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敬死于大汉帝国六十年，在中国传统语境中，六十年为一甲子，具有某种神秘的气息。仅在八年后，汉武帝就开始了对匈奴的全面开战。这足以说明，帝国在六十年四位领导人的指导下，和平发展取得了巨大成果。汉帝国有了改变外交政策的能力，所以，复仇势在必行。
一
公元前142年阴历三月，汉帝国雁门太守冯敬在匈奴军队的进攻下壮烈殉国。冯敬的不在人间，使汉帝国近60年来用尊贵的女人和庞大的资财以换取和平的愿望再一次被击碎。无论皇帝还是平民都需要认真考虑一下，这一外交政策是否需要改变，在帝国已建立六十年的时候是否已具备了改变的能力。
至少在冯敬入土为安后，没有人可以回答上面的问题。景帝当时已重病在床，再有一年，他将和冯敬一样永远地离开人间。直到八年后，他的儿子武帝才用实际行动解答了这个困扰先辈近60年的问题。建国之初确定并执行如一的“和亲政策”因武帝向匈奴开战而不废而废。
一个隐而不现的规律是，但凡一位奠定帝国基调并将影响力渗透到帝国政治生活中的开国帝王，所留下的政治遗产都或多或少地被他的后任继承并发扬光大。“和亲政策”从制定初衷而言绝对是一项优秀的政策，但却只经过四代帝王的“发扬”就宣告结束。在武帝龙御上宾后，“和亲政策”虽再度归来，意义却已大不相同。如果不是武帝时的汉帝国已经具备了改变这项政策的想法和能力，那么就是高祖皇帝在制订这项政策时有所苦衷。
由冯敬之死上溯到60年前的前202年，高祖皇帝击败优秀的对手项羽而定鼎中原。两年后，在边境负责防御匈奴任务的韩王信突然叛国，凭借熟悉帝国地形的优势与匈奴联合势如破竹一直进军到晋阳。局势危急，高祖皇帝只好御驾亲征。由于天气恶劣，加上指挥官高祖皇帝轻敌冒进，所带领的一支先头部队被匈奴诱困于平城白登，身为主力部队的步兵没有及时赶到，等于提前退出了战场。
高祖皇帝感到了恐惧，亲征前的意气风发变成了绝望。这场战役在汉帝国历史上被当作耻辱屡屡提及，却很少有人指责高祖的轻敌冒进。早在战争未开时，高祖皇帝十次派出使者到匈奴“视察”，十人回来的报告都是可以开战。只有一人在第十一次“视察”匈奴后认为不可战，此人叫刘敬。两年前，高祖皇帝建国时，他以戍卒的身份向高祖皇帝建议建都长安而得到重用。
在白登，高祖皇帝对没有听从刘敬的意见而深深懊悔。随行的谋士陈平面不改色，这位帝国最富有智慧的谋士仿佛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把任何事起死回生。他请求高祖皇帝让自己只身赴敌方军营，并保证马到成功。
许多年后，匈奴故意露出一角让高祖众人飞驰而出的原因始终是个谜。所以，陈平只身赴匈奴军营面见匈奴单于的老婆所使用的计策也就成了“秘计”而不被天下人知。史书分析说，韩王信另外两个与匈奴约定本该露面的叛将却始终没有露面，匈奴担心两人会重新回归汉营，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放掉了高祖。这一分析即使属实，民间也始终相信是陈平与匈奴单于老婆的那次密谈解了白登之围。高祖抽身而退后，对刘敬的欣赏与对匈奴的惧恨与日俱增。
按刘敬的说法，匈奴人在最短的时间里就可以号召起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骑兵三十万，汉帝国初建，没有实力与这样的一个国家理会。武力已经被毫无悬念的排除，那么用战国以来风行的“仁义之说”作为武器又如何呢？这是中原政权在武力不允许的情况下通常采用的另一种策略。但刘敬认为，这种策略仍旧不可行。一个最清晰的证据是，当今的匈奴单于冒顿是杀父自立，并将自己的老母当成妻子，并且这已成为匈奴国的显风俗。受这种风俗影响下的人根本不懂“礼义廉耻”为何物，教化之说，无异于天方夜谭。
