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问题，郎先生曾有过一番论断，我认为讲得比较通俗明白，所以把大致意思引用过来：比如说有三家企业，ABC。今年A得到的外商订单是100台，B是100台，C是200台。到第二年，外商又来了，他给A的订单加一倍，B也加一倍，C呢，说你开价那么贵，你看看人家A、B多便宜啊，所以我不给你那么多订单了，给你降到100台。A和B这个时候当然高兴喽，自己的订单多了一倍，看来今天就等着数钞票了，于是A跟B一起激动起来，把产能从100台扩大到200台，赶紧生产啊，不然完不成订单任务啊，似乎一切都欣欣向荣。但是，产能这个东西不是像我们企业的财务报表一样可以随便改来改去的啊，它代表的是实实在在投下去的固定资产啊，不是说降下来就能降下来的。所以，C还是200台的产能，于是加起来变成多少了呢？200，200，200，变成600台的产能。外商又来了，说我现在只需要300了，你们怎么办呢？那就只有相互砍价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能够不死，能够维持成本，就已经谢天谢地了，还想抬价？别胡思乱想了，赶紧洗洗睡吧。那么大家到这儿也应该能看出来了，最后的结果肯定是价格被压低到某些厂家承受不了，退出这个市场竞争，而留下的厂家也都是那种半死不活的。
估计大伙在这儿肯定很气愤，老外净耍这些手段欺负我们中国人，而郎咸平先生作为专业人士自然也总结得比较专业：这就是你自己不掌握销售渠道，埋头做制造的恶果。其实，老外有老外的伎俩，我们也有我们的绝招，只是我们自己没用好罢了。
我国企业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内斗，这似乎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优良”传统了，都说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就成了一条虫，这实在值得我们好好反思。现在我们很多产品都占到了全球的50%以上的份额，如果我们团结起来，就应该能掌握国际定价权，即使没能掌握定价权，至少也能增加讨价还价的筹码。我们其实已经具备了这个条件，但是没有使用、没有充分利用。
这种做法在经济学中有一个不太好听的名字，叫做“厂商的勾结行为”，但是话糙理不糙，它的实质就是“团结就是力量”，一根筷子易折断，一把筷子就不易折断，咱们的老祖宗老早就总结出来的道理。但是要让我们的企业抱成团和外商作战，这其中还是有一个非常大的难度，这来自一个大名鼎鼎的博弈论的范例——囚徒困境。下面我就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在经济学和博弈论中都非常经典的案例。内容是这样的：
警方以谋杀与非法持有枪械的罪名逮捕了两个人犯，警方可以轻易地证明这两个人违反了枪械法，但是没有确切地证据证明他们犯了谋杀罪。如果两个人都招供，则他们都会被判处无期徒刑；如果一个人招供另一个人保持缄默，则招供的人将会被释放，缄默的人会被判处死刑；如果两个都保持缄默，由于缺乏证据，两人都只需要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那么，显然两人都保持缄默是最好的结果。但是，从每一个人自身角度来考虑，无论对方的选择怎么样，招供对自己而言都是一个“占优”的选择。所以最后的结果往往就是最坏的结果：两人都招供，都被判处无期徒刑。这就是所谓的各人都采取对自己最优的选择而导致整体的更坏的结果。
这样的情形同样出现在我国的制造企业中间。如果大家联合起来都提高价格，那么对大家都有利，外商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价格；如果大家都打“价格战”，最后将没有一个胜利者，被外商占便宜；但是如果其他厂家都出高价，只有你开出低价，那么就能获得更多的订单，取得更大的利益。正是在这种“囚徒困境”下，各个厂商都采取对自己有利的选择导致了整体受损，受制于外商。所以，要让广大中国制造企业联合起来，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显然是一个技术工种，要靠我们广大企业的智慧和定力。那么除了这个还有没有其他办法来获得定价权，进而获得更高的利润率呢？答案是肯定的。
那就是创新，我们要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我想这个才是最根本的。所谓创新就是我们的商品要具有差异化，和别人的不一样。一旦我们的企业的商品和别人的有了差异，我们面临的市场需求就和别人的不一样了，相当于我们又创造分割出了另一个市场，而在这个市场中，我们就是唯一的供应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这样我们企业的日子就大大好过了。比如，大米是几乎没有差异的商品，所以你很难提高价格；而手机就是一个典型的差异化的商品，同样是手机，就是不太一样。以Iphone为例，它就是通过创新和差异化，把自己和其他手机产品分开，使消费者认识到，Iphone的体验就是和其他手机不一样，就是潮流，所以愿意支付相对更高的价格。这种差异化的战略使对手只能模仿、追赶，却始终很难超越。所以，我认为只要苹果有这样的创新精神和差异化的产品，即使它不控制销售渠道，即使它不控制原料采购、物流运输，它照样可以在行业里笑傲群雄，光卖产品就能保证它数钱数到手抽筋。
