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犯的最致命的错误就是，当帝国把搞好经济看作自己的首要任务时，其他一切事情，甚至包括诸侯王的贪赃枉法、谋反的心思，就都不是帝国的主要任务了。在这种情况下，晁错以智慧搅动了大局，使得帝国有偏向的危险，包括政府与皇帝，自然都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他后来被阴谋所杀，表面上看是文帝的刻薄寡恩与阴狠毒辣，实质上，在发展经济为第一要务的汉帝国，像晁错这样擅自更改政策方向的人是绝对不能让其存在的。
一
晁错死于阴谋。
公元前154年正月二十九，汉帝国宰相晁错在中尉嘉的引导下巡视长安城。半路上，中尉嘉突然拿出景帝颁布的将晁错就地正法的圣旨，令晁错根本来不及分辩，即身着朝服被腰斩于长安城东市。
晁错临死前恐怕都不知道，早在十几天前，景帝就已经授意几位大臣上疏弹劾晁错，罪名是：“所作所为不符合皇上的恩德信义，想使皇上疏远群臣和百姓，又想把城邑送给吴国，不合臣子的礼节，大逆不道。”所以，“晁错应该被斩。”
我们这个帝国从出生之日起，就有太多的阴谋。且不说高祖皇帝用阴谋铲除了异姓诸侯，即便那些开国臣子们同样全都以阴谋家自居，萧何、陈平，乃至“兵不厌诈”的韩信都给我们这个帝国的阴谋史上写下了最浓重的一页。然而，没有一个阴谋能和景帝杀晁错的这个阴谋相提并论。这是帝国的最高领导者皇帝与一批不为人耻的臣子共同发动的，几乎等同于市井无赖的“落井下石”。这个帝国最伟大的宰相晁错因此而永远地诀别人间，他的家属无可幸免，全部处死。
为什么一个君临天下、本该正大光明的皇帝要使出如此卑鄙的手段，将晁错骗斩于市？此事，又说来话长。
晁错与景帝的关系非同一般，早在景帝为太子时，晁错就在景帝身边，并且深受嘉遇。景帝上台后，晁错也是水涨船高，渐渐地在朝中显露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态势。确切地说，晁错的命运该是与景帝紧紧相连的。他对帝国的真知灼见又异于众人。
晁错是坚定的商鞅的崇拜者，对商鞅的法家学说颇有造诣，这种思想表现在具体事物上，就是他对秦始皇的崇拜，在他看来，秦始皇的功业大大超越了儒家奉若神明的舜汤、文武。也正是因此，他对儒家的那套仁义之说鄙视之极，在他当景帝的老师时，就对景帝说过这样的话：儒家经典只可用于装点门面，真正想要治理国家，必须要学习可用今世的“术数”，也就是法家思想的具体实践。
景帝并非是励精图治的帝王，在整个帝国史上，如果没有前几代帝王为他打造的基础，仅凭景帝的才能绝不足以推动帝国的命运。然而，景帝又是一个对晁错寄予百般厚望，并希图从晁错这里找到治国之策的人。因此，两人的互动便立即推起了帝国历史上的一大高潮，这就是削藩运动。
与其说削藩是一场政治运动，倒不如说它是一场皇室运动。高祖在位时，彻底扫清了异姓诸侯，但随即登上帝国舞台的却是一批刘姓诸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后，这些诸侯俨然已经具备了问鼎长安政权的特征和实力。
当时的有识之士大都已经认清了这种危机，然而，很多人都只能看到危机的存在，却不知道该如何处置，因为他们找不到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危机的原因。
但晁错知道。
