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疯狂的骗汇
8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到经济和金融领域，贸易和交易领域各环节的操作也基本完成了与国际的接轨，各种金融需求也相继应运而生。
深圳作为特区之首，由于各种金融优惠政策，成为全国交投最活跃的地区，据当时的统计，在深圳，每天的资金交易流量就占全国流量的一半！
在这种背景下，对金融法则以及漏洞最为敏感的地下钱庄，自然不会轻易错失“大好的发展机遇”，于是，单纯以套汇、提现方式在80年代轰轰烈烈了一番之后，乘着即将到来的90年代的春风，地下业务的模式也开始推陈出新。无论是付汇还是结汇，“市场”都出现了模式的多元化发展。
首先，地下钱庄也有体格强壮和体格弱小的，大浪奔涌中，那些体质弱的就禁不起冲刷，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
比如，有大生意，但自己的外汇资金不足以支撑一天数笔的大交易，怎么办？
骗汇！
再比如，同样有大生意，但本币也不够，怎么办？
骗税！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对于地下钱庄也是成立的，竞争有了，有些地下钱庄会出现流动资金不足的情况，特别是外汇资金不足这种情况，就特别棘手。渐渐地，有些地下钱庄为解决这一问题，就搞出了骗汇的方式。
按理说，像邱国建这种钱庄大户，搞生意基本上不存在资本金不足的情况。他是广东玩汇的老大哥了，一般小钱庄和闲散套汇的人都买他的账。每当邱国建遇到资金缺口的时候，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一个电话，其他人都纷纷伸出救急之手，无论是凑外汇还是凑人民币，百万千万立马就齐，基本上没有抓瞎的时候。
但是，和其他钱庄经营者相互拆借毕竟是要走息的，等于要分一些利润给贷方。更为重要的是，和别人凑钱，就有客户流失的危险性，虽然在地下钱庄这一行当，大家都是信义为先，但谁也不会盲目地就把空泛的信义拿来做赌注。
好在邱国建势大力沉，他的资金短缺也是偶尔发生，并不是实力不济所致。不过，很快，邱国建迎来了一次不用拆借就可以低价搞到外汇的机会。
谁也不嫌钱多烧手，特别作为他们这一行，外汇就是发财的“货物”，有便宜的正当的好货，谁会错过呀。
1989年2月，邱国建在广东云浮的“办事处”人员搞到一笔上千万的付汇生意，但是那边港币储备根本不够，问邱国建能不能解决。
邱国建在深圳这边最近恰好也是一天好几笔付汇生意，港币资金都基本掏空了。于是邱国建电话找高建明，问高建明是不是能够通过关系搞到外汇。
高建明多年来游离于地下与单位之间，接触到不少和外汇有关的客户、公司，人脉甚至比邱国建都广。他先是打电话给陈茂盛，陈表示这段时间公司还没有需要兑换的港币业务；于是，电话打到另一个大客户许志远那里，许志远也一样，恰巧这阵子没有港币结算。
放下电话，高建明脑海里迅速翻阅记忆中的人脉圈，想从中找出几个可能的目标。正在此时，许志远的电话打了过来，说他有个同学是人民银行广东云浮分行行长，叫杨炳昆，实在着急，他可以帮忙联络一下，看是否能够帮忙。高建明马上就意识到，这个事情必然有戏。
和邱国建打了声招呼，高建明拉着许志远直奔云浮。
46岁的杨炳昆不光是人行云浮市分行的行长，还兼任国家外汇管理局云浮分局局长。见了面，双方一露底，高建明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和直冲云天的豪气，一下就把杨炳昆打动了。
利益面前无远疏，潜规则一摆，大家都有好处，自然各尽其力。杨炳昆当即就带着高建明找到当地的一个进出口贸易公司的旧识伍老板。伍二话没说，非常轻车熟路地利用云浮市某外经贸集团公司的报关编号、账号以及印章，搞出了一张报关单。
当时，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非常灵活，相关规则是：进出口企业只要有报关单，购买外汇时其他单据基本上可以灵活掌握！
渠道彻底通畅了。
高建明马上通知邱国建准备人民币，于是，只通过这张报关单，在杨炳昆云浮外汇管理局公章的配合下，从云浮人行轻松搞定了1200万港币！
邱国建的云浮办事处按照当时的官方汇率1∶0.497，花596万元人民币就到手1200万港币，然后马上按照黑市价1∶0.54的汇率与客户完成交易，到手648万元人民币。邱国建授意高建明，给杨炳昆、许志远、伍老板几个中间人各两万元，高建明办事费6万元，其余40万元，则是邱国建钱庄经营所得。
