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银证券成立
我与申银证券总经理吴雅伦商谈具体移交手续。我提出交接手续简单化，只需把申银证券公司的那块铜牌给我们即可。几个月后，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龚浩成行长来为申银证券新落成的办公楼剪彩，说：“这些都是我白送你的！”
组建工商银行所属的专业证券公司
1988年，全国最早的三家证券公司申银、海通、万国证券成立。在三家证券公司成立之前，上海的股票发行和交易都是由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独家办理。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在考虑设立专业的证券公司时，认为工商银行上海分行最有条件成立专业证券公司。可是，当时工商银行上海分行毛应梁行长认为通过信托投资公司开展证券业务挺好的，为什么还要成立这么多公司。因而错过了那个机会。
不久，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抢先为自己注册了上海第一家证券公司--上海申银证券公司，但没有开展业务。随后，上海国投牵头组建了上海万国证券公司，交通银行组建了上海海通证券公司。专业的证券公司成立后，人民银行为了扶持这些证券公司，在国债和股票的业务中都对信托投资公司采取了一定的限制政策，这使得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在上海证券市场的垄断优势受到了严重挑战。
这种挑战在上海真空电子器件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增发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上海真空电子器件股份有限公司是生产真空电子管的国有专业公司，也是上海早期生产黑白电视机显像管的公司，现任国家领导人吴邦国曾在早期担任该公司经理。由于该公司的经营班子有很强的变革意识，因而成为上海“老八股”中唯一的一家国有大中型企业。
1989年初，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批准真空电子公司增发新股18万股，每股价格102元，当时的真空电子公司的股票面值为100元，募集资金1800多万元。对于今天的证券市场而言，这点资金不值一提，但在当年，这算得上上海股市最大的一次筹资。
发行股票需要承销商。当时上海具备股票承销资格的证券机构有申银、万国、海通三个证券公司，以及工、农、中、建四家专业银行在上海设立的信托投资公司。真空电子公司这次增发的主要承销商资格，我们与万国、海通证券公司争夺得最为激烈。真空电子公司的股票，首次承销和第一次增发都是我们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独家承销的，因此，企业也希望由我们继续担当这次主承销的角色。
但是万国证券和海通证券不干，认为这些应该由专业的证券公司来承担。他们说：“过去没有我们这些专业的证券公司，你们银行的信托投资公司从事证券业务可以理解。如今人行已经批准设立了我们这些证券公司，证券市场的活儿还让你们干，那要我们这些专业的证券公司干什么？”上海市有些领导，包括人行上海分行的有些领导也赞同这个观点。
我当然也赞同这一观点。但是，“屁股决定脑袋”，作为工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的人，我当然要为自己所在的企业谋求发展的机会，因此，我们开始通过银行这条线给企业施加压力，毕竟选择谁做主承销商最终还是发行企业的权利。那几年，银行之间没有太多的竞争，是名符其实的专业银行，农业银行为农业服务，中国银行负责涉外企业服务，建设银行管理预算内建设资金，工商银行则负责全部工商企业的信贷业务，掌握着所有工商企业的命脉。因此，没有哪家工商企业能离开工商银行的支持，上海市仪表局及其下属的真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也不能例外。因此，当我们通过银行这条线给企业施加压力之后，企业唯一的选择就只有我们这一家了。
一番争夺之后，参与各方旗鼓相当，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对选谁当主承销商也左右为难。最后由龚浩成行长拿出一个折中方案：由人民银行下属的申银证券公司牵头，工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万国证券公司和海通证券公司都参加，组成联合承销团，共同承销真空电子公司第二次增资发行的1800万元股票，承销额度四家均分，承销费收入均分，如有余股，各自包销。龚行长原先在上海财经大学担任校长，在上海金融界是受人敬重的权威人物，有了他一锤定音，我们就共同组建了真空电子公司股票联合承销团。
经过这次事件，工商银行意识到成立专业证券公司的重要性。而我调到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任副总经理，行领导给我的任务主要是两项：一是把现有证券业务做好；二是组建工商银行所属的专业证券公司。
