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自然不了解文帝这段登基的历史，所以，他也就不了解文帝的性格，这种性格直接导致了贾谊的命运悲剧。
二
用今天的话来讲，文帝的执政思路只有三个字：不折腾。
事实上，在当时已经没有折腾的必要，异姓诸侯经过高祖一朝已经被剪除殆尽，诸吕之乱也已完全平息。匈奴虽然屡屡入侵，但用既定的和亲国策完全可以控制，至于作乱多年的南越只是地方势力，还不足以让长安政权为之提心吊胆，各个同姓诸侯王是否窥测神器，没有证据也没有痕迹，因高祖一朝的余烈与惠帝、吕后两朝的安民，摆在文帝面前的的确是一个安定统一的天下。文帝唯一可以“折腾”的就是在经济建设上大做文章。然而，这个帝国自建立以来，就已经固定下了帝王的执政思路，这一思路就是无为。所谓无为只是一种手段，以不折腾为前提，以安抚、动员群众恢复、发展生产为全部政治活动的中心。
在文帝眼中，想要固国本扬国势，积累必要的力量解决其他问题，就必须要有一个和平安定的局面和一个政宽刑简、与民休息的方针。文帝不追求任何搅动现实政策的一切变革，自然，他也不会采纳导致动荡的建议。
在那封流传千古的《治安策》中，贾谊的大多数建议都足以让社会动荡，甚至是朝廷动荡。其建议的不被文帝采纳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尤让文帝无法忍受的是，贾谊居然批评文帝无为的执政思路。他说：“夫无动而可以振天下之败者何等也，曰为大治可也，若为大乱，岂若其小”，他又指出，“国已屈矣，盗贼直须时耳，然而献计者曰‘无动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亡无等也，至昌上也。进计者犹曰‘毋为’，可为长叹息者此也”。在贾谊看来，文帝所信奉的黄老无为思想虽然有利于经济的复苏，但是却无法调节宗法秩序。不但如此，这一思想还将最终危及中央集权专制统治。他认为能够补救时弊的只能是“积极有为”的他自认为的儒家思想。他想借助儒家思想重整社会秩序。
这种思想体现在对待同姓诸侯王的问题上，就成了我们上面所论述的那样。文帝不采纳当然是有原因的。文帝在给南越王的诏书中这样说自己：“朕，高皇帝侧室之子……”翻译成现代话，便是“我是高祖皇帝的小老婆养的”。南越王当初所以要自立，全是因为吕后逼迫而成。文帝如果不是想要撇清自己与吕后的关系，那就证明“诚实”是他的人生信条之一。而这一信条背后却告诉我们，文帝是从诸侯王而来，所以对同姓诸侯的情感自然非同一般。伦理与道义交织在一起，使他对同姓一宗的诸侯们产生的信任不能让任何力量来动摇。前179年正月，他在议立太子时说了这样的话：“楚王是我的叔叔，明于国家之大体；吴王是我的兄长，惠仁而好德；淮南王是我的弟弟，德行有甚于我，我现在不选择这些人，却一定要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天下百姓会认为我忘记了那些有贤德的人，而偏爱自己的儿子，这样就不是以国家安危为重了！”
即使这些话中有一些政治作秀的成分，但或多或少也有一些感情的成分在。他说这样的话，也就证明了他不可能对自己认可的亲属动手。贾谊或许没有懂得这一点，又或许是，他根本不懂得文帝。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下，文帝虽然认同，却不付诸实践。因为他很明白的一点是，诸侯王即使真如贾谊所言，在许多年后造反，却已经不是他的责任。一代人只能做一代的事，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就交给下一代去完成。“无为”在这个时候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对人生的超越态度。
然而贾谊后来郁郁而终，全是因为无法深入文帝的内心。在提给文帝的诸多建议中，最终把贾谊逼上政治绝路的还是他在对朝廷成员的批斗上。这里无可否认的一点是，贾谊年轻气盛，恃才傲物，这样的人在政治场中是无论如何都无法站稳脚跟的。政治修养的不足导致了他的见识虽然深远，却无法取得皇帝的支持和大臣的协同而最终只能沦为无用的高谈阔论。
