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赵汝愚没有把宋朝的传统说出来，那就是作为武将的韩侂胄注定一生不会有所作为，武将在大宋保身还来不及，哪有精力去做其他事情？
赵汝愚大错特错，韩侂胄不仅仅是一员武将，还是一个善于钻营的小人。凭着他外戚的身份，他与宁宗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但韩侂胄知道赵汝愚在宁宗心中的分量，他在没有十足把握将赵汝愚一击而中之前，必须要按兵不动，但却暗渡陈沧。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赵汝愚执政几年来的确得罪了不少人。这些人曾以为赵汝愚能给他们带来名位与富贵，但赵汝愚没有任人唯亲的作风。大多数来找这位大宋的执政官的人都碰了壁，扫兴而回。在扫兴之余，又不免添了几分愤恨。赵汝愚所不明白的是，他手中的权力正在渐渐变成一种慢性毒药，开始谋杀他。
韩侂胄立即与这些人取得了联系，在交流过程中，他暗示这些人在与赵汝愚的战争中打头阵，而他自己则作为后援或是一支奇兵，在机会到来之时给赵汝愚以致命一击。双方达成协议，置疑赵汝愚的声音开始在朝堂响起。所谓的置疑无非是赵汝愚在一些政事的处理上太过于死板，而不懂得变通。这些无关痛痒，甚至是吹毛求疵的批评让宁宗皇帝淡然一笑，赵汝愚还是赵汝愚。虽然他心怀忧惧亲自向宁宗解释过自己的为政思想，但宁宗给了他最大的安慰，让他放心，群小的攻击不过是一群苍蝇而已。
可是，这种质疑与批评不厌其烦地循环，最终打破了宁宗的专注。据一些攻击赵汝愚的人说，赵汝愚广纳门客，不符合宗室的规矩。这话并非是诬陷，《宋史》记载赵汝愚“聚族而居，门内三千指，所得廪给悉分与之，菜羹疏食，恩意均洽，人无间言。自奉养甚薄，为夕郎时，大冬衣布裘，至为相亦然”，这种重情重谊在他人的口中居然就成了广结势力的表现。韩侂胄最了解宁宗的心理活动，他见时机已经成熟，就指使一名官员向宁宗危言耸听。这位官员表示出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莫大担忧，他说，赵汝愚与皇帝是同姓，让他居执政官的位置，容易以权势拉拢人，倾陷社稷，将对国家不利，请求罢免他。
赵汝愚虽然极力辩驳，但宁宗也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倘若真的窃取国家神器，赵汝愚或许真就有这个能力。赵汝愚被罢，很多人自然为他鸣不平。国子祭酒李祥认为赵汝愚在内禅中“以枢臣独不避殒身灭族之祸，……勋劳著于社稷，精忠贯于天地”，博士杨简也认为去之不情。韩侂胄立即出手，将这些站在赵汝愚一边的人诬陷，清出朝廷。
在把赵汝愚彻底搞掉后，韩侂胄发现，他虽然清除了赵汝愚，但却没有清除掉天下人心目中的道德规范。这种道德规范认定赵汝愚是一位道德上的胜利者，或者正在向圣人迈进。
韩侂胄自然有办法，于是，他把道德衡量的标尺，当时与赵汝愚最友好的人物朱熹纳入法眼。这位始终是被天下人认为是唯一一位可以衡量道德的人所提倡的道学被韩侂胄抛弃，称之为伪学。在韩侂胄看来，只要将这个抛出道德标杆的人扔进无人注视的垃圾堆中，天下人就不知道赵汝愚是什么样的人，而他的胜利很可能就成了正义战胜邪恶的标志。这无疑是掩耳盗铃，但赵汝愚却永远不会再回到朝廷，为朝廷尽忠尽力了。
6、刘懋的打抱不平