“借壳”成立
在这之前，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已经组织人搞了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兴华证券公司筹备方案”，我们把这份方案完善后上报给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管处。但是，人行方面迟迟没有批准我们的申请，理由是证券公司还在试验阶段，不能发展过快，近期不可能批准新的证券公司成立。
而此事的解决也是多亏人行上海分行的龚浩成行长--为筹备证券公司，毛行长找到龚行长，龚行长说：“老毛，你把我们的申银证券公司拿过去不就行了？”毛行长一听，问我行不行？我当然高兴万分，这是一个完全干净的公司，名称也与我们工行相称。毛行长听了我的意见之后，马上拍板让我着手办理此事。
根据行领导的意见，我立即与人民银行办理申银证券公司的转让手续。上海方面的手续办完了，还要去北京的人民银行总行报批。毛行长在我去北京前指示我，“小阚，事情不办好，不要回来！”为此，我在北京待了很长时间。时任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管理司证券处处长的李小平，对申银证券公司转让一事态度积极，我与她处里的路畔生、宋会等几个年轻人相处得也不错，因此以难得的工作效率完成了他们处的手续。手续转到金建栋司长手里也很顺利，可是在陈元副行长那里卡住了，好几天都没有消息。
我每天催促证券处帮我探明原因，最后得知陈元副行长见了人行上海分行上报的申银证券公司转让材料，说：“谁说人行不能从事证券业务？告诉上海分行，总行没有规定人行不能搞证券。如果上海分行知道这一情况还是同意转让，请他们拿书面意见来。”得到消息后，我一边赶紧把人民银行总行领导的意见传回上海分行，一边担心人行上海分行由此改变主意后我们该怎么办。好在龚浩成行长态度坚决，认定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不应与民争利，人行就是不能直接从事证券业务，很快提交了上海分行再次确认同意转让的书面意见。到了1990年初夏，申银证券公司转让的批文终于下来了。
回到上海，我与申银证券总经理吴雅伦商谈具体移交手续。我提出交接手续简单化，只需把申银证券公司的那块铜牌给我们即可，老申银的人员回人行重新安排工作，原先的财务账款、租用的办公场所由人行自行处理。吴雅伦同意了我的意见，并主动提出把一些或许对新申银有用的办公用品和印刷品送给我们。吴雅伦唯一的要求是让新申银把一批真空电子股票接手过去，并说价格好商量。
这批真空电子股票来源于人民银行掌控申银证券公司时所做的唯一一笔承销业务。在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全资设立申银证券公司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开展过任何业务，原因是龚浩成行长不让他们做。学者出身的龚行长一开始就不同意人民银行自己办证券公司，他说：“人行办什么证券公司？作为金融管理部门，以后自己管理自己？这不是胡闹吗？”那几年，机关办公司、搞三产成风，几乎所有的机关事业单位都办了公司，人民银行也难例外，但龚行长始终坚持自己的态度。那次承销真空电子公司增发的股票数量并不大--18万股，每股102元人民币，分到申银证券只有4.5万股，本不算十分困难的业务。不料，此时正值1989年6月前后。那段时间，大部分人工作的心思都没了，谁还会关心股票市场？我们的静安指数跌到80点以下，电真空的股票则跌到了七八十元一股的水平，因而102元一股增发的电真空股票怎么可能有人要？规定的承销期结束，申银证券一股都没卖出去，其他三家的销售情况也不可能好。记得当时海通的汤仁荣，万国的管金生都来找过我们，建议大家联合起来与真空电子公司交涉，以图推卸包销责任，因为这两家公司当时的注册资本也就是一两千万元人民币，要把那些股票全部吃进确实有困难。真空电子公司当然不会同意我们悔约，各家只能付了钱，把股票搬到各自的金库里。
到了工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借壳”申银证券公司之时，这批真空电子的股票就成为“借壳”的主要障碍。
当时，上海的股票都在静安、虹口两个证券业务部交易，上海股市已经悄悄趋热，我们手中又持有大量在股市低迷期自营买进的股票，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对每只股票的价格可以通过自营买卖的方法进行调控。根据我的吩咐，静安证券业务部始终把电真空的股票价格控制得很好，直至我与吴雅伦谈这批股票的转让价格时，电真空股票的每股价格只有80多元。我估计吴雅伦提出价格可以商量，是怕我们不同意按102元的发行价接手。但令吴雅伦意外的是，我主动提出以每股105元的价格接手这批股票。我的解释是，人行对工行信托公司给予了这么大的支持，在电真空股票的问题上不能让人行吃亏，你们吃进这批股票的价格是102元，加上这段时间的资金成本应该是105元。我对他们说，不要管我们这么高价格吃进这批股票后怎么办，反正我们已经积压了不少股票，多一点少一点一个样。吴雅伦听了我的表态和解释，立即向行领导汇报，这个皆大欢喜的方案令申银证券的转让交接工作变得更加顺利。