在当时很多人眼中，帝国初年在废除异姓诸侯王后，无论是出于哪种考虑，都不应该再分封同姓诸侯王。因为诸侯王本身就是一个不稳定因素。然而晁错却注意到，夏商周三代，同样都是诸侯并立，但其国祚之长却令人叹为观止。所以，汉帝国后来分封同姓诸侯王并没有错，分封的目的也非常明确并且绝对可以得到效果。
晁错认为，诸侯王之所以必会造反，是因为有很多颂扬三代的儒生进入了诸侯国中，这些人的最终目的就是想让诸侯们效仿古代，割据乃至复辟。
晁错的看法没有错，但似乎夸大了诸侯们的智慧。仅以吴王刘濞而言，其手下儒生与谋士虽然很多，但都无法得到他的重视。在吴国，从没有过大规模招贤纳士的政府行为。确切地说，即使吴王身边有儒生，想要让吴王割据复辟，像吴王这种头脑的人是否能够听信，也是个未知数。
景帝登基不久，晁错立即抛出了诸侯威胁论。在这篇奏疏中，他把矛头直接对准吴王，认为他利用铜山铸钱，煮海水制盐，就是引诱天下亡命之徒阴谋作乱。
晁错无疑是大胆的，因为他所指责吴王的几条罪状是前任皇帝文帝特意赏赐给吴王的。当初，吴王的太子刘贤到长安见文帝，在与当时还是文帝太子的景帝玩棋时起了争执，景帝就举起了棋盘，将其活活打死。尸体被送回吴国后，吴王怒气冲天，说道：“天下都是姓刘的，死在长安就埋在长安，何必再送回来！”尸体再次被运回长安，已经臭不可闻。
但长安政权的任何人，包括文帝都明白，吴王这一次的确是恼火了。这件事后，吴王已不按制度进京面圣。长安方面却雪上加霜，扣住了吴国的多名使臣，这自然让吴王不但愤怒而且很惶恐。甚至有人说，在那个时候，吴王就已经有了叛逆之心。
这种情况与情绪逐渐蔓延，长安方面最终做出了妥协。文帝下令赦免吴国的使臣，让他们回到吴国，同时又赏赐给吴王几案和手杖，体谅他年老，可不再来长安面圣。当然，这只是在书面上我们所见到的文帝对吴王的待遇。文帝很可能对吴王太子之死很是愧疚，所以默许了吴王利用铜山铸钱，煮海水制盐等经济行径。当晁错上那道奏疏的时候，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四十多年。
景帝的确是找不出任何理由来同意晁错的建议，倘若他真的认为吴王的举止有碍国法，无疑是间接地否定了父亲文帝。可他又不得不谨慎对待，晁错只不过是拿吴王当成一个靶子，他真正想做的是削掉所有的诸侯国，使大汉成为名副其实的帝国。
在奏疏中，晁错将问题极限化，“以前高皇帝平定天下，兄弟少，诸王子幼弱，所以大封同姓为诸侯王，仅封给齐地就七十余城，楚地四十余城，吴五十余城；封了三个庶母所生的儿子，分掉了天下一半土地。”然后又把矛头对准吴王，“如果现在削，他会反，不削也会反，现在就削夺，他很快就会反，但灾祸小；不削夺他，他反得迟，但灾祸大。”
这种说法表面上看，是很有道理。但绝对经不起推敲。吴王是否真的如晁错那样必反，显然无据可查。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是，如果带着一种偏见或是刻板印象来看一件事或是一个人，那么，你所得出的结论即使正确，却不是客观公正的。晁错无疑是先把吴王断定为叛乱分子，然后再逆推吴王必反。至于吴王为什么要反，他的理由却很幼稚，吴王的儿子被当今圣上杀死，吴王即使没有造反的迹象，却有造反的实力和理由。而对于吴王的实力，晁错的分析也只不过是原地打转。有经济实力未必就要造反，退一万步说，吴王现在就是半个帝国的皇帝，从历史材料来看，吴王这个人并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尤为重要的是，吴王此时已经很老，如果他真想造反，为什么不在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经济实力和现在没有任何差别。