对于文帝，贾谊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文帝是“可引而上，可引而下”所谓“可忧”的“中主”，文帝是否为“中主”，这绝对不是大臣可以议论的。文帝没有跟他见识，而他却变本加厉，在对待诸侯王的问题上，他几乎是在指责文帝：“力当能为而不为，蓄乱宿祸，高拱而不忧，其纷也宜矣，甚可谓不智且不仁”。文帝依旧没有动怒，甚至与他交谈，希图能得到这位愤怒青年的谅解。然而，贾谊已经无法自制，他居然把矛头对准了朝中公卿。在他眼中，整个朝堂之上站着的全是一群尸位素餐的酒囊饭袋。在对大臣的人身攻击上更是毫不客气，“恬而不知怪，虑不动于耳目，以为是适然耳。夫移风易俗，……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然后是升级：“（皇帝左右）非愚则谄，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
贾谊叫骂的似乎没有错，帝国初年的统治集团大概有如下两个特点。第一是多秦文吏出身，高祖皇帝就是其中之一，至于萧何、曹参、张苍、周昌曾为秦朝官吏。第二个特点是政府成员的流氓气息很重，周勃、灌婴、樊哙等人大都出身卑贱，不事生产之流。他们的这种经历自然造成了其文化视野上的障碍，贾谊无疑在朝中看到了他们的这种弊端，所以提出了深刻的抨击乃至辱骂。但贾谊似乎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这个帝国的开创模式是放射型的。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话而言就是，高祖皇帝先创造了一个中央政权，而后向全国笼盖过去。其中的很多问题并不能很好地解决，有些甚至长期不得解决。汉帝国没有可能在建国之前对立国宏规、施政措施等进行充分设计。所以战争一解决，帝国只能拿现成的秦制秦政，加上一些改动后向全国笼盖过去。也就是说，汉帝国本就是秦帝国的延续，而这个帝国所以能走到今天，全靠这些人的市井阴谋与猛夫似的果敢。即使是文帝登极后在各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文化改革后，朝廷中的这股市井气是依然存在的。而其存在的合理性就是，他们支撑了整个帝国。
有谁会想到，帝国在近六十年的发展中，全在于丞相领导下的政府官员的集体运作。表面上来看，他们出身低微，文化程度不高。可就在他们阴谋与果断的不断实践中，他们已经处理好了各种社会关系以及调配政治技术系统，这无疑就是政治运作的关键。
我们这个帝国的政府是相当灵活的，当高祖皇帝试图废掉太子时，政府不惜与后宫进行合作；当皇家欲遭灭顶之灾时，身为军队最高指挥官的大将周勃与百官之首陈平会化解恩怨联合到一起；当他们决定由谁来做皇帝时，其所考虑之细微，计划之周全，前瞻之辽远，是最合格的政府运作模式。贾谊诋毁的那些臣子们恰好就是维持这个帝国向前运行的主人，他所看到的那些非愚则谄之辈正是这个帝国赖以生存的支柱。
贾谊没有看到这些，文帝看到了。文帝以小老婆所生而入主未央宫，他如何不知道，高祖遗留下来的这些大臣对他的恩情。尤其是这种恩情里有着势力的因素。仅仅是几年前，这批人只到军中一呼，就把诸吕剿灭。向远推去，高祖皇帝曾与这些人杀白马以立誓，其与开国皇帝的感情可谓至真至深，在帝国发展到今天，只凭这份感情，他们就完全可以联合到一起，做出连皇帝都为之无可奈何的事情来。这不是没有可能，仅以周勃而言，此人在文帝登极后，甚为嚣张，屡被文帝所谦让。周勃后来所以改掉了这个毛病，并不是因为文帝的君权，而是因为高祖皇帝的余烈。周勃在听到别人的这一条建议后，才对文帝客气谦和起来。文帝对这些大臣自然是不能得罪，当将军薄昭犯了死罪，文帝让他自行了断，薄将军不肯。文帝居然让群臣穿上孝服，到薄将军家里哭丧，最终解决了问题。这又是一个为人不耻的下流手法，可所以能被文帝利用，全在于帝国政府的力量不可动摇。
文帝的谦和却有不得已的苦衷。当初，他入主未央宫，不久后把从山西带来的六人封为九卿，大臣们一时哗然。陈平居然提出了辞职。这种敏感的反应不能不让文帝深思。而贾谊，居然想让文帝“练左右”，也就是高祖旧臣为核心的政府领导层连根拔起，进行去旧换新的大改组。
这又谈何容易，且不说文帝以庶出身份入主未央宫，即使是名正言顺的惠帝和刚烈凶狠的吕后也没有敢于向高祖旧臣痛下杀手。况且，任何大改组都需要审慎的步骤和妥善的动员。贾谊居然想要以最快的方式来进行大换血，他不但让人看到了他的政治修养之不足，同时还得罪了那些恨他入骨的高祖旧臣们。
尤让那些大臣感到可恨的是，贾谊在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的同时，却又对权力渴望。事实上，任何一种政治主张的贯彻实行，都必须借助于权力的杠杆。贾谊想要实践自己的政治主张，自然也不例外。但他这种对权力的渴望却溢于言表，不能不让人捉住他的把柄。
一批高祖旧臣开始向他反击。首当其冲的是周勃、灌婴。当文帝想要把贾谊提到九卿的位置上时，这些人立即站出来，反对这件事。他们所以反对，一方面是因为贾谊看不起他们，另一方面，他们如果和贾谊处在同等的位置上，显得他们就很没有面子。
