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记忆力是有限的，不是所有经历过的人和事都能永存我们的记忆之中。有如泰戈尔诗中所表述的，“鸟儿已飞过，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但有些人和事，即使你不用心去记，它们也仿佛镶嵌在你的脑海里，留下永久的印痕，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印痕会越来越清晰。
40年前，我中学毕业后去了北大荒，在那高寒地带、靠近黑龙江的浩淼荒原之中，在一个叫“双河”的小屯子里，我整整生活了9年。刚去时，我们所面对的是小兴安岭北麓尚未开垦的莽莽荒原，9年后，这些荒原已是万亩良田。然而此时，已经成长为生产大队干部的我却踏着返城高潮回到了上海，重新迈出人生之路。在此后30年的金融生涯中，我虽然被称为国内证券业、创投业的拓荒者，但走过的路并不平坦，有巨大的成功，也有严重的挫折，甚至有过两次致命的打击，但我还是走过来了，并被认为在中国资本市场和创业投资市场上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有媒体总结我们这批人成功的原因，得出了“这批人是从北大荒熬出来的”结论。我想，这主要是指北大荒的岁月带给这批人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吧。
1987年，我作为全国青年联合会第五届研修生，被派往日本专门研修证券知识，从此进入中国证券市场拓荒者行列，也有幸与中国证券业一起成长并逐步走向成熟。
今天证券业的条件比20多年前不知要好多少，有舒适的办公室，有丰厚的薪酬，但在证券业最初的年代，上述这些几乎都没有，但大家有的是激情、梦想和坚定的信念。记得那些青春年少的同事们会经常聚在一起聊天，当时大家聊得最多的是公司的未来和证券业的前程，“会有的，面包会有的，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每个人心中都洋溢着满满的自信，脑海中都充盈着实实的梦想。
也是在这种梦想的支撑下，中国证券业才会长足发展到今天的境地。
记得申银、万国证券合并后，我曾利用去日本开会的空隙，拜访研修时待过的日本蓝泽证券公司，蓝泽社长特意带我到公司营业大厅，向一批我熟悉的员工介绍：“阚先生，大家都认识吧，阚先生现在是中国最大的证券公司的社长。”（日语中，社长就是总裁的意思。）话音刚落，我便看到一张张吃惊的面孔，那几位曾与我在一个宿舍楼住过的年轻职员怎么都搞不明白，几年前一点不懂证券市场知识、拜他们为师的阚先生，怎么转眼间就成了中国最大证券公司的社长了？
还有一次，在共青团中央举办的归国研修生大会上，我和一位交通部总工程师代表研修生发言。我们分别介绍国内证券业和国内高速公路的发展情况，到会的有不少日本社团组织的领导，其中有一位二三十年来一直致力于促进中日青年交流的长者，他听了我们的发言，便让人搀扶他站起来，高兴地说：“当年我们可没有教你们这么多啊，好像光请你们喝酒了。”
这位长者或许不知道，在1993年之后，中国证券市场很快就进入了真正的竞争年代，沪深两个城市之间的金融地位竞争，证券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营业部与营业部之间的指标竞争，人与人之间的竞争，那时，几乎每家证券公司都把“中国的美林，中国的野村”作为自己追赶的目标。
早在10多年前，也就是我40多岁的时候，就被称为“老证券”。不少人初次见我，都比较吃惊，说：“我们以为阚治东是个老头呢！”开始我以为是人家的奉承话，但听多了感觉不完全是那么回事。“老证券”也就是证券业的前辈，在国外，不到七老八十，谁敢担这个名分？国内的业内人士这样称呼我们，是因为中国的证券行业太年轻了。
今天，不少媒体报道我们这批“老证券”，经常说我们当年在中国的证券市场上创下了多少的第一。其实，包括我、我的同事以及我们身边的这一批证券人，都应该感谢这个时代给予我们这样的机会：在20年前，中国证券市场完全是空白的，你做什么都可以拿第一，正是在这个不断创造第一的过程中，中国整个证券行业以神奇的速度飞速发展着。
历史车轮滚滚，浪花淘尽英雄，作为个人，在时代的潮流中当然有得有失。对于我，1997年是个永远值得纪念的年份，一场突然的变故，迫使我离开如日中天的申银万国证券公司。这场变故的起因就是：1996年那一年，我国传统的金融经济中心城市--上海，和因获得国家特区政策而形成的新兴金融经济中心城市--深圳，两者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金融中心城市地位之争。在那场争斗中，证券市场首当其冲，两地一批证券公司和银行被迫卷入其中，引起中国证券市场的剧烈震荡。为此，国务院组成联合调查组分赴两地展开调查。结果，一批金融机构及其主要负责人受到查处，我就是其中一员。由于申银万国证券公司深度卷入沪深两地证券市场之争，我被免去上海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总裁等与证券市场有关的一切职务。
