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忙于各种事务的外国人在国内也逐渐多了起来。中国很好客，外国来的，都被尊称为“外宾”，但对内就不同，那些南下广东、海南的外地人，没有户口，则被尊称为“盲流”。
其实从对一个群体的称呼，能很鲜明地反映社会观念的侧面。比如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发展，外国人渐渐都成了“老外”，而外地人则几度易名，从“盲流”发展成“农村流动人口”，再到“城市外来人口”，再到“民工”，再到“外来务工人员”，现在又有了新提法，叫“外来建设者”。如果仔细品味与体会，酸甜苦辣，什么味道都有。
不管怎么叫，当时的很多外宾虽然身在中国，但都是从自己国家领取薪水，拿的是外币。可是，当时国内是不允许使用和流通外币的，这让外宾们购买日常用品时就格外费劲。他们必须去专为外宾而设的友谊商店才能购买所需。
友谊商店可是个很有趣的地方：
每个城市设立的店面都很有限，外宾买趟东西，不管住哪儿，不管在哪儿，都得大老远去那里才能被我们友谊，十分不便。但另外，为了吸引国外投资，加强国家形象建设，国内质量较好的商品大都进了友谊商店，同时还有些国外进口的零七八碎外国风味的东西以及中国工艺品，甚至还有未被审查的西方读物如《纽约时报》等。因此，在友谊商店“解禁”之前，经常会看到门口守备森严，一旦发现貌似中国人的人要进店，当场阻止，查验证件。
可能有人会问两个问题，那中国人拿着外币去友谊商店买东西可以吗？外国人为什么非要跑那么远到友谊商店，拿外币去“不友谊”的商店，就不行吗？
回答这两个问题相当有趣。
首先，当时国内是不允许外币流通的，因此，中国人即使有外币，谁敢明目张胆地拿出来？还不被当场拿下？外国人拿外币去小卖铺，谁敢收？弄不好也会被当场拿下。
可以说，友谊商店这个地方就成了一个有特权而神秘的“租界”！
但是，“内人们”对此毕竟很纠结，在自己的国度里，他们有时也想买点好的东西，怎么办？
于是，大家都在琢磨变通之策--某个角落里，外宾操着蹩脚的中国话，或者是中国人操着不熟练的英语，双方连比画带拗口地私下搞小生意。中国人有时会委托老外帮忙在友谊商店买点好东西，然后场外按汇率兑换给老外人民币。老外巴不得手里也有人民币，要知道，外国人拿着人民币不会被限制，到哪儿都行，这样就避免了专程跑到友谊商店买生活用品，顺带还能在古玩市场等地方淘弄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如果说普通老百姓光是这种私下里的小动作，淘弄点外国货或者是紧俏货，其实并不值得下多大力度关注。国家所关心的是改革开放一上来，就面临的用汇问题，打开门做生意，外汇流动性和以前根本不是一个级别，老掉牙的管理方法一定要改。
1979年3月，国家外汇管理局正式成立，对外汇收支、买卖、借贷、转移以及国际间的结算、外汇汇率和外汇市场等实行的全方位归口管制。其中有一个措施，就是关于商品市场的用汇问题。
1980年4月1日，中国货币史上另一个著名角色登场了，那就是“中国银行外汇兑换券”。对于这个名称，或许人们还有点懵，但要是给它简称一下，那就尽人皆知了--外汇券。当时的面额分别为1角、5角、1元、5元、10元（后在1988年随人民币一起发行了50元和100元面额）。