那段时间，每当高祖皇帝走过长乐宫的前殿，就陷入了无名的沉思中。这座新建成的宫殿并没有给高祖皇帝带来一丝安慰，旗帜张扬、卫兵林立的长乐宫如同高祖的心情，每每在大臣们离开后就陷入死一般的沉寂中。
即使是在开国之初，虽然经历了秦末、楚汉两场大规模战争，汉帝国的人口数锐减的情况下，仅从人口数上来看，匈奴也是一弱国。当时的匈奴专家就说，匈奴人口数不过是汉帝国一个大郡的人口数。不过，一国的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是看他在一场战争来临时可以动员的士兵数量，而不是整个人口的数量。匈奴虽然在汉帝国初年不足一百万人口，但其每次战争动员的人数要远远大于汉帝国，尤为重要的是，汉帝国即使可以动员起与之相等的军队，战斗力上却不能抵匈奴骑兵的十之二三。
高祖皇帝在频繁的会议中，希望众大臣能拿出一个良策。但是没有人给他，激进分子认为该与匈奴开战，他们用击败最凶狠的对手项羽这一证据证明帝国的军队所向披靡，战败只是暂时的。保守分子虽然认同刘敬“仁义之说”不可用的意见，但仍旧提出以“仁义”为武器对付匈奴。更有人提出，以万里长城作为抵御匈奴的屏障。高祖当即否定了这一愚蠢的意见。倘若真按此人的意见，那么在所有的城楼都部署上足够的驻防军，并供应他们的粮草，即使把全国的人力物力都动员起来也不足以支撑一年。
最终，还是刘敬提出一套策略，这套策略最终被高祖采纳，近而成为汉帝国六十年的外交政策。刘敬认为，武与文既然不能成为与匈奴打交道的武器，那么，只有先“稳”住匈奴再谈其他。他提出了三条。第一条：将皇家尊贵的女人（长公主）嫁给匈奴单于为妻；第二条：每年送给匈奴大量钱财和他们所缺少的物品；第三条：派遣汉帝国的知识分子到匈奴去“谕以礼节”。
按刘敬的说法，长公主一旦成为匈奴单于的老婆，那么，与汉帝国的皇帝就建立了子婿关系，而单于所生的儿子就成为了帝国皇帝的外孙。站在人性的角度，任何人都相信，没有女婿与岳父为难的，当然更不会出现外孙打外公的事情。而向匈奴赠送大量匈奴缺乏的物品，是希望使匈奴从经济上依赖汉帝国。这种想法在文帝时仍有市场。再次，通过不断派遣帝国的知识分子去劝谕匈奴放弃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念，接受中原的一套道德价值观念，由此最终使匈奴由“未可以仁义说”变为“可以仁义说”。
相比而言，从情感上攻击对手比从经济和道德上攻击对手更省力，但其效果是否与良好的愿望一致，就是问题所在了。刘敬也指出，这是一个缓慢的，需要很长时间方能发生效果的建议，所以他对高祖皇帝说：“然恐陛下不能为。”
许多年后，有人对刘敬开了“和亲”先河的事情口诛笔伐。认为这是中原政权最耻辱的一页，并且影响极为深远的恶劣。刘敬深受战国策士文化所影响，“和亲”政策的第一条就明显带了战国策士“旁门左道”的痕迹。但是，即使高明如高祖皇帝这样的人，也不能拿出切实有效对付匈奴的办法，刘敬的策略也只能被时人看作是高明的了。一个这样“旁门左道”的提议都能被采纳，也说明了汉帝国的张力之大，另一个角度而言，这个帝国的可塑性是相当高的。虽然刘敬的初衷是想“不战而屈人之兵”，但事情的发展却不能如其所愿。
