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晚上，有个人说是受我外面朋友之托，悄悄在铁窗口探望我一下，也没多说什么。事后，老关告诉我那个人是看守所的一位负责人。他的探望，更使他们认为里面有人在照顾我。
我妻子帮我配的近视眼镜送了进来，我看东西就比前些日子清晰多了。隔着铁窗外的高墙，透过电网，我可以看到外面的山顶。望着远处那生机勃勃、翠绿的自然世界，我强烈地感到对自由的渴望。白天有时我也学小邱他们那样，通过镜子的折射观察仓外走道的情况。监仓里不允许有真正的镜子存在，我们用的代用品是小邱的一张一次性成照的照片，其背面光滑可以替代镜子，只是清晰度要差些。每天晚上，小邱总是拿副扑克牌玩通关，说是可以预卜前程，他每每都说我很快就会出去。不过老关对小邱说不要这样安慰我，说既然进来了而且是直接逮捕的，哪会这么快就出去。老关认为我可能会是缓刑。里面的人最大的愿望就是尽快获得自由，而缓刑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理想的途径。老关他们告诉我，一旦走上法庭，法官肯定会问“阚治东，你认不认罪？”这时我要说认罪，因为可能当庭宣布缓刑，那么马上就可以回家，当然也可能是实刑。但如果说不认罪那么出去的希望就全没了，因为法庭要调查，而我就必须在这看守所多待些日子了……
晚上睡在床上，只要听见大铁门启动的声音，老关和小邱就会说又有新人进来了。而如果早上外面有警车声，他们就分析估计是有人走上法庭了。如果是警车声大作，他们就估计可能是有些被判了极刑的人要上路了。
老关告诉我，去年女监里有个女犯见送给她的早餐很丰富，就高兴地大嚷，“唉？今天早餐怎么这么丰富！”结果旁边人都说这傻瓜，都不知道要上路了！听着这些让我无法笑出来的笑话，我心中一片悲凉，只感到在这种地方，再有人性的人也会慢慢地磨灭掉自己的良知。
又转回大监仓
在505的日子相对好过，但这种日子仅仅只有一周时间。喇叭通知，由于五排需要装修，所有人要收拾东西准备搬迁。
我和大家一样，赶紧收拾东西。我的个人物品已比刚进来时多了很多。肥皂、毛巾、洗涤精、拖鞋、信纸等等，加上分得的三人共有物品中的苹果和饮料等，装了一塑料箱。老关和小邱关心我到其他监仓会不会受人欺侮，给我介绍了仓里好多管事的人。
铁门一间间打开，五排的人都一一合并到六排去。501去601，502去602，依此类推。我们应合并到605去，可是605是女仓，所以得和504一起合到604去。但等我把东西搬到604门口，看守就走过来让我去602。因为刘波已经进了604，我们不能被关押在一起。
602原先已有11人，一下子又合并进去5人，这么小的空间怎么安排？光是每个人的被褥床板下都塞不进去了。最后征得看守同意，有些被褥就堆放在床上靠里面的一边，而牙刷等物品只能堆放在外仓了。604仓管事人姓黄，是个30多岁的年轻人，个子不高但很精神，说话也还随和。晚上他让我挤到木床上睡，后来我才知道，看守让他对我们这些岁数比较大的人给予一定关照。但是，原本睡8人的木床挤上10个人，睡起来更加难受，每人只能得到比肩稍宽的宽度，而所有的被褥都必须折三折。睡在上面只能一动不动，否则就会影响他人。
白天，仓里管事人让我帮一个被称为老韩的人一起洗碗。看守所各个监仓对洗碗还是比较讲究的，要倒掉剩菜剩饭、洗涤精洗、清水洗、开水洗，最后一道工序叫拍碗，即把塑料碗在洗碗布上拍打，甩净碗中的水珠。这些，我在505见小邱他们干过，感觉并不复杂。老韩一看我干得可以，反而成了我的下手。
每天有点活儿干，反而感觉日子好过些。仓里也安排了我参与晚上值班，与一个孟加拉国的年轻人值凌晨3点到5点那一班。
进602当晚，喇叭中有声音似乎叫谁收拾东西。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同仓的人已经向和我一起刚搬来的一个人表示祝贺。有些人帮他收拾东西，其实也没什么需要收拾的。不一会儿铁门打开，看守告诉他，他被释放了。大家拥到门口，一双双眼睛里充满羡慕。我注意到有几个年龄稍大的在悄悄地抹眼泪。看守可能这场合见多了，大声说：“伤心什么？你们每个人都会有今天！”
