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审查
每天临下班，南方证券方面会有电话过来，问：“阚总你在哪里？”后来又听说我们这一批人被禁止出境了。我对自己说，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行动限制
离开南方证券，曾有境内外不少公司邀我加盟。我只能告诉这些公司，我必须等离任审计结束后才能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不过，南方证券被行政接管后对我的离任审计工作也没了下文。在这一两个月时间，只有分管副市长找过我。他告诉我，他们在市投资管理公司给我和董事长各安排了一个办公室，让我暂时到那里办公。我去投资管理公司看了看，所说的办公室是两间非常简陋的小房??，除了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没有其他办公用具。我找了投资管理公司的总裁，他告诉我市里就让他们安排两间办公室，其他的没什么交代。
每天临下班，南方证券方面会有电话过来，问：“阚总你在哪里？”后来又听说我们这一批人被禁止出境了。
我对自己说，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有人为我鸣不平，认为深圳市政府对干部不负责任。他们让我去救南方，我不讲条件、不提要求、呕心沥血去趟南方的混水，但他们不但不为我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还百般为难，逼我主动开口离开南方。现在又不让我平平安安地离开。有人让我去找证监会领导，说：“难道这世间就没有讲理的地方？”
所有南方证券公司原高管人员出入境都受到了限制，此后几年我没能踏出国门一步。我儿子大学毕业，非常希望我能像他同学的家长一样出席仪式，可我却没法做到。
又不久，南方证券公司停发了我的工资和一切待遇。为此我给接管组写了封信去询问此事。
好多人以为我们这种搞证券的人还会在乎这点工资？说起来有人不信，我在南方证券公司每月的薪金就是一万多元，没有任何津贴和奖金。我被捕后网上有帖子称：“你们这些贪官自己捞足了，把企业搞垮了。”在经侦那里也有警官调侃我：“你们在南方证券公司好处没少拿，今天为南方证券公司坐几天牢算不了什么。”而为我的案子奔波的律师们也很奇怪，我怎么还会缺钱。而不少自称能帮我疏通各方面关节的人，开口就是需要几十万……他们显然严重高估了我的经济能力。
南方证券公司高管人员过去的工资待遇我不是很清楚，但是肯定比我们去时要高得多。特别是房改和车改时，每个高管都得到了实惠。我们去时，为了应付公司危机，大家拿的都是打折工资，没有任何奖金。有人说我傻，去这么个破单位怎么还一点条件都不讲，在深创投怎么说也比南方证券拿得多啊！
坦率地说，我在乎钱。但在事业和金钱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我会较多考虑事业因素。我突遭逮捕后也有人把我往经济案件问题方面想。但是，熟悉我的人都说，绝对不会是经济案件--老阚如果要钱，还会到南方证券公司去搞？他过去的单位哪个不比南方证券有钱？
确实，从银行、信托公司、申银证券、申银万国证券到深创投公司，我始终与大额资金打交道。但金钱没有唤起我太多的个人欲望--金钱可以满足消费的欲望，但是无法满足我对事业的追求。
辞职后我一度感到一种解脱，但是真正看到了南方证券破产，这种解脱感消逝无踪。在行动受限的这段时间里，我有机会停下匆匆的脚步来思考，我发现日复一日的扯皮并未消磨我对证券业的热爱--而每一个热爱证券业的人都不能不为南方证券的命运感到痛惜。
我很自责，我作为“救火队长”被组织上派到南方证券，但是最终也没把这场大火扑灭。唯一能让我稍感安慰的是，我在这个过程中尽到了我最大的努力。在南方证券的荣誉室中，陈放着很多荣誉证书，包括市级“团结廉洁好班子”。此刻想来真是莫大的讽刺。
为孙田志开脱
2004年初，几位自称深圳市经侦总队的警官把我约到上海某宾馆房间。他们开门见山地向我询问南方证券孙田志负责的自营和代客理财的问题。我实事求是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同时谈了对南方问题的看法。
我认为造成南方最终结局的主要原因是数十亿巨额亏损问题，而直接原因是南方早年的实业。孙田志负责的公司自营和代客理财业务虽然存在违规违法的问题，但并没有给公司带来太大的直接损失，如是把南方今天的问题都推到他们身上是不公平的，也不是实事求是的。对南方证券自营和代客理财存在的违规违法的问题也要客观分析：如果孙等人存在“老鼠仓”等损公肥私行为，只能咎由自取；但是如果没有这样做，那就有一个主客观的动机问题。几位警官对我所说的问题表示理解，但解释他们仅负责这项工作，对其他事项不感兴趣。问毕，让我在问询记录上签字画押。整个问询过程中几位办案人员对我还算比较尊重和礼貌。让我感到屈辱的是在问询记录上按手印，不过他们告诉我，这是必要的程序。