所以说，产业链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在我们的大多数企业暂时还没有能力把其他五个方面都做好的情况下，我们当务之急是不是应该集中精力搞好创新，搞好产品的设计和制造这两个环节？我们是不是应该逐渐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
可能有人会说，你讲得到轻巧，创新有那么容易吗？可能那些较大型的企业相对来说容易一点，那么那些中小企业，甚至小作坊呢？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不强，技术水平不高也确实是一个事实。据相关资料显示，我国设备投资有60%以上要靠进口，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而美国、日本仅为5%左右。比如，由于不掌握核心技术，内地企业不得不将每部国产手机销售的20%、数控机床销售的20%到40%，拿出来向国外支付专利费。
这些固然是严峻的事实，但是无论这个转变有多么困难，我们必须要从现在开始转变，“穷则思变”，现在已经快到“穷尽”的地步了。而其实，创新是一种精神、一种信念，有时候和技术、产品、企业的规模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像意大利，它主要依靠的就是那些很多人看不起的中小企业，但是他们照样有很强的竞争力。为什么？就是因为创新。
一些内部的小的改进，甚至外观的重新设计，都是一种创新，只要这些是从消费者的角度考虑而作出的改进，必然能获得成功，提高产品的竞争力。而且，搞工程的人往往会发现，有时候一些所谓的创新设计、创新发明、创新产品，其内部蕴含的技术往往并不如何高明、如何先进，它们只是在合适的地方用到了合适的技术，它们就胜在那些“idea”。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企业固然掌握的技术不是很先进，但是在创新这个领域还是大有可为的。可惜的是，目前我们的大多数企业还停留在跟风的阶段，模仿的阶段。如果这种情况再不改变，那我们的制造业就真的相当危险，我也不知道它的出路到底会在哪里了。
现在有一个很流行的词，叫“产业升级”，似乎产业也有高级低级之分，我看产业其实只有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之分，而这个区分仅仅是时间上的区分，和高下无关。现在老有人瞧不起传统产业，说中国要成为制造业强国就要生产“高级”的东西。我们自然要生产高档的商品，但同时我们也要生产“低档”的商品，我们还有好多农村的劳动力要转移出来，我们还要解决严峻的就业问题。人们一说起我们大量生产的纽扣、袜子、衬衫，似乎就抬不起头来。
其实大可不必。只要你能不断做好创新，不断做好产品设计，并保护好自己的创新成果，做到不断贴近消费者，不断降低生产成本，不断提高利润率，这就是所谓的产品的竞争力。没有“低级”的产业，只有不赚钱的产业。要在传统产业里面做大做强，要使某些国家无法模仿，要让那些高傲的洋人还得巴巴地跑到中国来买优质的产品，我们就必须树立并保持创新的精神。
从制造不断走向设计，不断向上下游渗透，最终才能掌握整个产业链，如果你连设计和制造都做不好，谈其他就更无异于痴人说梦了。要是真能做到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即使我们再生产几十年衬衫又有何妨？
权力也是商品？
——腐败与寻租
“2009年4月16日，据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证实，广东省公安厅厅长（捕前已升任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同日，据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证实，中央已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现正在按程序办理。4月23日，政协第十届广东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通过了免去陈绍基省政协主席职务和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议。”