外汇券借用的是侨汇券购买紧俏商品的经验，凡国外旅客、华侨和港澳台同胞入境时，所携入的外币、外汇可一次向中国银行兑换成外汇券，只能在友谊商店与涉外酒店使用。出境时，如有剩余外汇券来不及兑回外币时，允许自由携出境外，以后来华时可再携入使用。这既打破了绝对禁止外币流通的尴尬，又能将其当做一种特殊的入场券来管理民间商品市场的外汇。
外汇券和侨汇券一样具备购买紧俏商品的功能，但又有明显的不同。第一，侨汇券是针对侨眷，外汇券针对的是外籍人士，即外宾们。第二，侨汇券不能单独使用，而外汇券在国内划定的消费圈圈里，就完全等同于人民币。第三，侨汇券不用的话，就只能留在家里数着玩，或者卖给那些地下收购的“非法券商”，而外汇券则在不用的时候，还能换回外币。
可以说，外汇券把中国的中庸哲学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外币和人民币之间扮演了一个“和事老”的角色。外汇券的属性比较复杂，看似货币，又不是货币，既有人民币的作用，也有外币的功能，基本上是集券和币于一身的特殊货币。
特殊就会神秘，神秘就总有偷窥的冲动。
由于民间的商店、非涉外宾馆等原则上不允许收取外汇券，这让人们自然产生了一种追逐的冲动。外汇券虽不是公币，但因其能够购买“特权”商品，有人民币无法企及的更广泛的用途，购买力就比法定货币--人民币高。也就是说，外汇券从一出生，就披上了贵族的外衣，尽管面值和人民币相同，其实际价值要比人民币更值钱。
一开始，很多精明的人如果拿着外汇券去友谊商店买东西，都会张嘴砍价。商店也不傻，知道外汇券更值钱，也就顺水推舟半推半就，给个折扣。可是这也苦了那些不懂规矩的厚道老外，一直在用外汇券购买原价的东西。
当众人都把老外当傻子的时候，傻子不干了，也开始了买自行车像买菜一样的讨价还价了。搞到后来，这种价格分歧干脆就拿到台面明目张胆了。各大城市的友谊商店在销售商品时，都会问顾客：外汇券还是人民币？
当时的人民币和外汇券的价格比例大致上已经是1.3∶1了，比如一瓶高档进口香水，如果顾客说外汇券购买，则报价为1000元，如果回答是人民币，那就是1300元。这也就等于大家都承认外汇券与人民币等额不等值。
还是前面的观点，有价差就有买卖。
外汇券与人民币形成的等同于“黑市汇率”的格局，自然逃不过早已依靠侨汇券倒卖的那些人的“慧眼”，史称“黄牛”的人出现了。他们本就在倒卖侨汇券中养成了黄牛发家的习惯，自然很快就看到了倒卖外汇券的市场需求--和侨汇券发展到后来的情形一样，很多手拿外汇券但不需要购买什么紧俏商品的人，又不愿再官价兑回外币，因为这个比外币和人民币都值钱。而另外一些有紧俏商品需求却没有购买紧俏商品权力的人，则对外汇券趋之若鹜。
黄牛一旦正式行动，外汇券价格很快就被炒了起来。他们以1.3∶1甚至更低的比价收购外汇券，然后再以高出票面面值50%的溢价转让给需要的人，获取中间的价差。外汇券发行也就是两年多，炒外汇券的黑市就史无前例地繁荣起来。
正当黄牛们像黄蜂一样忙碌于倒腾外汇券，赚取一两毛钱的差价时，更聪明的人在另一条路上已经行动了。
这些事高建明和他的父亲却鬼使神差，再一次亲身经历了一把。
就在高建明的父亲一直沉浸于从一瓶茅台赚30张侨汇券的旧梦之中时，他的那位亲戚又捎来消息，邀请高建明父亲过去替他打理生意。得过人家恩惠的父亲开始也不好拒绝。由于那瓶茅台的力量太过强大，和车间主任请假时，高父简直没费吹灰之力，就搞到个圆满的带薪“病假”，于是，自己和亲戚再度聚首。
和上次不同，这次两人会面的地点是深圳特区；和上次相同，这次参与会面的还有刚刚分配在蛇口集团工作的儿子高建明。
1987年的深圳已经是花花世界了。
乘着改革的春风，特区建设和发展迅雷不及掩耳。用一天一个样子来形容也许有些大，但如果你两个月去一趟深圳，变化是绝对可以在眼里看得出来的。
