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股票发行是一项试点业务，可能是怕出大问题不好收场，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颁发的全国第一个《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新办集体所有制企业可以发行股票。因此，早年股票发行的试点企业基本上都是街道企业和集体企业。用今天的眼光看，当年发行的股票都是极小盘股，发行额度也就是50万元、100万元，发行价格也基本是按照面值发行。这些股票放到今天还不抢疯了？
上海延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街道企业，早年生产各种塑料包装袋和装饰玻璃，并合资搞了个延中汉堡公司，不久又办了个桶装饮用水厂。其董事长周鑫荣、总经理秦国梁，后来都成为了我的朋友。这家公司的股票实际上是上海第一张公开发行的股票，现在这张股票已改名为“方正科技”。
1988年，何建华在《上海股票冲击波》一文中曾描述延中实业公司股票在静安区体育馆首次发行时的生动一幕：
凌晨3时，街灯晦暗，如同罩着一层薄雾的夜色中闪现出依稀的人影。气温在零下5度，人们把头严严实实地包在羊毛围巾、羽绒围巾和羽绒衣帽里，只露出眼睛和鼻子。渐渐地，像着魔似的，酣梦中的都市从大街小巷里奔涌起一股股人的激流，朝着同一地点汇聚，终于形成一股巨大的热浪：老年人，年轻人，怀抱婴儿的妇女，双目失明的盲人，拄着拐杖的残疾人，穿着时髦的“海派”，衣衫不整的农民，高个矮个，胖子瘦子……
剧烈的躁动。漫天的喧哗。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16万，在这超高密度的都市，人向超极限空间挤压。
股票！
绝迹30年后重返上海滩。当这一久违的金融商品像一个幽灵，在1985年再度徘徊在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时，仿佛一道财神的灵光在天际照耀，人们的眼睛为之明亮，热情为之迸发。
作者的描写是真实的，但有点夸张，因为当时人们对股票远没有达到疯狂的程度，否则一个小小的静安区体育馆是招架不住的。
上海延中实业在1985年1月14日首次发行股票10万股，面值50元，筹资500万元，由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部承销。当时担心的问题是股票发不出去，于是让企业拿出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和其他奖品，凡认购一股股票赠送一张抽签号码，发行结束后摇号。尽管是一套现在看来不起眼的小户型房子，在当年住房异常困难的上海，吸引力极大。因此才有人连夜排长队，不仅仅为了股票，更是为了房子。
《文汇报》高级记者郑重、陈可雄在撰写《中国第一股：申银十年风云录》一书时，曾千方百计地找到那天排在第一个、购买到50股股票的一家小厂仓库保管员谢海清，听他描述了那天买股票的经历：
最早哪能会想得起来买股票的？本来嘛，股票跟我浑身不搭界的，连我父亲都不曾见识过。那是我复员后成家，组织上给了我肇嘉浜路一间7.8平方米的三层阁楼，高1.5米，人在里面直不起腰来。当时说“临时住住的”，结果儿子女儿都十几岁了，我们一家四口还挤在那里。那一天，我随便翻报纸，就在《文汇报》边角落里看到“延中公司将向社会发放股票”的消息：它不但像银行存款一样每年分红利，而且还要摇奖，头等奖是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我看得眼睛也发直了，一下子动了心。
我平时省吃俭用是出名的，钱都是从牙缝挤出来的。那天半夜里，我发狠心将全部存款2500元都带上，骑一辆老爷脚踏??，顶着刺骨的寒风，在凌晨3点半赶到了发行点，成为头一名。半小时以后才有第二人，等到天亮，排队的人就不得了了，足足有两万人，队伍长长的，绕了一个街区。当时，延中股票是50元一股，我买了50股。办好认购手续回到厂里，我接到延中董事长周鑫荣打来的电话。他说我是公司的第一个股票持有者，派车来接我去拍照，还有记者采访……
事后摇奖，谢海清只奖得一个塑料台灯，但当选为延中公司的董事。“两室一厅”被上海衬衫厂一个小青年中得。
此后，上海陆续发行了前文谈到的那几只股票。
1986年，静安证券业务部开办股票买卖业务，股票市场又热闹了一阵，但很快又冷了下来。股价根本形不成真正意义上的曲线波动，长时间一个价格，交易又很清淡，不要说国内其他地方，就是在上海，也少有人关注股市。
1989年那场风波，挂牌的股票只只跌，最后只有一只股票在面值以上交易。到我们证券业务部的客户，抛股票的多，买股票的少。由此，上海当时流通中的股票，有60%左右积压在我们证券业务部的金库里。
股票交易暴热
上海股市真正热闹起来是在1989年年底。那年，中央决定开发上海浦东地区，并决定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一部分精明的人看到了机会，悄悄涉足股市，来我们证券业务部买进股票的人明显多了起来。股市渐渐趋暖，随后由暖变热，1990年夏天，上海出现了一场在中国股市上空前绝后的大规模的黑市交易。