数天后，有人告诉我，孙田志以及他的几个下属被收审了。我对此不感到意外。
我到南方证券工作后就发现南方证券存在自营和代客理财持股规模以及重仓股持股比例存在违规的问题，曾反复告诫孙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的同时，还要把形成这一问题的原因认真梳理一下，相关资料整理好以备将来可能的审查。
孙田志被收审后，他的夫人打电话给我请求我的帮助。我没见过孙田志的夫人，但理解家人的求助心情。我告诉她，我对南方证券重仓股最初形成的原因不很清楚，但我保存着主持南方证券工作后的历次业务会议纪要。我不知道这些资料对孙田志是否有帮助，如果需要可以请律师来查阅。孙的家人没有再来电话。此后又听到消息说，南方证券又有人被拘留审查，这些被拘留的人包括公司副总裁李振伟、国际部总经理等人。
专案组找我
2004年夏，南方证券专案组请我到深圳。不少朋友为我此行担心，我自以为“心中没鬼，不怕鬼敲门”，有些朋友给我举了好多司法阴暗的例子，叮嘱我认真作好准备。对于他们的叮嘱我心里明白，只要看看当年君安证券张国庆案和万国证券管金生案，明眼人就清楚是怎么回事。
我为接受专案组的询问做了些准备工作。我把到南方证券公司工作后形成的总裁办公会议纪要、各种专题会议纪要、工作会议纪要、各种请示汇报，以及向董、监事会的报告装订成册。
南方证券专案组人员见我提着两大纸袋的资料感到很奇怪，问我是谁让我准备的。我说自己准备的，因为离开南方证券公司已有一年多，对于一些问题我不一定能清楚回答，只能求助于这些资料。那天负责接待我的那位警官还算客气，他告诉我南方证券公司已被立案调查并希望我如实回答他们的问题。
那天的重点问题是围绕南方证券公司自营和代客理财业务展开的，主要包括我到南方证券公司后自营和代客理财业务部门向我汇报业务的会议情况，哈飞股票持仓量变化情况等十多个问题。我借助手头资料一一回答，最后形成了询问笔录并在上面签字画押。最后那位警官让我回去进一步围绕几个问题提供书证，反复强调这些书证很重要，让我千万别掉以轻心。警官还与我随便聊起南方证券公司发表在新浪网上的一个帖子，即《论所谓悲情英雄--阚治东》。那帖子我看过，作者自称南方证券员工，署名是“松间三老”。整篇文章尽是用不实之词对我进行侮辱，并不顾事实地吹捧某些人。聊天中提起南方证券某些人，警官流露出厌恶的表情，说：“不是好玩意儿！”
随后几天，我在查阅大量工作笔记和原始资料后对专案组提出的几个问题写了名为《我在南方证券工作期间若干问题的汇报》的专题报告。其中谈及我任职南方证券公司总裁的情况和南方证券公司保证金、“双哈”股票情况--同时也是回答那位“松间三老”所谈及的问题。
报告附件都是原始的会议纪要和工作笔记。相信这份报告在公安部专案组那里起到一定的澄清事实的作用，因为直到专案组撤回他们也没有再找过我。
我认为，此后案情进一步发展完全是深圳方面的事，与专案组并没有太多关系。
深圳检察院找我
2005年年中，我接到深圳某区检察院通知，让我去那里核实孙田志案情。区检察院公诉科一位女检察官以冷漠的态度接待了我。这位女检察官告诉我，南方证券公司孙田志等人操纵股票价格案已移送她们科里，因为我是南方证券公司前总裁，所以今天依法向我询问相关问题，我必须如实回答。
问题主要是南方证券操纵哈飞股票价格的决策过程。我告诉她，我到任前哈飞股票问题已经存在，因此对此我一无所知。这位女检察官对我的回答显得非常不高兴，说，“你作为总裁，对涉及这么大资金的问题怎么会不知道？即使你没有参加决策，但你总不会一点也不去了解它吧？”为了说服她，我告知了我去南方证券公司的原因，并特别强调领导对我“不要纠缠历史问题，你们不是去查问题的，要着眼于解决问题”的要求。我还告诉她，当时南方证券存在的问题很多，有的问题比哈飞股票问题还要严重，直接关系南方证券的生死。而我去南方证券公司时间不长，只能重中取重，把精力集中在最重要的问题上。关于她关心的问题，我把准备好的给专案组的报告复印件递给她，希望她能借助这份材料了解相关问题。这位女检察官接过材料顺手放在一边，最后对我说：“有些问题，只要有两个人证明你说过，在法律上可认定为事实。”我反问她，她刚才所问及的那次所谓我参与研究哈飞股票问题的会议，不仅仅只有两三个人参加而是全体班子成员--包括了党委班子成员，还有监管部门人员，并有会议材料，怎么能由两个??否定这个事实？