602用餐和402一样，同样伙食标准的聚在一起，没有条件的或不想共餐的就自己吃。有些犯人在里面关的时间长了，难以得到家人的经济资助，就通过替人洗衣服和值班获取些补贴。和我一起值班的那个孟加拉国小伙子，每次到叫下一班时他都不让我叫。他通过帮人值班可得到点经济补偿。这个小伙子很有意思，每天只吃一餐而且到时间就祈祷，非常虔诚。我真不明白，这种人会犯什么罪。
周三晚上，仓里管事的招呼大家围过来一起用餐，告诉大家说今天是502过来的小甘做东。所谓加餐不过是加了条杂鱼、一个肉菜和一个汤。大家都很高兴，特别是两个境外的犯人。见此我感觉也应有所表示。经我一表态，仓里管事的也很高兴。他问我打算花多少钱，我让他看着办。第二天，大家又是围坐在几张旧报纸铺的木床边集体用餐，加的菜比前一天稍稍丰富点，大概花了400多元钱。大家一再向我致谢，这让我颇为不好意思。
重获自由
突然喇叭招呼我，大家一下子欢呼起来，大喊：“老阚，收拾东西，走了！”而旁边的仓里也在为我出去的事欢呼。
获释
周五上午看守传我出去。经侦警官在外面等我，告知律师要见我，并说完事后他也要找我。新来的两位律师我都不认识，经他们自我介绍才知道，我妻子给我换了律师。他俩一个是上海的陶武平律师，一个是深圳的张律师。陶律师是上海的名律师，他的大名我早就耳闻过，德隆案中唐万新的代理律师也是他。
事后才知详情，我突遭逮捕后，经尉文渊、姜国芳和刘龙九商定，请上海律师协会会长吕红兵和深圳律师协会会长李淳牵头，为我的案件组成律师团，推荐陶、张两位律师为我的代理律师。
陶、张两位律师转达了外面很多人的关心，并向我介绍了些具体情况，同时也简单地问了些问题。见陪同警官到外面抽烟，张律师给我做了个OK的手势。我以为是告诉我外面一切都好的意思，也没特别在意。但临分别时，张律师再次做了同样的手势并悄悄地说：“也就是一两天。”莫非这一两天我就可以出去？突如其来的好消息让我兴奋不已。
回监仓不久，经侦警官他们又传我出去。他告诉我这次是例行公事，就是再做个笔录。他说：“老阚你吸支烟，我们把笔录再做一遍。”等把笔录做完，我签名画押后警官告诉我：“老阚，各方面领导对你们都很关心，我们的局领导也很关心。据你自己和你家人反映，你患有严重疾病，决定给你办理取保候审手续。估计也就是这一两天就可以出去。”
回到监仓时，大家已午睡后起床。仓里管事的对我频繁进出感觉奇怪，问我怎么回事，并问我是不是抽烟了。我点头表示是，他让我以后设法拿些烟头进来。想到很快能出去，我心情也特别放松。我把要洗的衣服洗了，又冲了凉。然后我想今晚给大家再加点菜。等到送餐的人来了，我花了二三百元钱把可以??的菜都点了一遍。大家问我为什么加菜，我说今天见了律师心情不错。我简单说了个理由，大家也就高兴地用起餐来。
突然喇叭招呼我，大家一下子欢呼起来，大喊说：“老阚，收拾东西，走了！”而旁边仓里也在为我出去的事欢呼。大家似乎有点不舍，而我有了前人的经验，夹了一床被褥，把其余物品都留给同仓就走出仓门。我看见刘波也走了出来，知道我们俩同时被释放了。这时不仅我们仓，其他仓不少人也都挤在铁窗口，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都向我们祝贺。
在进来的地方，我们上交了被褥和脱下的衣服，然后换回自己原先的衣服。不过我原先的眼镜没有找到，这时有看守说“别找了，赶紧快出去吧！”
在看守所的接待室里，经侦总队那位年轻警官等人已在那里给我们办理释放手续，并在释放证明上签了字。
离开深圳
走出看守所，我再次呼吸到自由的空气，见到自由走动的人群、流动的车辆，深深感觉到，自由真是太好了。
因为还要到经侦总队办理手续，我和刘波就上了那位年轻警官的车。车上那位警官一再解释说他过去也是依法行事，而今天能够亲自接我们出去，他的心里感觉安慰很多。我家人和一些老同事已等在经侦总队，最为激动的是我妻子。那位年轻警官与我妻子开玩笑说：“今天不想打我了吧？”原来，在经侦通知我妻子时，我妻子无论如何不相信他们所说的罪状，与他们大闹了一场，并拒不签字。
我和刘波以及双方家人在经侦总队的会议室里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经侦总队的一位领导又把我和刘波分别叫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们目前提供的病情证明不完整，回去后必须重新办理。他再三关照我们出去后要低调，千万要防止媒体炒作。