第一个被嫁出去的高贵女子是一位诸侯的女儿，等于说，刘敬和亲政策的第一条就被高祖皇帝否定了。在刘敬看来，之所以要将皇帝的女儿嫁给单于，是希望得到单于的尊重由此而成为匈奴国王的王后。但吕后却以“自己只有一女”为由，拒绝了高祖皇帝的请求。在随同人员中，有许多被迫出关到大漠中负责教化的帝国知识分子，和那位高贵的女人一样，他们也不愿意离开中原，去和存着语言障碍的匈奴人接触。这年的年末，按照与匈奴约定的条款，汉帝国将一批金银和匈奴人缺少的絮酒等物送到了匈奴，真正的和亲政策开始了，“和平”在两国领导人的口中也拉开帷幕，这一年是前198年，汉帝国建立的第五个年头，也是历史考验“和亲”政策的第一个年头。
二
冯敬是60年来匈奴大规模寇边的多达八次战役中阵亡的最高级官员，帝国初年，为防备匈奴、乌桓、西南夷、东南越族等少数民族，帝国特设边郡21处，边郡的最高军事与行政长官为边郡太守，除了负有教化当地百姓的道德义务外，太守还独立指挥一支为数不小的军队。高祖与吕后时代，这支军队由帝国的适龄男子组成，朝廷规定，适龄男子一生中必须要到边地当兵一年。文帝时，为了让这些适龄男子可以安心在家务农，所以采取了“徙民实边”政策。这一政策的弊端就在于，所徙的民大都是犯罪者，朝廷以优厚的待遇为诱饵，鼓励他们到边境去当兵，另外，还在边疆招募一些部落民。于是，帝国边境线上的军队大都是由朝廷招募自愿前往的罪人和边疆的部落民勉强拼凑而成，根本不具备与匈奴抗衡的战斗力。从和亲政策出台直到武帝向匈奴宣战，匈奴侵犯帝国边境多达八次。帝国没有阻挡住一次。
冯敬死后，直到帝国与匈奴进入战争状态，再也没有一次匈奴侵犯的记录。冯敬无疑成了60多年“和亲”政策的一个总结，也是和亲政策即将被打破的开始。这项一直被视为“旁门左道”却又不得不执行的和亲政策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挑战来自于双方，凭心而论，无论是匈奴还是汉帝国，都没有把这项政策视作恒久远。
高祖皇帝在世时，边境冲突并非是匈奴人引起。常犯叛国罪的诸侯在山穷水尽之下往往投靠匈奴，匈奴乐于接纳。帝国方面曾提出过谴责，但没有实力作后盾的谴责对匈奴而言是耳旁风。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匈奴单于冒顿只是纵容归附来的汉人骚扰帝国边境，自己虽然不反对却也不支持。吕后时代，匈奴主动出击，在前182年四月，对帝国边境的狄道（今甘肃省临洮南）实施军事打击。引起这次军事行动的很可能是汉帝国边境指挥官的意气用事。
自和亲政策执行以来，帝国边境线上的指挥官大都是随高祖皇帝东征西讨的激进分子，作为武人，他们不理解政府甚至是故意违反政府所做的政策。在政府实行边境贸易时，常以爱国者自居，对匈奴进行或隐或现的打击，由此引起的边境冲突不在少数。这次冲突被帝国解围后，第二年的年末，匈奴又攻击狄道。这一次，责任在匈奴一方，他们不但杀死帝国士兵，还掠走了一大批汉人。让人并不奇怪的是，一向以阴毒而又具备很多政治家都不具备的政治智慧见称的吕后，姑息了匈奴的这次犯境。姑息，这可能是第一次，但绝对不是最后一次。前177年五月，匈奴右贤王率领十万骑兵攻击帝国边境北地、河南地，上郡指挥官虽奋勇而战，却不能阻挡匈奴骑兵的进攻而殉国，在上郡，右贤王捕杀帝国吏卒，极为嚣张。朝堂之上，人声鼎沸，文帝派出大将灌婴发兵八万五千向右贤王反击，右贤王最终被帝国的正规军击败，退出上郡。据匈奴单于后来给帝国政府的报告中称，此次犯境，纯是右贤王的自作主张。不过，匈奴把责任推到帝国这一方，他们认为是帝国边境的官吏冒犯了右贤王。文帝并不深究，因为他知道弱者与强者讲道理无异于对牛弹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