但晁错故意避开了这些疑点，而是直接下结论，然后抛给景帝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时候削。
就智慧而言，景帝只属于中下之主，他还没有仔细分析晁错这道奏疏中的破绽，就召开了一次包括全体官员和王室成员在内的商讨大会。
这是一次皇帝准备对自己家族成员进行惩治的大会，由于晁错当时在朝中的实力，除了一位没有话语权的臣子外，没有人敢反对这件事。这是一批不但才智不足而且胆小怕事的顺臣，或许也正因如此，晁错才能脱颖而出，成为景帝一朝最耀眼的政治明星。
其实，文帝与晁错对诸侯王的削夺早已经有所动作，就在这次会议召开的前一年，赵王的常山郡被削夺。此次会议后不久，楚王的东海郡被削夺，胶西王的六个县被削夺。
这显然又是晁错的功劳，他虽然最想削的是吴王，可却选择了从易到难的方法，从相当老实的诸侯王开始。我们不得而知，这是晁错在杀鸡儆猴，还是他根本就没有把吴王看在眼里。总之，晁错削藩的思路与方法显然不对称。
吴王自然被震到了。
一个人对权力的占有欲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稍有对其权力的风吹草动，都会让他惊恐不安，然后用一种异于平时思考的方式来应对。吴王主掌吴国近五十年，在他骨子里，早已把自己当成了永恒不朽的吴王，他的子孙同样如此。长安方面对各个诸侯国的动静立即让升平日久的他大脑充血，几乎是激动地跳了起来。按常理，他可以主动献出几个县来作为皇帝这次行动的礼物，他完全可以从前几个诸侯王被削夺的土地那里得到一个信息：长安并没有想赶尽杀绝，虽然晁错提出了关于诸侯问题的三十条法规，但真正实践起来还需要整个帝国官员与皇帝的坚定不移与顽强的努力。特别是作为皇帝的景帝，他是否真能如晁错所愿，将削藩进行到底，还是个问题。从现实而言，长安方面针对诸侯的处置只是削几个县的问题。还没有达到全盘否定诸侯国的意图。
但吴王的想法却很悲观，他在给胶西王的信中这样谈道：“我不担心封地被削，我担心这样长久下去，我们将来都无立身之地了。”
胶西王在吴王的大肆鼓励下，最终决定参与到吴王的阵营中来。在与胶西王的密谈中，二人决定不对长安城中的景帝发难，他们把矛头对准了晁错，“晁错迷惑天子，侵夺诸侯，诸侯都有反叛之意，愤怒已到极点。彗星出现，蝗虫四起，这是万世以来难得的好时机，我们可以以诛晁错为名，进军长安城。”这就是后来屡屡被一些阴谋分子使用的“清君侧”。我们这个帝国擅长于阴谋与阳谋，几乎后来帝国政治史上所有被频繁使用并屡试不爽的阴谋与阳谋都出现在大汉帝国。
吴王虽然具备一定的煽动能力，但真正让七个诸侯国紧密联结在一起，并毫无顾忌地向长安问罪的还是晁错。就在吴王紧锣密鼓地准备时，长安方面发来了景帝的诏书，吴国的两个大郡被削夺。吴王自认为已经被逼到悬崖边，他只好起兵。吴王动员了国内所有的人，在战前动员令中，他这样说道：“我年已六十二岁，亲自率领军队；小儿子年龄十四岁，也身先士卒。凡是年龄大到和我相同，小到和我小儿子相等的人，都要征召。”在他的强迫下，至少有二十万人组成了一支军队，与楚国一起向长安推进。
长安方面立即反应，景帝任命周亚夫为太尉，率领三十六位将军前往攻击吴楚联军，又派出多员大将分别攻击其他五国。
晁错这段时间内心很不平静，虽然他用七国造反这一事实证明了他的推断，然而，他似乎预料到了灾难即将来临。在七国进军长安的口号中，他成为众矢之的。不仅仅是造反的七国诸侯，即使是正在抵御七国的忠于长安的诸侯也对晁错提出了批评。