以匹夫之身涉及沪深两地的证券市场地位之争，对我个人而言，是人生中的一段特殊经历，对中国证券市场来讲，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有人称我们的离职是为地方政府承担了责任，但很多人知其事而不知其由。我现在则可以完全心平气和地谈论当年发生的这些事情。
离开申银万国证券公司后，我应深圳市政府的邀请前往深圳，进入又一个“拓荒”的行业--创业投资。一两年后，深圳创新投资公司成为少数具有全国性影响及全国性投资能力的本土创业投资机构之一，曾被评为国内最好的创业投资机构。同时，我们又在深圳发起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创业投资行业协会，推动深圳创业投资的发展。
我以为自己就此永远离开证券业了，不料2002年，我又再度归来，组织上派我去南方证券担任总裁。
今天，南方证券已经成为过去，但它仍可以被看做是中国证券发展史的一个很好的标本。它的覆灭可能有必然的因素，但作为个人，自被任命为南方证券总裁之后，我自感在南方证券工作期间无愧于心，为了不辱使命，我几乎全身心地投入在工作第一线，依靠南方证券的干部员工，努力使南方证券早日走出困境。期间我曾被媒体称为“救火队长”，但就是这样的“救火队长”，也没能扑灭南方证券燃起的熊熊大火。面对南方证券上下失去饭碗的几千名员工，面对血本无归的全体股东，我曾感到痛惜和自责，责备自己无法求得多方支持，责备自己无力回天。
之后，我亲眼目睹致使南方证券最终倒下的种种危机再起，也清晰地看到有关方面在南方证券的问题上认识不一，但最终都没有拿出有效的补救措施。由于不忍看到三千员工梦碎的那一刻，我在南方证券被行政接管之前的几个月，坚决辞去了南方证券的总裁职务，挂冠而去。南方证券被行政接管后，我却受到了比1997年更为严厉的审查，几乎身陷囹圄。
至今，人们对我在南方证券这段时间的工作评价不一，而我，既担当了身前事，又何计身后评。南方证券已成为过去，现在，我只是想通过回忆，让大家更加了解并理解，是什么原因把南方证券逼到破产这最后一步？什么是让南方证券倒下的根本原因？或许这可以让我们的证券业在以后的发展中能够有所借鉴。
20年的时间，放在历史长河里说来只是匆匆一瞬，但是对中国的证券业来说，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20年。我有幸亲身参与了中国证券市场早期各个发展阶段的工作，经历了其中大大小小的事件，目睹了证券市场内在的、外露的、正面的、反面的、美好的、丑陋的种种现象。期间，我看过一家又一家新的证券机构出现，也看过一批证券公司受到重击甚至倒下。如今，证券业创业初期的那批“老人”已不多了，并不是这批人真的老了，不干了，而是行业的艰辛、路途的险恶使得不少人不敢再干下去了，还有不少人是被迫离开了这个行业。有人称我们是中国证券市场的悲情英雄，也有人称我们是最早进入中国证券领域的旗帜性人物，还有人说我们仅仅是一个时代的过客。旗帜性人物也好，过客也好，俱已成为往事，但至少，我们走过的弯路，可以为现在证券市场的发展提供借鉴，而我们的成功之处，也可以为现在的年轻人提供一些参考，于是有了写作《荣辱二十年》的想法。
《荣辱二十年》一书内容的时间跨度超过20年，我很想把我亲历的大小事件清楚地写出来。记得很多年以前，申银证券曾赞助上海《萌芽》杂志社出版一套老前辈的回忆录--《献给下一代的报告》，在一次座谈会上，上海市一位老领导的夫人激动地指责某些人的回忆文章歪曲历史、美化自我，此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想，或许被指责的前辈并非真的想歪曲历史，只是笔尖所触及的人和事不是记忆中最深刻的东西罢了。
面对过去这段历史，我也曾感到惶惑，怀疑自己的记忆力，唯恐所写的东西远离当年的事实。也许因为记忆尘封太久的缘故，一被打开，便从中滚滚涌出大量的人和事，但我却无法完整地记载下来。当然，《荣辱二十年》涉及的有些事至今还很敏感，特别是写到一些具体的人和事时，我颇有顾虑，我写了删，删了写，最终还是决定不要太感情用事。
最后，我想说，其实不是每个人都会用文字的形式去总结自己的过去，但人人都会回顾过去。老人对自己的过去更多的是留恋，年轻人更多的是反思，我今天的年龄介于老人和年轻人之间，因而既有留恋亦有反思，有执著的人生信念、不灭的梦想，有对国家的热爱，也有对曾经关心过我的领导、朋友的感恩，所有这些激励我稍有时间，就打开电脑敲上几键，所谓“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当中信出版社找我约稿时，便形成了今天这本书--《荣辱二十年》。
上海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