亲戚仍旧把他们安排在一家高级酒店住下。当晚，在接风宴上，高建明和父亲就经历了一次对他们一生来说都可称得上是极大的考验。
当亲戚带他们走进饭店，爷俩有不同的即刻反应：
高父，觉得有点晕；高建明，不知道怎么迈腿，感觉自己和这里格格不入。
饭店太奢华了，对这爷俩来说，如同走入梦中。高父甚至偷偷掐了一下自己，真疼。可是，任凭自己如何翻阅这辈子的记忆，都从没到这等高级地方。他甚至确信，上辈子也没有这种经历。
上班还没一个月的高建明，仍旧是个毛头小子，他也好不到哪儿去，这种豪华让他极不适应。
包房门口站了两排人，还没顾上数到底有多少，父子俩就心有灵犀地开始脸热心跳、脑袋充血--都是高挑美女，身穿旗袍，凹凸到极致，不管是鼓出来的还是陷进去的，都有种让人想摸的冲动。美女们都笑脸盈盈，冲他们颔首喊着“欢迎光临”，冲出来的味道让人目眩神迷。
高建明父亲的直接的反应就是夜上海？他的记忆停留在电视中经常看到的旧日上海滩。
高建明的直接反应则是传说中的色情场？他不久前就曾听同事们提到过这种地方。
高建明父亲哪见过这阵势，偷偷拽了一下亲戚的衣角，悄悄问他：“她们是在笑我吗？你看我穿这样，怎么能来这么好的地方？咱还是去别处吧。”
亲戚马上意识到了什么问题一样，连忙拉着父子俩转身下楼，七拐八拐，来到一处写着“商务部”的地方，里面基本上是个小商场，有很多看似都很贵的东西。亲戚直接拿下两套西服，然后是衬衣、皮鞋、袜子等，抱了一堆分给爷俩，示意他们去里面换上。
高父一下子紧张了起来，赶忙推脱，小声说着：“这些不适合我，很贵的……”高建明也不知如何是好，一个劲推脱。
亲戚笑了，不过给人感觉还是很真诚：“去换吧，总得有身像样的衣服，价钱不用考虑！”
人靠衣裳马靠鞍，这话一点不假。
等高建明和父亲从试衣间里走出来的时候，连亲戚都瞪大了眼睛。
高父当时也就40多岁，人又魁梧，西装革履往那儿一站，年轻十岁！
高建明更不用说了，本来就器宇不凡，英俊挺拔，穿上这身衣服，帅哥一位！
爷俩看起来更像兄弟俩，而且动作特别统一：手都不知道该放哪儿了。
付账的时候，本来父亲使眼色让高建明争着过去付的，结果一看单子，高建明默默退了回来。亲戚拍了拍他肩膀，付完账，带他们再度来到二楼包间。
包间里已经有几个人在等着了。
亲戚一一介绍，高父太紧张，基本上都没记住叫什么名字，高建明毕竟年轻，大都记住了姓名。尤其对其中一个和父亲年龄差不多的矮个子印象深刻，因为这家伙手里拿着一个“大哥大”！
大哥大在当时来说，绝对是身份、地位和财富的象征，人们大多只在香港录像片里看过。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当时一部大哥大在2万~3万元人民币，而且还不容易买到，黑市价据说高达5万元人民币。光有个大哥大还不行，还要入网才能通话，否则只能当砖头用。当时的入网费是6000~8000元。
小个子大哥大对高父很客气，张口闭口高哥，很显然非常买他亲戚的账。高父好酒，几杯酒下肚，渐渐放开了自己，不像开始那么拘谨了。但问题是他们所谈论的，对他来说基本上都是天书，唯一肯定的是操潮汕口音的人很多。但高建明在单位是搞会计工作的，他对他们的谈论倒是明白不少，知道他们在说外汇券生意。
又进行了一会儿，大家都喝得有点半醉半醒。忽然，小个子大哥大高声喊服务员，门一开，从外面进来一个小伙子。大哥大和他耳语了几句，小伙子出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