因为打抱不平，而帮朋友的忙，最终却让一个帝国毁灭，这的确是一个极大的讽刺。这个人的名字叫刘懋，明朝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进士，崇祯元年被提为刑科给事中。他所帮的那个朋友叫毛羽健，是一名御史。
这件事还要从崇祯二年（1629）说起，这一年，天启二年的进士而由知县升为御史的毛羽健向崇祯皇帝汇报说：“驿递一事，最为民害。”他说，兵部调动部队征用驿车的文书只看见发出的，没有交回的。一些人将乘坐驿车的文书互相借用，一张纸经过多次涂改修补。最后，他痛陈道：“差役之威如虎，小民之命如纸。敲骨吸髓，见闻心惨。”他希望崇祯皇帝悬赏捉拿这种破坏驿递制度的人。毛羽健并没有危言耸听，他所说的句句属实。崇祯皇帝当即命令有关部门严加清理整顿，这一整顿后，长期积聚的困顿得到了暂时的缓解。可毛羽健似乎没有看到这种效果一样，又上疏崇祯皇帝，认为驿递制度存在的作用已经非常小。但这一次，崇祯皇帝并没有按照他的意思办理，他认为毛羽健有点危言耸听、小题大做了。他明白毛羽健的意思，就是把一些作用非常小的驿递裁掉。但这关系着大明朝二百多年来的一种驿递制度，没有充足的理由，崇祯皇帝还不敢否定祖宗之法。
驿递制度始于洪武年间，当时，贵州土司、宣慰使霭翠受明政府节制。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起，实权由夫人奢香掌控。当时，作为朝廷命官的贵州都督马烨很想将贵州所有权力都抓在自己手上。在他的努力下，终于找到了奢香的毛病，并当众将这位妇女扒光了上衣，用板子子痛打其背。
当然，这种刑罚——扒光女人的衣服而打板子明朝中原是司空见惯的，但在贵州，这种刑罚很少使用，马烨这个男人似乎低估了少数民族女人的羞耻心和报复心。当他痛快地将这个女人打完后，奢香夫人的族人们已经咸集于其军门前，大声高呼“愿尽死力助香反”！
马烨无奈，只好放了奢香夫人。这位夫人并没有选择造反，而是派了亲信飙驰入京面圣陈事。朱元璋听后，令其速折简招奢香夫人进京。
两人见面，朱元璋问：“你被马都督羞辱，如果我能为你除之，你拿什么回报我？”
奢香叩头道：“愿世世维护当地少数民族安宁，令不敢为乱。”
朱元璋笑道：“这本就是你的职责！”
奢香道：“贵州东北有间道，可通四川，梗塞未治，愿刊山通道，以给驿使往来。”
回贵州后，奢香夫人即率众族人开山辟岭，掘土筑路，终于贯通560余里山路，设九驿，这就是著名的“龙场九驿”。
原本，驿递的效用止在递送使客、飞报军情及转运军需等项。并在长时期内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嘉靖年间，全国共设水马驿1259处，万历间裁为1036处，本拟为确保政务、军务的时效性，因其重要性要被称为国家之血脉。可惜，历百年后，驿递已名实不符。
主要一个方面就是毛羽健所指出的驿递文书的互相借用，大名鼎鼎的徐霞客在广西游历时，他就是无权免费在使用公家的驿传系统。由此可以看出，驿递管理制度到明朝后期已然疏废，驿递也由原先只供军事情报及差遣命官之用，而转为纵无关涉的大小官员们一并享受的服务。
大明帝国恐怕只有崇祯皇帝不知道这个事实，作为御史的毛羽健，其官职就决定着他必须要吹毛求疵。但这一次他对驿递有如此看法，却不是因为他的职责所在，而是因为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就是他的老婆温氏。