面子问题历来是大问题，这些无多少才学的人恐怕对贾谊的攻击并没有十足地放在心上，却对贾谊要与他们平起平坐大怒起来。他们就众口一辞地攻击贾谊：“这个洛阳人，小小年纪，学识浅薄，一心想专擅权力，要把国家的许多大事搞乱了！”帝国初年，洛阳人的印象在长安城中并不好。战国时期，洛阳出了许多靠嘴巴吃饭的人，苏秦就是最典型的代表。由此给后人留下的印象是，洛阳人大都是摇唇鼓舌之辈，即使有见识，也是看着权力而来的。
政府人员的攻击其实还算不得什么，他们大都处于光天化日之下，倘若文帝静下心来，为他们讲解其中的道理，这些人并非都是蛮不讲理之辈。最让贾谊痛恨的是文帝的宠臣佞幸邓通对他的攻击。
邓通所以能被文帝看好，全在于文帝的信仰。前面讲过，他在来长安登极之前，就占卜过。有证据表明，如果占卜结果是凶，那么这个帝国就不可能出现文帝的身影。
文帝某一天做梦要上天，上不去，这个时候，出现了“黄头郎”从后面推了他一把，他就飘飘然地上天了。醒来后，他非常高兴，就到梦中所在地——渐台——暗中寻找这个推他上天的“黄头郎”。这个时候，碰巧见到一个正在使船的头戴黄帽的年轻人，文帝仔细端详之下，发现这个人的容貌看着跟梦中推他上天的人一个模样，文帝就把他叫来，问他叫什么名字，回答说叫邓通。文帝就叫他随侍左右，经常同他一起玩耍，封他为上大夫，还赐给他巨额的金钱。
一个没有多大本事的人在宫廷中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要懂得很多技巧。这些技巧当然包括能审时度势，看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当政府官员对贾谊进行攻击后，邓通迫不及待地与政府官员站在一起，也在文帝面前中伤贾谊。除了站队外，他与贾谊还有个人恩怨，贾谊得罪人是一件最正常不过的事情，尤其是邓通这样的人。
即使是在文帝对贾谊是否处朝堂之上犹豫之时，贾谊也不是没有机会翻身。他完全可以找到那批攻击他的大臣，真心道歉，并且献上自己为国为民的诚心，周勃等人的宽宏大量自然会让这件事化解。然而，他是贾谊，他是那个不把一切朝臣看在眼中的年轻人。他最终没有选择反击，而是选择了沉默。
文帝不想在贾谊事件上引出不必要的政治麻烦，他索性将贾谊贬出京师，令他到长沙国去当长沙王的太傅。长沙国地处南方，离京师长安有数千里之遥。当时的交通很不发达，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自然不必说。在贾谊看来，也正是这种无缘故的被贬，让他产生了悲愤情绪。他自认为自己有满腹才学得不到买主，远大的抱负得不到实践，无尽的孤独和失望让他想到当年的爱国诗人屈原，当他南行途经湘江时，望着滔滔的江水，思绪联翩，就写了一首《吊屈原赋》，以表达对屈原的崇敬之心，并抒发自己的怨愤之情。
许多年后，当很多人看到他的这篇文章时，都会发出与他自己相同的情调，贾谊的被贬实在是爱国者屈原的翻版，然而，贾谊并非屈原，即使司马迁把他二人放在一起来编写，贾谊也不可能是屈原。屈原没有性格缺陷，而贾谊有，并且很重！
三
贾谊于公元前200年生于洛阳，正值汉帝国建立的第二个年头。到十八岁的时候，就“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当时的河南郡守吴公对其赏识并不比后来的文帝逊色，在吴公的力邀下，贾谊进入吴公幕下为其效力。这段历史近乎苍白，从贾谊日后在文帝面前的表现，相信在与吴公合作的这段时期，贾谊的嘴肯定也不会闲着。有一种猜测认为，吴公后来治理河南有方，其中该有贾谊的一部分功劳。在吴公被调到长安任廷尉后，贾谊也在吴公的推荐下进入长安城。这是汉文帝上台不久后发生的事，当时的贾谊不过二十出头。
文帝对贾谊的赏识可能是从二人的第一次谈话开始的，在没有见到贾谊之前，吴公就已经将贾谊吹捧得神乎其神。当然，这种吹捧句句属实。所不同的是，吴公没有吹捧贾谊的为政才能，其所对文帝的表达贾谊全在文才方面。文帝的文才也是相当不错的，而且他对文人的推崇在山西时就已经有所表现。见到贾谊并与之长谈后，文帝大为高兴，立即将贾谊封为博士，可入朝议政。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贾谊在为政上的发挥开始了淋漓尽致的表现。每当文帝诏令议下时，朝中老臣还未等发言，贾谊已经当仁不让。而其所阐发都深得这些老臣们的心意。帝国政府的这些臣子们虽然以阴谋家居多，却在同僚互相攻击上保持着一定的矜持。这足以说明，这个帝国政府的光明正大。所以在最开始的时候，贾谊不但受到了文帝的重视，还得到了众多大臣的信服。仅一年的时间，贾谊连跳五级，成了朝中的太中大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