1989年以前，我们的静安股票指数基本上在100基点以下波动，1989年年中前后，静安指数跌到80点左右，1989年12月，静安指数回到100点以上，这意味着上海股票的买卖价格回升到股票面值以上。
《解放日报》当时有过报道：
从5月28日开始到昨天，静安指数连续15天突破100点。昨天，电真空108.15，豫园132.5，爱使（50元面值）70，延中（50元面值）55.28，飞乐股份104.2，申华联合108.4，飞乐音响没有突破发行价。
进入1990年下半年，委托证券业务部买进股票者渐渐增多，股价急剧上升。在我们证券业务部营业厅内出现不少广东口音的客户，他们脖子上挂着金链子，手指上套着大金戒指，个个财大气粗的样子，在我们业务部内不断买进股票。业务部汇报的这些情况，引起了我的重视。我悄悄去静安证券业务部观察，发现参与买卖的人一下子多了很多，买进股票的客户大大多于卖出的。为了了解这些客户买进股票的心理价位，我让业务部经理老胡大幅度提高股票的卖出价格，如面值为100元的电真空股票，股价长期在80元左右，我让他们挂到100元以上，有人买进；挂到105元，有人买进；再挂到110元，还是有人买进；最后挂到120元，仍然有人买进！其他股票的情况也是如此。
代理买卖的情况更令人吃惊。有位客户拿来10股（面值为100元）豫园商城的股票委托我们以每股180元的价格卖出，在当时，这个要价几乎是天价，我们工作人员心想：“是不是想钱想疯了，这么高的价谁要？”但客户既然有要求，不挂出去也不行。意想不到的是，很快就有人掏钱把这10股豫园股票买了过去，这事让业务部不少员工嘘吁了好一阵。
豫园股票也是我们信托公司承销的，那时股票不热销，因此对认购对象的控制并不是很严格，公司机关几乎每个人都买进了10股左右的豫园股票。可是很多人在120元左右时已经脱手了，当时每月工资也就是100元上下，赚个一二百元还是很高兴的。想不到出现180元的成交价，少赚了一二千元！当时真是越算越心痛，不过更让人心痛的是豫园股票的后期走势--1990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后，拆细成一元面值的豫园股票价格曾突破百元！信托投资公司机关有个别人仍然持有的10多股豫园股票，已价值10万元，身家一下子就上去了。
《文汇报》1990年6月1日以《百余万人参加证券投资，证券交易额逐年上升，上海市民金融投资意识增强》为题，正面报道了我们证券业务部的情况：
日前，记者来到坐落在西康路101号的工商银行静安证券业务部，这里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有多达20多种国库券、股票、债券供顾客交易……不少精明的上海人，靠投资技巧合法增加收入，有的利用地区差价获得较高收益，有的投资者善于分析行情，避开投资高峰，掌握一套低进高抛的空门，靠时间差取得收益。
上海股市的情况汇报到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他们对此十分重视，让我前去汇报。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周芝石、罗时林等听后非常担忧，怕股市过热影响筹备中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万一出点什么事，上海证券交易所还开的出来？”
他们都认为有必要抑制一下上海的股价，问我有什么好的建议。我回答说，有些国家和地区为了防止股市暴涨暴跌，设有涨跌停板制度。他们听我详细介绍后纷纷称好，“好，就这样，我们也搞一个涨停板规定。”具体商量后，最终以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的名义下达这一规定。
第二天，由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发布的有关股市的三条规定，以通知的形式通过上海媒体发出。《通知》告诫投资者：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重申严格禁止私下买卖股票。《通知》中最重要的两条就是：
“第一，股票交易改变以往当场过户的做法。股票成交后，延迟至第四个交易日办理交割手续；”
“第二，股票交易实行限价。上一场股票交易的平均成交价上下浮动3%，分别作为当天股票牌价的上限和下限。”
坦率说，当时的涨停板制度规定的涨跌幅度究竟是多少，我这个经手人也记不清了。上述“3%”是我引用他人文章的内容。我曾想找到当年的报纸核实，但没能如愿。
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后，尉文渊曾一度取消涨停板规定，不久由于股市过热，中国证监会重新作出涨停板10%的规定。
涨停板都压不住的热潮
《通知》的公布对已经热起来的股市不但未起到抑制作用，而是推波助澜、火上浇油，大规模的股票黑市买卖由此产生。
《新闻报》1990年7月26日以《外埠“炒手”如蜂拥，股票交易似潮升，上海股票日前暴涨，有关方面已有防微杜渐之举，上海证券中心将雨过天晴》为题，报道了发生在静安证券业务部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