1990年9月，我们正式接手申银证券公司，整合信托公司的证券业务，组建了专业的证券公司。由我担任总经理，与信托投资公司的黄贵显、胡瑞荃、虞志皓、陆文清、王秉森、朱德明、郭纯、顾汉耀、俞燕国、王文星、姜华等十多名干部以及静安、虹口两个证券业务部的严祖民、黄毓玲、李静宜、边晓敌、徐小谷等全体员工一起走上专业证券公司的创业之路。
人民银行送申银证券几幢楼
关于以105元的价格接手这批电真空股票，我们内部其实早有商量：那时，电真空股票的黑市价格已经接近100元一股，而且价格还有往上涨的趋势。我们判断，如能以100多元的价格拿到这批股票，肯定会发笔小财。
情况不出所料，在我们接手这批股票后，电真空股价一路上扬。到1990年9月1日，也就是上海申银证券公司转让交接仪式举办时，电真空的股票价格已突破每股400元，一度达到480多元。
我们一直持有这批电真空股票，直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后，才逐渐抛出，获利超出原先预料。而这批股票的抛出，对于平抑当时的股价暴涨也有贡献。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初期也设有涨停板制度，但是当时不管什么股票都是一路上涨，而且几乎每天都是涨停板，股价指数几乎呈直线上升。为此，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决定全面放开股价，让股价一次性涨到位后再回落，以形成波动性行情，回到其正常的运动轨迹。我则趁机指示公司自营部门，在电真空每股价格四五百元时逐渐减仓，实现收益。我记得当时有篇报道，说有一批大户在万国证券公司炒电真空股票，有人抛，他们买，后来发现抛单源源不断，一查是申银证券公司席位上在抛，气得他们恨不得抱个炸药包来炸申银证券。气话归气话，但这就是市场的游戏规则，待我们把库存股票抛得差不多了，上海股市出现了第一次大幅度的回落。
这批从人民银行转让过来的电真空股票，给重组的申银证券带来了不少于1500万的买卖差价。那时上海房价便宜，每平米1000元可以买到不错的房子，这笔钱可以买几幢我们在威海路的办公楼。放到今天，一两千万人民币的收益，对哪家证券公司都不是什么大数目，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可不能说是小意思。那年申银证券公司尽管号称“中国最大的证券公司”，可是注册资本仅仅3000万元，下设营业部3个，全员40多人，那几年证券行业赚钱并不容易。
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老行长龚浩成和上海证券期货学院院长金德环主编的《上海证券市场十年》一书中，在叙述申银证券公司创办初期的发展情况时有这样一段：“第二个机遇就是从‘老申银’手中接过来的400多万元‘真空电子’。虽然在1990年8月转让给‘申银’的时候是105元，而市面上只卖到80多元，根本出不了手……一个月以后，在申银证券公司开业典礼上，105元买的‘真空电子’黑市价格已经到了400多元，后来到过480元，这又为申银证券公司赚了1500多万元。那天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龚浩成行长来剪彩，看着申银证券花了400多万元在威海路上建成的办公室和营业部说：‘这些都是我白送你的。’”
那天工商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毛应梁也在场，他听了龚浩成的话，不免有些得意。因为那时申银证券公司已是工商银行独资的一家证券公司，子公司赚钱，老板怎么会不得意？可此后不久，一纸红头文件下来，调毛应梁接替已到退休年龄的龚浩成任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毛应梁再次见到我时，用他口音独特的上海话说：“小阚，搞来搞去，这幢楼还是我送给你们的。”
上海证交所成立
刚开始的内部装修等花费居然是尉文渊借来的，“我向人民银行借了500万来筹建上交所，后来上交所收了会员费才还清了这笔钱。”中央财政和上海地方财政在当时都顾不到上交所，因为谁也没想到这是个划时代的东西。“交易所就像个野孩子，一开始冒出来自己闯，弄到后来才越弄越大。”
筹备上交所
1989年初，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呼声一度非常强烈，在北京，王波明、章知方、高西庆等一批人也在筹办证券交易所联合设计办公室。他们为筹备中国的证券交易所四处奔走，到上海也找过我，参观过静安证券业务部，找过上海市政府，希望能够参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备工作。
上海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1989年3月，该小组拿出了“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研究报告”，倾向采用会员制筹措1000万元会员费，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建议按照1990年下半年或1991年初开张营业的目标筹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