毛羽健在崇祯元年由知县升为御史，调入北京，这让他大喜过望。因为他实在不喜欢呆在家里，在他的家他的妻子温氏让他每日不感叹人生苦长。据说，温氏这个人从头发到脚底板，没有一处符合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在她看来，妇女之德就像是她身上的虱子，一旦发现，就立即卡死它。这无疑就是最典型的悍妒之妇。
毛羽健娶了这样一个女人，每天都被她折磨得死去活来。这种滋味被民国时期一位叫宣永光的人铺陈的很有味道，他说：“我宁愿得罪一个强盗，也不愿得罪一个悍妇。得罪强盗，顶多挨一枪，万事大吉了；若是得罪一个悍妇，你可就受罪了。她能让你如入地狱，让你死去活来，让你生不如死。”
毛羽健当时很可能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当他到京城后，高兴异常，就纳了一个小妾，过过正常男人的生活。谁想，有一天，温氏突然从老家杀到，杀了个他措手不及。小妾被打个半死，他也被罚跪一天一夜，并承受了温氏一天一夜的无休止的生理和心理上的折磨。
我们可以用今天的话来定义此次事件为捉奸，但在明朝，温氏的行为该受浸猪笼之罚。其实，她对丈夫的一切所为都应该受到浸猪笼的待遇。可毛羽健没有这个胆子，这位中国古代活得最差劲的男人在跪着时，想着事情的来龙去脉。
他一下就想到了驿递制度，他的老婆告诉他，自己是靠驿递制度才这么飞快赶来的。于是，他恨上了驿递制度，就有了给崇祯皇帝的报告书。
这自然不是我的胡编乱造，而确有其事。这个故事虽然在《明史》中没有记载，但却在时人的笔记中有素材。毛羽健的这个故事记载于不知撰人的《秋灯录》中，全文如下：羽健嬖其妾，以妻乘传至，不及预防，乃迁怒于驿递，倡为裁驿夫之说。”许多人对此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如天大的国家之事居然和枕席之事联系起来，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但是，并不仅仅是《秋灯录》有此记载。在自署“花村看行侍者”的《谈往》中，有一条“流寇滋蔓之由”也谈到这件事。全文如下：流寇之起，始于裁驿递。驿递之裁倡于御史毛羽健，成于科臣刘懋。羽健娶妾甚嬖，其妻乘传至，立遣之，来速不及预防。羽健恚极，迁怒于驿递，倡为裁驿夫之说。而懋附和成之。驿递一裁，游手千万人，倚驿递为生者无从得食，相率为盗，遂至滋蔓。闯贼得以招集之，流毒中邦，覆灭宗社。两人首祸，万死不足赎，而实酿于一妇人。呜呼！女祸之酷，伏于衽席，可不惧哉！
这里面有两个人物，我们需要注意。一个就是本文的主人公刘懋，另一个是李自成。书中谈到，刘懋促成了裁撤驿卒之事，而由于裁撤驿卒，让驿卒李自成失业，再让他成为刁民，最终灭掉了大明江山。该书作者最后说，毛羽健与刘懋万死不足赎，可两人的罪过实源于毛羽健的那个老婆温氏。
刘懋与毛羽健有着亲戚关系，在毛羽健频繁上疏要求对驿递制度进行改良的时候，他找到了这位亲戚，在问明了情况后，他很为毛羽健的婚姻感到悲哀与同情。在毛羽健二次上疏没有得到崇祯皇帝的回应后，他在崇祯二年（1629年）上疏崇祯皇帝，建议裁驿，声称：“当今天下州县困于驿递的约十之七八，而驿递用于公务的仅十分之二，用于私事的占十分之八”。显然，这是危言耸听，我们不得而知，刘懋是否真的替大明帝国着想，但他的话就是有点小题大作。崇祯皇帝祖宗们所以要设立这一制度，并且多年以来始终存在，就一定有他的道理。刘懋是个比较聪明的人，在上疏中，他把着眼点放在了崇祯一直希冀的财政问题上，他指出，如果将裁掉的驿卒的工资用在对付满洲人身上，实是两全其美。但是，这些不发的工资积攒下来到底有多少，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而这些工资是否真能解除满洲人对明帝国施加的压力，也是个未知数。但他却敢说，并且夸大其词地认为，废除驿递制度就可以给大明帝国一个美好的明天。