这种批评是深刻的，并且在景帝那里也产生了效果。在攻击的言辞中，最恶毒也最真实的一句则是，晁错是在挑拨皇室成员之间的关系。诸侯国的国王们身为刘氏子孙绝不容外人对其家族指手画脚。晁错无疑陷进了一个大漩涡。在七国打着“清君侧”的旗帜进军长安的时候，晁错再也无法跳出这个漩涡，他只能随着漩涡在原地打转。
事实上，他的父亲要比他看得透彻，在七国造反的前十几天，他的父亲从遥远的老家奔到京城，捶胸长叹：“天子刚即位，你当权处理政事，削夺诸侯土地，疏离人家骨肉亲情，大家颇多怨言，你何必这样做呢？”晁错给出的回答是：“本应这样；不这样做，天子地位不受尊崇，宗庙社稷就不安稳。”他的父亲当即反驳：“刘氏家族安定，但晁氏家族却危险了。”这位父亲回到家中就自杀而死，临死前，他说，自己不想看到灾祸降到自己身上。
逃避，不是晁错的性格，但却是很多人所选取的一条最简洁的路。我们不能埋怨晁错的父亲，他没有那么大的责任感，所以，这样的人始终会选择逃避。晁错自然不会，他始终是个闭着眼睛向前冲的斗士。而斗士如果用不好方法，就成了莽夫。
莽夫有时候并不需要去死，但晁错是必须要死的。原因就是在他向前冲的时候，碰到了本不该碰的人。这个人叫袁盎。
晁错与袁盎很有过节，晁错所坐之处，袁盎不坐，反之亦然，两人同朝为官从未说过一句话。袁盎后来到吴国担任国相，晁错在京城中四处搜集袁盎的犯罪证据，最终被景帝废为庶民。事实上，两个人本没有政见之不同，两人的仇隙全在二人的性格。官场中，由于性格不同而导致的互相倾轧，其后果要远远大于党派之争。袁盎的性格过于保守，并且看到的事情他不做，做了的事情他不说，说了的事情他不做。如果你说此人是个和事老也并不为过。但很多人都认为，袁盎是个真有大智慧的人，在吴国担任国相期间，他始终把吴王牢牢地控制在手中，在吴王所招揽的贤士中，其给了他人最显眼的“能力不足”的印象。
而激进、勇于进取的晁错是最看不惯这种人的。即使是在袁盎被废为平民后，他仍旧不放过这个柔弱分子，他在给一些官员的建议中说：“袁盎接受了吴王很多金钱，专为吴王掩饰，说吴王不会反，而今吴王果然反叛了，应治袁盎的罪，因为袁盎肯定知道吴王的阴谋。”
晁错大错特错，用一位官员反驳他的话就是：“叛乱没有发动前，惩治袁盎，可能会中止吴王反叛的企图。可是现在，叛军已经向长安而来，惩治他又有何用！尤其重要的是，袁盎不一定就知道吴王的密谋。”
晁错这个时候显然还具备权力以及从权力上衍生出来的生杀予夺，袁盎在听到这件事后心慌意乱，他急忙打通各种关系，要求立即见到皇帝，而目的是，说明吴王反叛的原因。
他决定反击，他必须对晁错做出毫无保留的反击。一个本应该在晁错眼中柔弱的人一旦反击起来，必将是致命的。
这一点，他知道，而晁错却不知道。
晁错的专心是有目共睹的，在七国叛乱以来，他始终都在为此事奔忙，为景帝出谋划策，却从来没有想过为自己谋求一个立命之所。
袁盎在见到景帝后，景帝立即问他对吴国叛乱有什么看法。袁盎的回答轻描淡写，他说，吴国绝不足虑。景帝却不这样看，他说：“吴王利用铜山铸钱，煮海水为盐，招诱天下豪杰，在白头之时居然还反叛，如果没有周全的策划，他怎么可能发动？你怎么能说不足虑呢。”
袁盎的回答正是吴王之所以失败的根本原因，在袁盎看来，吴国虽然“利用铜山铸钱，煮海水为盐”，其国家富裕程度不减长安政权，然而，一个富裕的国家并不一定就能成为霸主，经济大国并不等于强国。况且，吴王手下根本就没有谋略之士，袁盎在其国多年，这是事实，不容置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