“新华网4月16日下午从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处证实，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据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证实，王华元因严重违纪，中央已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多方消息显示，王华元此番被中央纪委调查，主要涉及其在广东任职期间的相关问题，与正在接受调查的原国美电器董事会主席黄光裕案有所关联。”1996年后，王华元开始在广东省相关政府部门任职，并于1998年至2006年长期担任广东省纪委书记。2006年，王调任浙江省省委常委、纪委书记。王华元是第十五届、第十六届、第十七届中央纪委委员。可笑和颇具讽刺意义的是：2008年11月，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在浙江在线演播室面对15万网民大讲特讲“反腐倡廉”！王华元当时还装模作样地说“感谢广大人民群众和网友对我们反腐败工作的支持；请网友今后和我们多保持联系，积极支持我们反腐倡廉建设。”他还大言不惭地说“我可以郑重地承诺：要让任何腐败分子都没有藏身之地”。
更具讽刺意义的是，因涉及腐败与经济大案而被捕的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在当时的职务居然是“公安部部长助理、经济犯罪侦察局局长”！这也太夸张、太可笑了，一个严重贪污腐败的人居然一直担任全中国打击和侦察经济犯罪的头号职务。
2008年5月，时任最高法院副院长的黄松有被纪检部门带走。黄松有案震源亦来自广东，其案发与杨贤才有关。据说，就是这个最高法院的黄大人一直有着嫖宿幼女的特殊嗜好，也正是他，把刑法中“与14岁以下幼女发生性关系一律以‘强奸幼女’定罪改称为‘嫖宿幼女’。此举不但为他自己日后留下法律空子，更是为前不久发生的“官员嫖宿幼女案”的犯罪官员大大减轻了处罚力度。
2008年6月，58岁的广东省高级法院执行局局长杨贤才，突然从广东高院“失踪”，其后证实被“双规”，案发广州知名“烂尾楼”中诚广场的执行黑幕。
这是中国最为严重的一起腐败大案：56岁的康日新曾任中国民用和军事核能领域龙头老大中国核工业集团总经理，最近因涉嫌挪用公款而被解职并接受调查，涉案金额1.82亿欧元（约合18亿元人民币）。
亚洲最大石油企业中石化集团的总经理被判死缓；首都机场集团原董事长被执行死刑。这两人都被控挪用巨额公款。
…………
以上几条是我随意从网上搜到的消息，都是发生在最近，而且前后花了我不到5分钟时间。由此可见我国腐败问题的严重性，甚至有激动的网友称，腐败在我国已经深入骨髓。
仅今年上半年，中央政府就宣布全国有9000多名官员涉嫌行贿受贿和挪用公款。美国卡内基基金会研究员裴敏欣认为，中国每年约有600亿欧元的公款被挥霍掉。他还认为，腐败官员被抓出的只是少数，而腐败现象造成的无法估量的社会和环境后果是导致老百姓不满的主要原因。
我们这本书讨论的是经济问题，本来是不想掺和到政治里面去的，但是我绝对敢说“腐败”这个话题始终是绝大部分中国人最为关心的话题之一，所以我们还是简单地来聊一聊。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本着“莫谈国事”的原则，我们这里只是从经济学角度来对腐败作一点简单的分析，完全是以书斋里书呆子的方式，还望各位见谅，因为我感觉往往这种最“傻”的方式是最安全的。
大家可能感觉到有点纳闷：难道经济学在“腐败”这种政治话题中也有用？当然！毫不夸张地说，你可以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几乎一切问题！比如，用经济学方法可以专门研究国防问题，甚至还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分支——国防经济学；还有在环保领域里有“环境经济学”，等等。你甚至还可以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爱情、婚姻、请客，学校里面的占座、作弊现象……似乎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办不了的。很多人对于这种“经济学霸权主义”很是反感，但是不管有多少人反感、抵制，经济学的方法、思想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内得到应用，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有的还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不管对某些问题的经济分析是多么的粗糙甚至荒谬，能多一种角度看问题总是一件好事，所以在这一章我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种从经济学角度看问题的思路。如果大家以后碰到任何问题，自己有能力进行一点经济分析，我就知足了。
“腐败”是什么呢？我们这里不是专业论文，所以我们不必深究它的定义。在我看来，腐败是一种人的行为，这种行为让公共权力变成了个人谋求私利的工具。既然是人的行为，我们就可以用经济学来研究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