询问结束后我问她，南方证券公司在哈药股票上占用的资金是哈飞股票的五六倍，她们怎么就盯住哈飞股票。这位女检察官说搞哪只股票还不是就这么回事！我注意到了这位女检察官不友好的态度，整个询问过程没给我倒杯水。
南方证券操纵哈飞股票案定性为单位犯罪。这个消息我是在孙田志等人被判刑后才知道的。当我听说此案定为单位犯罪，第一反应是认为孙田志等人够聪明。因为既然是单位犯罪，那么他们个人的责任自然减轻很多。
可是，我没有想到“单位犯罪”这种定性最终会把我也作为单位领导卷了进去。
2005年底，我突然接深圳经侦南方证券专案组通知，让我去深圳找他们。事情已隔一两年，南方证券孙田志、李振伟等人都已出来了，怎么还找我？
疑惑之中，我还是把上次给南方证券专案组的报告带上来到深圳。接待我的是经侦总队一位年轻警官，他自称是南方证券专案组的成员，但是我在办公室里没有见到上次北京方面的来人。那警官所有问题没有离开上次报告范围，重点还是放在哈飞股票上。
那位警官告诉我：“我们不想搞这个案子，他们检察院方面一定要搞。”
突遭逮捕
我参加工作三十余载，从农村到各种金融机构，获得过很多荣誉称号，被认为作出巨大贡献。怎么瞬间就成了阶下囚？我罪在何处？难道又是某些领导因为南方证券破产一事要向公众有所交代而再次拿我当替罪羊？我只觉得脑子嗡嗡响，血压上升到极限。我感到愤怒、感到屈辱。但是奇怪的是，我没有感到恐惧。
失去自由
2006年3月2日，长久的噩梦终于成真--我为南方证券失去了自由。
上午10点左右我的手机铃响了。我一看是，南方证券操纵哈飞股票价格案专案组经办警官的电话。电话开头第一句就是：“老阚，昨天怎么不接我电话？我到上海了，一起吃午饭？”
我手机里确实有一个未接电话，是深圳经侦总队办公室的座机号码。我没有回这个电话，但心中直犯嘀咕：“他们又找我干什么？”一种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妻子劝我别多想，安慰我说：“估计就是进一步了解情况，他们还能做啥？”
那位年轻警官约我在上海宾馆吃饭。尽管妻子不停地安慰我，但是这一次她执意要开车送我。在路上我谈了自己的预感，好让她有所准备。我告诉她万一我被抓起来，无论安的是什么罪名都是欲加之罪！我要她相信我，相信我在南方证券没有干过任何违规违法的事。我叮嘱她注意保存好我在南方工作的资料和文件。这些可以证明我清白的资料，一些存放在我的电脑里，还有些原件则存放在深圳的宿舍里。最后我让她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保持冷静，要多听我的朋友们的意见。
上海宾馆离我住宅不远，几句话叮嘱完毕就到了。妻子让我上楼，而她在楼下等我。
一进预定的房间，我的预感就得到证实。满屋躺着、坐着都是人。而那位年轻警官见我进去，勉强笑了笑，然后向我介绍了他的领队：“这是我们的老大！”这位领队是深圳市经侦局的一位队长，部下私下称他“老大”。
那位队长把我领到隔壁房间，然后装模作样地说：“老阚，马上陪我们去上海经侦总队，那儿有个案子希望能协助一下。”我故作不解，问：“上海有什么案子要我协助？还让你们来了这么一大帮人。”他没有回答，而那位年轻警官为其搪塞，说：“会不会是申银万国的案子啊？”
不一会儿，他们说可以出发了。出了宾馆就拦了两辆出租车，每车四人。而我被安排在其中一辆的中间座位上。我在宾馆大厅没有见到妻子的身影，估计是她没料到我会这么快下楼。路上，我悄悄地给朋友发了个短信：“现去上海经侦总队。”来上海宾馆的路上，我曾给这位朋友打过电话，谈过了我的不祥预感。
上海经侦总队位于永嘉路上。一位上海经侦的工作人员把我们领到一个房间。一进门，看到房间的布置我就明白，我被捕了！房间不大，西墙上挂着用来测量身高的尺度纸，前面放着一台照相机，而南墙放着墨盒和纸，应该是给罪犯打手模的工具。
此时那位队长才向我出示了深圳市检察院和深圳市公安局出具的两份逮捕状，告知我因涉嫌操纵哈飞股票价格案被捕了。他解释道：“老阚，对不起，请理解我们。我们不想进一步追究你们这些领导的责任，但其他机关执意要追究。我们也只能秉公办事。”另一位警官对我说：“阚总，对不起。把手机给我，这些物品会交给你家人的。”
然后我被拍照：正面、侧面，标准的罪犯照。然后是打手模：食指、拇指、无名指，标准的罪犯存档档案。
说实话，我曾想象可能被限制自由的情形，但出乎我意料的是，我不是被双规，而是被直接逮捕。我没有想到我会一下子就沦为嫌疑犯。我参加工作三十余载，从农村，到各种金融机构，获得过很多荣誉称号，被认为作出巨大贡献。怎么瞬间就成了阶下囚？我罪在何处？难道又是某些领导因为南方证券破产一事要向公众有所交代而再次拿我当替罪羊？我只觉得脑子嗡嗡响，血压上升到极限。我感到愤怒、感到屈辱。但是奇怪的是，我没有感到恐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