崇祯皇帝真的就听了他的建议，该年五月，他下令让刘懋改任兵科给事中，专管驿递整顿事务。但是刘懋的整顿之路并不顺利，他被许多朝中许多大臣指摘。岂止是指摘，简直就是想让他马上去死。给事中许国荣、御史姜思睿等大概知道他和毛羽健的亲戚关系，也知道毛羽健为什么要建议裁撤驿卒，纷纷上疏请求崇祯皇帝收回成命。但崇祯皇帝不准。这两人随即把矛头对准了刘懋，他们偷偷在家做法，呼刘懋的名而诅咒之，把刘懋的画像挂在树上，开弓射它。
到了崇祯四年（1631），刘懋已是身心俱疲，再加上成千上万的驿卒失业后加入了造反大军，刘懋虽然为崇祯皇帝节省了许多银子，可终究受不住朝臣与百姓的同时唾骂，辞官而去，可悲的是，他死后，家人居然雇不到一人抬他的棺木。
如果我们把驿递制度看成只是一项具体政务，那么，它的积弊是非常多，作为科员的刘懋和毛羽健都是有责任稽察究劾的。但是，如果将这一制度放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来考察，这二人的危言耸听就有待商榷了。
明帝国自天启以来，西北屡闹饥荒，民生日蹙，三边民变既起，崇祯继位后，这一状况不但没有得到任何改善，反而加剧。在这样的情况下，裁驿一着实为牵一发动全身之举。按刘懋五分裁三之议，各地驿马所夫遣去大半。这些人在失业后纷纷投入造反行列，陡然成为朝廷大患。就在崇祯三年，变民领袖王左挂、王子顺、苗美等被三边总督杨鹤逼得已无去路，纷纷乞降帝国。可刘懋的裁驿递一实行开来，许多驿卒都加入了造反大军，造反大军势力大为兴盛。
许多史学家在对明朝的那段历史考察后，都认为大批驿卒的失业是导致各路农民军由危转盛的一个直接原因。这里面就有一位后来的英雄——李自成。
由后来所知，裁驿的确对明朝政权的稳定产生了不利影响，《明季北略》就很直接地指出：“祖宗设立驿递，所以笼络强有力之人，使之肓挑背负，耗其精力，销其岁月，糊其口腹，使不敢为非，原有妙用。”刘懋并非是真的想给明帝国制造一个死对头李自成。但由于他的夸大其词，却让崇祯皇帝做出了这样一个错误的决定，从而最终导致了李自成攻入北京，灭掉了明朝。
专著于蝴蝶效应的专家认为，许多历史的变局往往出于若干偶然因素。所谓偶然因素，大概有两种情形：一是由时间和空间等外在原因造成的意外变故，一是某些重要人物的个人意志或其生死出处带来的影响。比如张良谋刺秦始皇，博浪沙椎击而误中副车，系“操作”失误，当属前一类；而毛羽健因为悍妇的关系给崇祯皇帝写报告，后来又得到亲戚刘懋的推波助澜，终于造成了李自成的诞生，这是主观上的问题，则为后一类。假设如果张良没有“操作”失误，秦始皇被杀掉，毛羽健没有那样一个悍妒老婆，秦朝的历史和明朝的历史或许就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那样。历史有时候真是系于一瞬之机或一念之间。
很多历史学家似乎都不敢承认，明王朝的灭亡是和一位中低级官员的危言耸听联系在一起的。由于他的一个看似是冷静分析的上疏，使得李自成投入乱民中，最终修成正果，灭了明朝。
从诬陷学的角度来看，刘懋无疑是个伟大的诬陷者，他诬陷的是存在于帝国二百多年的制度，而随着他的成功，由于他的这次危言耸听的诬陷使得他最忠诚的帝国灭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