的，因为中国社会内部虽然已有某些现代性因素的存在，但如果依靠自己现代性因素的自然演进，那么现代化的启动还要假以漫长的时日。根据汤因比“挑战-反应”理论，中国的现代化是对西方殖民侵略这一挑战的反应。这是一种被动的现代化，就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系统来推进这个过程。美国学者布莱克也认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文化传播和挑战虽然会对落后国家的现代化产生促动作用，但是只有在落后国家的领导者和人民群众形成了强烈的现代化欲望之后，现代化才能以能动的形式展开。这就意味着，一个强有力的现代化政府是现代化启动的先决条件。世界历史的发展也表明，无论是西欧，还是俄国、德国、日本，当现代化启动之时，都出现过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由国家主导现代化成为后发展国家的共同特点。
应该承认，清朝最高统治者在鸦片战争中所受到的震动与打击，绝不亚于官僚士大夫。当不得不以至高无上的天子至尊对“蛮夷狄国”屈膝时，道光皇帝可谓颜面尽失，其内心的痛苦和苦涩是不可名状的。黄遵宪曾以“传闻哀痛诏，犹洒泪纵横”的诗句来描述道光当时的剧痛心情。为了表示自己愧对列祖列宗，道光遗命不入家庙。但作为最高统治者，本应由屈辱而走向反省，却认为这是传统的“羁縻”政策的胜利，外国人拿到好处就会走的，签订的是“万年和约”，从此中西方可以相安无事了。所以，“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坊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于是，“悉如旧制”，统治者无意在从祖宗那里继承来的“天朝体制”上打开哪怕是小小的缺口，更不愿丢掉早已化为子虚乌有的天朝颜面。有学者如是说：“中国被英国的大炮轰出了中世纪，进入近代，道光的脚也与之同时踏入了近代，但他的头脑却留在中世纪，依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世纪皇帝，在他身上找不到任何时代气息。”此分析可谓鞭辟入里。道光于鸦片战争后8年怏怏死去，龙墩上的新主人咸丰皇帝更是以维护天朝颜面为头等大事，在中外交往的“觐见”礼仪上，把跪拜作为国体，认定这是万万不能改变的，甚至愿意为此付出任何代价。如1859年，英法依《天津条约》入京换约，咸丰令何桂清转告英国公使：
“如欲亲递国书，必须按照中国礼节，跪拜如仪，方可允行。设或不能，只宜按照咪（美）、俄两国之例，将国书赍至京师，叫钦差大臣呈进……设该夷固执前说，不知悔悟，唯有与之决战。”这种懵然愚顽的文化心理，体现了统治者的颟顸、腐朽，更深藏着中华民族的不幸。
在君主如此表率之下，整个政坛弥漫的是萎靡守旧之风。道光时重用的大学士、军机大臣曹振镛、潘世恩、穆彰阿等人颇以老成持重著称，而所谓的老成持重就是因循守旧、墨守成规。时人徐继畲对此做过这样的描述：
“大臣之负清名、有时誉者，大约以缄默不言为缜密，以圭角不露为深沉，以漫无可否为和平，以多所容忍为宽厚，以模棱两端为和衷济事之道，以遵循故事为奉公守法之规。观其章奏所敷陈似乎精密周详、了无遗憾，而实则铺张粉饰、纸上空谈。稽诸事实，大谬不然。”此言可谓击中道咸两朝政风的要害。敷衍塞责、********，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极大地损害了道咸间中央政权治理社会和统治国家的能力，庞大的官僚机构因此羸弱不堪，呈现出一种僵死的状态。梁启超不无感慨地说：“（鸦片战争）后二十余年，叠经大患，国中一切守旧，实无毫厘变法之说。”而现代化启动需要的是：奋发振作的领导集团、躁动的文化氛围、急欲变革的心理渴求。中华民族虚度了20年的光阴，中国现代化的命运由此可见大概。
不可否认，洋务企业的兴办，得到了当时清朝的最高决策人慈禧太后的支持，因为开办企业要资金、土地、人才等等，没有慈禧的批准，是不可能办成的。在洋务派与顽固派的争论中，慈禧也是站在洋务派一边的。慈禧本身不是洋务派，也不是改革家，可以说她还没有任何现代意识。在中国内忧外患的严峻局面下，她不能不为自己的地位考虑，不能不为大清帝国着想，但她所追求的是手中权力的无限扩大、封建****制度的不断稳固、帝王生活的更加奢侈，手中权力又是她奢侈生活的资本，所以，她不可能沿着自强的道路走下去。1884年，奕訢因中法战争被弹劾，革去所有职务，慈禧独掌朝廷的局面形成。此后，慈禧对洋务派的支持越来越少，洋务企业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再者，由少数王公大臣、封疆大吏组成的洋务领袖们，他们自己不能，时代也不允许他们能够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革，只能在军事、经济等范围内进行一次有限的局部的革新。因为这些中国现代化的先驱们，一辈子受的是“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的旧教育，更没有接受过西方文化的再教育，不可能完全了解西方文化，他们的认识能力、行动能力和魄力，都只能从自身的实际需要出发，一步一步地摸索着向前走。当传统与现代发生冲突之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一种自然的、必然的选择。而洋务派本身的封建性和腐败性，又窒息了洋务事业的发展。事实表明，封建主义的冻土里开不出资本主义的艳丽之花。
可见，“一个苟且偷安的中央政府没能肩负起对现代化发展特别重要的那种领导作用”，以致中国错过了世界第二次现代化浪潮所带来的历史机遇，“而在成功的现代化后起国家里，中央政府都发挥过这种作用”。
2.下层缺乏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民间推动力量
如前所述，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在对待外部刺激方面表现出的是迟钝、麻木的态度。那么，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民众是否已经具备现代意识，有自下而上地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自觉呢？我们的答案也只能是否定的。
首先，中国民众的观念表现出落后性和保守性。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农业社会国家，高度集权的中央统治牢牢控制着社会的政治基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维系着社会的经济基础，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支配着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民众既无须关心政治运作，也无法干预政治运作。鸦片战争虽然使得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开始解体，但其影响并不广泛，仅局限于通商口岸地区，广大民众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并未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所以，当时民间风气保守，对西方挑战一无所知，不仅排斥西洋科技，还盲目反对洋务，甚至加以破坏。1874年，西方人曾这样报道过机器缫丝业在广州的窘境：“采用机器缫丝已经引起很多人反对。
有些批评是没有道理的，但另有些批评则很耸人听闻。机器动力代替手工操作，使人们在幻想中觉得恶果很多，这是主要的反对理由……第二个理由是因为男女在同一厂房里做工，有伤风化。第三个理由是……工匠操纵机器，技艺不纯熟，容易伤人。人们又反对汽笛声音太吵闹，机器响声太大。
又说高烟囱有伤风水。”这种情形在当时的中国绝不是个案，同样也表现在国人对待铁路的问题上。1865年，英国人杜兰德在京师永宁门外平地敷设了长约里许的铁路一条，全城“骇为妖物”，直至拆除，疑虑方才平息。1876年6月，英美商人在上海修建了长约13公里的淞沪铁路，士绅们惊诧抗议，男女老幼中途拦阻，结果两江总督沈葆桢耗费28万两银子买下这段铁路并加以拆毁。1880年，中国修筑了自己的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但是为了避免当地民众的反对，先用马拉，到1881年才用机车牵引。当然，这其中有民众习惯于小农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原因，要接受新事物必须有一个过程，但与洋人以武力这种野蛮的方式进入中国也有很大的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