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上述几件事，我与董事长之间的成见不断加深。但为了南方证券的工作大局，日常工作中我还是注意处理与他之间的关系，在公开场合我还是尊重他为一把手。可是不久，似乎全深圳人都说我与董事长关系如何恶化！一打听，原来南方证券内部有人说阚治东这人如何霸道，对他们如何不尊重。对此，我能说什么？
三次董事会
南方证券的董事会摊子不小，有专职董事长、有董事长秘书，还有董事会秘书，另有董事会办公室。董事会下设常务董事会，另设四个专业委员会，即提名与薪酬委员会、战略发展委员会、风险控制委员会、审计与财务委员会。董事会的各类机构似乎应有尽有，但不知道都在忙些什么。
2002年下半年，在我们总裁室要求下召开了两次常务董事会和一次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由我向常务董事通报南方的情况和我们的工作打算，会议开了大半天，没解决任何问题。第二次会议是审议我们总裁室提交的11份提案。会议开了两天，给我的感觉是糟透了。
为了11份提案，总裁室作了认真准备，这被认为是南方证券历史上从没有做过的事。可是这11份提案从提交过程开始就不顺利。
先交到董办，董办说要审议并提出若干修改意见。然后董事长提出要上党委会审议。为此，党委足足开了一整天再连上一个晚上的会议，总算通过了这11份提案。接着又提出这些提案上董事会前要先提请常务董事会审议，常务董事会为此又开了一整天会。同样内容第二天又在全体董事会上重复了一遍，而那天新增的非常务董事仅两人，而常务董事因故缺席了四人，开会的人比第一天还少！为此，我提出决策效率问题和公司总裁室如何与董事会保持畅通的沟通渠道问题。这些问题没有引起任何董事的重视。
南方证券2003年上半年没有召开过董事会，也没有召开过股东会。这在一般企业中是很不正常的情况，我曾提醒董事长几次。见其没什么反应，我也懒得再管。6月底，中国证监会催促南方证券递交会计年报，并告诫说如南方证券再不递交会计年报将就此事立案处理。我为此催促董事长立即召开董事会，审议会计师事务所对南方证券2001、2002年度的会计审议报告。董事长再次拖拉至7月下旬，提出先开常务董事会研究后再择日召开全体董事会。我请他考虑能否直接召开全体董事会节省点时间和精力，但董事长坚持按他的意见办。
2003年7月，南方证券召开了我去后的第三次常务董事会。会前董事长还问我总裁室工作报告需要多长时间。我告诉他可长可短，如果要简短，那么几分钟就可讲完。董事长说，那么你讲15分钟吧。
会议开始，我用很短的时间，简要地向常务董事会汇报了三方面的工作：上次董事会决定事项落实情况；监管部门监管函件和落实情况；2002年和今年上半年业务工作情况。总裁室这段时间确实干得不容易，原以为各位常务董事能对总裁室这段时间的工作给予较高评价。没料到董事长根本没给大家讨论的机会，而借落实监管部门监管意见为名组织各位董事逐字逐句地讨论深圳证管办和证监会机构部下达的那几份监管意见函。这样一来就在常务董事中掀起一股对经营班子不信任的情绪。董事长以主持人的身份还不容我多解释，称让大家多讲讲，真是憋得我胸闷气胀。
这一年来，我带领总裁班子为南方渡过难关可以说是呕心沥血，而董事长始终以旁观者姿态过得非常悠闲，每周打几场高尔夫，再不就在市委、市政府各办公室到处转转。
下午，董事长组织大家讨论会计年报问题。我本以为他会对年报认真作一些正面解释，使大家尽快通过南方证券2001、2002年两年的会计审计报告。不料，董事长用了整整半天的时间组织大家讨论了天健信德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南方证券2001年会计审计报告中列举的无法审核的资产事项。这些事项有的由于在境外而无法审计，有的是没有结案的债权债务案件，有的是根本已难以搞清的历史问题。这些事项涉及金额巨大，而他的本意很清楚，即南方的问题是历史性问题，与本董事长无关。但这种事项的讨论使原本就对入股南方证券感到上当受骗的新股东更加愤怒，有人当场扬言要把南方证券前领导揪回来，有人更是说要告深圳市政府和证监会，称他们是被骗进南方证券的。常务董事会开成一锅粥，而公司急需研究的工作根本无人关心。
会中我反复要求大家冷静下来。表示不反对新股东维护自身权益，但作为董事，特别常务董事，更应该从全体股东的利益角度出发，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研究如何使南方证券走出困境这个问题上。在混乱的会场我的发言引不起重视，一些急需通过的提案被搁置，两天的董事会就这样闹哄哄地收场。
我得到消息，说一些董事避开了董事长与我，在休会期间开了个小会，声称要组织起来与深圳市政府对话，如果没有效果就考虑诉诸法律。我找了部分董事，直言不讳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一不希望他们与政府闹僵，因为对南方证券而言需要的是政府的支持；二不希望他们过多地纠缠于过去，而应更多地关心南方证券怎么活下去的问题。
就那次常务董事会会议情况，我立即向???分管领导和深圳证管办领导作了汇报，希望他们正视这个问题。
党管干部、党管重大业务决策
南方证券党委很长时间都是南方证券的领导核心。干部、业务、重大事项决策都是党委说了算。为了加强党在各分支机构的领导，南方证券各分公司都设置了专职党委书记，并把党支部建在每一个营业部。
我去后不久就察觉，几乎每个区域公司都存在党政两个一把手之间的矛盾，这严重影响着南方证券各个区域公司的正常经营管理。但是这个问题不但没人正视，反而还有人盲目地为这种做法大唱赞歌。
我去之前，南方证券总裁室一个月左右才能开一次会。我问其原因，都说真正管事的是党委会，而总裁室办公会议不管事，所以开不开会一个样。在南方证券工作中，我常常碰到一些涉及资产、资金的疑问，而当我问起这些业务的决策过程，总裁室成员也都说不知道，只说这些事情是党委定的。
南方证券这种有违《公司法》、《南方证券公司章程》和《证券经营机构经营管理办法》的做法，却被某些人当做先进的做法予以肯定。我去南方证券主持总裁室工作后，有些人试图维持南方证券党委过去的那种“权威性”，并减弱我这个总裁的影响。我告诉他们：“不是讲责、权、利结合吗？如果党委真正能对南方证券经营管理工作负起责任，并敢于承担责任，多赋予权利有何不可？如果还是像过去那样，你们行使权利而我们承担责任，你以为我们总裁室这帮人是傻帽？”
在我来南方证券之初曾见一篇文章，文章把我在信托、申银证券、申银万国证券、深圳创新投等工作经历用“金色的”、“辉煌的”等不同的字眼形容。但认为，南方证券对我是“黑色的”，并且断言南方证券是我的“滑铁卢”……
我只能说我被这篇文章“不幸言中”了。在南方证券的这一年多，是我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时光。
这一年，经营压力让你时时刻刻喘不过气来；资金压力使你难以轻松一天；监管部门高举利剑和皮鞭使你胆战心寒；随时的“传唤”和“训斥”使你感到像是回到“文革”那样的年代；南方证券内部几套班子多处夹击，凡是你同意的他们就坚决反对；即使在总裁班子，也有人在董事长和总裁之间来回走动，时不时地暗算你一下。
内忧外困之余，同舟而不共济。在这种境况下，谁能找到南方证券下一步的活路，谁能改善南方证券的生存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