高建明没想到这趟“差”出得这么顺利，而且开发出一个全新的买汇渠道，这让邱国建对高建明很是信赖。但同时，邱国建也深知，这种购汇方法是标准的骗汇，久用必遭打击。可是，许志远可不这么想，这家伙一直以来对地下外汇这个行当就关怀备至，经常积极参与进来。这次骗汇，深受启发，加上杨炳昆在一旁的循循善诱：“与其寄人篱下给别人当中间人，不如注册个公司自己干赚得多。”这一忽悠，许志远动心了，毅然决然地投身于当时机关人员辞职下海的洪流，通过关系注册了一家所谓的香港独资企业--云浮顺兴清洗有限公司。
从此之后，伍老板负责组织人民币、伪造报关单等单证，许志远负责通过杨炳昆这层关系向人民银行购买外汇，而这些外汇的绝大多数消化出口都是邱国建--从此以后，邱国建手头再也没缺过外汇，有时一天好几笔付汇业务，总额上千万，他都可以轻松组织外汇。
不得不说的是，杨炳昆在这个链条中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给各种假单据盖上外汇管理局和银行的公章，让他们在根本没有实际进口贸易行为的情况下，轻松实现换购外汇。
当然，杨炳昆也不是傻子，购汇绝不会在云浮人行一家，有时，他还会把这些假贸易手续介绍给其他银行的熟人，这样就能有效降低自己的风险。
到了1989年年底的时候，许志远就严重发财了。他干脆伙同伍老板和杨炳昆，相继又搞出了很多家“空壳”外资公司，骗汇力度进一步加大，到了癫狂的地步，有时由于数额过多过大，次数过密过频，导致假报关单都不够用。有时一天要操作数笔交易，每笔数额从100万美元到400万美元不等。
一天如此巨大的流量，渐渐地，负责组织买汇所需人民币的伍老板有点力不从心了。尽管人民币和外汇交易是不断互相转换流动，但是有时一天的交易额数量巨大，他们手头的资金流实在是杯水车薪。杨炳昆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以调剂外汇为名，直接撇开云浮市外汇调剂中心，利用云浮人行一个营业部账号，截取将近20个企业的人民币款项，总额达4亿多元，用于许志远公司兑换外汇。在那之后的短短几个月，杨炳昆透过云浮外汇管理局调剂给许志远的外汇高达4000万美元、3000万港币。
许志远这么个干法，显然是催命的做法。邱国建和高建明看在眼里，暗暗叫苦，一个虫子很可能毁掉整个地下钱庄的成熟生态系统。邱国建出面紧急召见了许志远一把，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大家好不容易把这行当经营得不动声色又有声有色，全靠圈中低调、淡定和严谨的地下规则，他们这么声势浩大，等于是把吸血鬼往太阳地里拉，迟早会出事。
但是，大家都是高人，武功本就差不多，一个走火入魔，其他人想把他拉出魔境，还真不是容易的事儿。许志远彻底魔障，根本不买邱国建的面子，心里还觉得老邱这是看他发展迅速，怕他抢了地盘，有点摆老资格压他的意思。因此，他一心沉醉于其中，该换挡换挡，该踩油门踩油门，峰回路转不减速。
邱国建一看这种情况，知道没法再继续合作下去了，否则自己也会被拖下水。于是，迅速脱离许志远的外汇供给，另谋他法去了。
人常说富贵险中求，却总是忘掉潮汕人的古训：钱来得太容易就要倒霉！也许，总有一天，许志远得出事儿。
2 不要命的骗税
许志远这边骗汇骗得风生水起，事实上，深圳还有一拨人也一直在忙着骗钱。不过他们不是骗汇，是骗税。
本来，出口退税目的在于降低本国商品的税务成本，从而换取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这样可以避免价格劣势给中国出口企业带来贸易损失。这是因为，税收本身具有主权独立性，各国都对自己国家的进口产品征税，同时也对国内企业产品的生产征税，这样，一旦发生跨境贸易，那么商品就会存在重复课税。
对于出口企业来说，生产和出口，在税收方面受两茬罪，自己的商品一旦出口到别国市场，面临着天然的不公平竞争。这种双重税收的负担，很容易让企业就活不下去了。
但是，出口企业所属的国家，也不能去干涉人家别国的税收主权，要求对方不收税。于是，对外搞不定的情况下，对内只好在本国商品出口离岸时退还出口商品在国内所承担的增值税和消费税，以尽量减轻本国商品的出口成本。否则，出口企业只能撂挑子。
实际上，这种政策无论是对国内出口企业，还是对其他国家，都是很公平的，因此，基本上世界各国政府都搞出口退税或免税，就连赫赫有名的WTO，也站出来对此规则表示万分崇拜，认为它是各国出口企业应享有的权利。尤其是在一国国内经济疲软、内需不旺的情况下，强有力的出口退税政策可以通过拉动外需来推动国内经济增长。
因此， 1985年，我国的出口退税政策也尝试性地低调出炉了。
但是，由于当时我们还没有设置增值税，出口产品的营业税和流转税等，都纳入了消费税系列，也就是说，退税率基本上杯水车薪，有点让出口企业尝鸡肋的感觉，对出口的刺激效果不是很明显。
然而，地下经营者的骗税行动却是与出口退税政策相伴而生的。
初期，一些有头脑、有关系的搞外贸的人很快就发现，仅仅拿着一张出口合同，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申请到出口退税，而没有口径去验证是否真的发生了实货贸易。虽然税率上低了点，但架不住“薄利多骗”。