我原想在深圳停留一天，向深圳一批朋友道个谢，但妻子决定当晚离开深圳。她当日离开的决心很大，我也就只能听从。因为没有身份证，朋友在机场公安那里帮我搞了张临时登机身份证明。在机场，想到这21天我被逮捕入狱的日子，我和妻子惊魂未定。看见警车驶过就怀疑他们是否放了我之后又后悔了，担心是来把我重新抓回去。妻子满脸凝重，直到飞机起飞眉头才舒展开来。此时，我才理解她为什么执意要当天离开深圳。
离开了看守所，但我获得的仅是一半自由。对我的被捕，外面媒体报道很多。说什么的都有：感到惋惜的、同情的、小骂大帮忙的，拍手称快的报道也有，但不多。这对我多少是个安慰。
一家媒体以《阚治东：昔日证券业救火队长，今成悲情英雄》为题，称：
证券市场“悲情”二字司空见惯，但如果非要细掰“悲情”二字，阚治东绝对是最“悲情”的一个。阚治东这位股市“老人”，券商的缩影，一向有“猛人”之称，号称中国证券业“一哥”，证券界少壮派人物。2006年3月1日，原南方证券总裁阚治东，原南方证券总裁，董事长刘波，原南方证券总裁郭元先被深圳公安机关逮捕，涉嫌罪名是操纵证券交易价格。
《国际金融报》以《股市是一架毁人的机器？》为题，称：
我们没有必要为阚治东鸣冤叫屈，作为一个在市场摸爬滚打多年的“老证券”，他应该知道这个市场的水深水浅。但是，这样的比对一番，我们却发现一个让人尴尬的事实，这就是：在证券市场上，也许什么也不做，比做更好。回头看看，那些当年风光一时的证券公司，如今在哪里？而那些一直默默无闻的公司，如今好像都活得好好的。这样一来，就牵出了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中国证券市场为什么成了“一架毁人的机器”？它到底在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
全球企业新闻社以《资本天才阚治东也被捕了》为题：
“昨晚，来自包括《财经》杂志报道在内的多方消息证实，原南方证券总裁、董事长刘波，原南方证券总裁郭元先被深圳公安机关带走，涉嫌罪名是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3月2日，原南方证券总裁阚治东，以同样的罪名被逮捕。”
《南方周末》以《证券业高管问责：阚治东被拘》，认为：
“在南方证券被重组为中投证券约半年之后，南方证券前总裁阚治东因涉嫌百亿资产窟窿和证券市场价格操纵而被拘捕，这个突如其来的事件很可能意味着证券业高管问责的来临。”
“四年前，阚治东赴南方证券履新，他肩负着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拯救南方证券。这是一个能让他在证券江湖东山再起的重要机会。”
“深知南证困境的朋友曾规劝阚治东不要接手，他们认为阚治东的工作很可能徒劳无功。”
“海水铺天盖地涌入，你想还能怎么办？换个船长也无济于事。”一位朋友回忆道。
证券之星以《阚治东为什么难逃宿命？》为题：
“阚治东终于进去了。这位前申银万国的总裁在接手南方证券之后终于给自己的职业生涯画上了一个非常不圆满的句号。至此，中国十大券商的第一代老总宣告无一幸免，券商作为一个高危行业的预言再一次得到了验证。”
《财经》刊物：
“阚治东命运的悲剧，也像管金生、张国庆等其他第一茬券商老总的悲剧一样，并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还有更深刻、更发人深省的制度成因。”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想看那些报道，不想被那些报道勾起对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的回忆。我注意到很多报道尽管对我表示同情，但几乎认为检方认定的罪名成立。难道没有人相信我没有参与南方证券的任何操纵股票价格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