这一时期，让很多首批从事骗税的人委实大捞了一笔。等到后来国家发现退税在手续上有重大疏漏，开始设法弥补，要求有出口销售发票、进货发票等，这批人早已赚得手抽筋了。
到了1994年，国家经历了一轮通胀，调控之手落到了税制改革上，按照国际惯例引入了增值税，税率为17%。出口退税比率获得了极大的提高，以此来平衡内需和出口外需，出口企业这下彻底受了刺激，1994年和1995年，我国的出口增长突飞猛进，增长率分别为32％和23％。
然而到了1996年，为抑制通胀而采取的谨慎的紧缩性货币政策显现出了滞后效应，加上接踵而至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国内经济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又反转陷入了通缩之中，内需变得严重不足。
要想尽快复苏国内经济，只能扩大出口，通过增大外需来拉动内需。
这种政策的倾斜首先体现在出口退税上。
在深圳特区，为了鼓励出口，退税环节上的手续又有点走老路，空前简化，出口企业可以先拿着盖有香港或国外企业合同章的贸易合同，直接到税务局申请退税。而税务局则直接把税金打到企业账面。至于发票什么的，都可以后补。
从事地下外汇业务的钱庄，自来对金融政策的微妙变化都趋之若鹜，非常敏感。退税率的提高，自然逃不出他们的精心研究，而且，90年代，本来就是地下金融业务模式多元化发展的年代。于是，大规模的伪造出口合同骗取退税，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本来，货币紧缩让钱庄们的资金捉襟见肘，可退税的漏洞让他们看到了希望。地下业务的生命力就在于此，一丝头发，他们就能抓住而博取上岸，有根稻草，就能反了天！
首先玩退税的，竟然是我们前面曾经提到的人物--李梅！
这个名字很熟吧？
没错，对于高建明来说，这个名字不仅熟，而且能熟到衣服里面。
李梅这个女人不简单，绝对和阿庆嫂有一拼。但不简单不等于很复杂，自从丈夫甩手而去，她便一个人守着房子、车子和票子过日子。平日里，她会去跑跑股市、泡泡酒吧，但每每夜深人静的时候，有个影子却总在脑海里甜蜜飘过，这个人就是高建明。
事实上，高建明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只是，当初的一纸别书，聊聊数字--我们约定不见面--就像一道无形的门墙，彼此之间再也无法穿越。思念有两种，一种是记忆里的，一种是憧憬中的。前者伤感而甜蜜，后者甜蜜而煎熬。
后来，常常泡吧的李梅，终于被泡了！
她认识了一个香港客，名叫宋汇贤，这人虽然没高建明的机灵劲，但是外形和对女人的温存和高建明还真是有几分相似。凭这个，李梅被打动了，没多久，二人喜结连理，李梅转到香港生活。
世上的事就是这么巧，宋汇贤也是个搞金融的，而且是标准的地下金融业务。他对金融有多年研究，总会找出一些供自己钻的漏洞。而且，据说，这个人曾在著名的地下钱庄人士--陈灿文门下效力多年，算得上是个得意弟子。现在虽然已经脱离了陈灿文单干一个兑换店，但确实得到了陈的真传。
结婚之后，李梅并没像其他女人那样，老公负责挣钱养家，自己负责貌美如花。她深受老公的影响，加上人极为聪明睿智，渐渐地，对地下金融这一套就上手了。在她的策划下，李梅把外汇兑换店的分店开到了深圳，并注册了一个进出口企业的壳，而老公负责香港“总部”，两人跨境结合，标准的里应外合。
一开始，兑换店是典型的挂羊头卖狗肉，暗地里一直做的是套汇生意。虽然在90年代的时候，玩这些已经算是比较初级了，但正是由于李梅在深圳的苦心经营，局面逐渐打开了。
摊子铺大了，本钱就是个问题。有时面对一天好几笔的收汇业务，手头的人民币明显不够用了。
办法总是有的。
这个时候的陈灿文也已经发展成为仅次于陈某的钱庄老大，不能说在省港地区跺一脚颤三颤，但跺三脚颤一颤的能力还是有的。当宋汇贤找到陈灿文的时候，文哥正和新义安（香港最大的黑帮，著名的向氏兄弟向华强、向华胜的堂口）的一个头目在茶楼喝早茶。
陈灿文当时告诉宋汇贤，这事儿他会出面帮他的。
之后几天内，李梅那边就接到了几个电话，都是陈老大安排的，他们纷纷表示愿意伸出援助之手，帮助李梅组织人民币资金。
起初李梅也不明白他们什么套路，一上来就拿着几张盖有香港繁盛祥货贸公司章的贸易合同，让李梅的公司盖章，具体一问，才知道是利用这份出口合同申报退税。几张合同都是高附加值的生化产品，金额都不小，分别是600万、744万、382万、580万、230万，总合同金额为2536万。
签完这些所谓的合同，几个人连同李梅的出口企业相关单证一起直奔税务局，税务局一看，完全是个出口大户，毫不犹豫，按照当时的高科技产品出口退税率17%，批准退税。
两天之后，李梅的账户上获得了431万的退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