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个朋友，他是少有的好人，总是尽心竭力地帮助别人却不求一分回报。他不抽烟，不喝酒，连茶都不喝，所以想给他送点礼都没东西可送。一天，别人告诉我他从北京做了口腔手术回来了，正在闹绝食，让我去劝劝。我很痛心，让这样的人死了的确太可惜，可怎么劝呢？这不是劝的事，怎么也得借助点什么。
我从一个农村老太太那弄来一瓶用野兽油脂配制的药膏，拿到病人床前，告诉他抹上这药可缓解疼痛，并劝他努力吃点东西……见我一副誓不罢休的样子，他伸手要来纸笔，写了三页稿纸，这是他的绝笔，此后他再没写一个字。他写得很明白，他得的是口腔癌，家人签字做了手术，将整个上腭切除了，他说不了话，不能吞咽，疼痛不堪，这样的生命还如何存活？有什么意义？他写道：“请让我安安静静地死去。”他绝食九天而死。
这之后，对危重病人，如果是我的好友，我往往不是救，而是帮助他们速死。我知道我这么做是不给自己留后路了，我没有理由让朋友们速死，而轮到自己那天却贪生怕死。我想，我这样做就是等到我那天，朋友和女儿会如法炮制，替我了断。
看到巴金的艰难死亡，我的心情有说不出的复杂，巴金是多么敏感、细腻的一个人，他从前经受的所有苦难和凌辱都抵不上后来不允许他死亡带给他的羞辱来的大。巴金年轻时推崇西医，曾立誓说把自己的生命交给西医去处置。西医把他的气管切开，吃东西是从鼻孔直接插到胃里去，不能动，不能说话……
由此，我想到了母亲师傅的死。
母亲说，她师傅在过了60岁生日后，收拾干净一张床，交给我母亲一个蝇甩子说：“别让苍蝇落我身上。”然后躺下，绝食七天而死。
我追问母亲：师傅为什么要死？是生病了吗？是厌世了吗？是信仰什么教吗？母亲说都不是，师傅只说，人活60就可以了。可我觉得这话站不住脚。对中医来说，60岁正当年，正是经验丰富，大有作为之时，怎可以死呢？我一直认为母亲太女人，给你蝇甩子让你赶苍蝇，你就赶啊，师傅说要死，你就让他死啊？便是大家都认可了，你也不能认可啊，你得劝啊，哭喊啊，给他灌米汤啊！母亲说，那不行，师傅要安静。我母亲可真够听话的，就这么让师傅安安静静地饿死了。
多年后，当我看到母亲对待死亡的安详态度，才意识到母亲在为师傅驱赶虫蝇的那七天里已经接受师傅对死亡的态度了。中医给了母亲一个顺应自然的生活态度，一个淡泊的心境。她的师傅一生不求财、不求利、不求名，便是对生命也是适可而止，早早撒手。这一人生态度对她产生了深远影响，母亲和她师傅的做法一脉相承。如果母亲执著于生命、执著于青春、执著于名利，她怎能做到在医治病人时因势利导、顺其自然、舒理气血、平和阴阳？
看到现代人对生命不顾尊严地执著，看到西医为了配合人们的这一执著而采取的一系列超出一般人心理承受能力的抢救措施，我隐约地感觉到母亲师傅的死似乎有点道理。
巴金提出过安乐死，但没人理睬他。当巴金再一次被抢救过来后，他万分无奈地说了他人生最后一句话：“我愿为大家而活着。”这是何等的悲愤？我们活着的人能承受得起巴金为了我们而这般活着吗？
在巴金不能说，不能写，头脑又很清醒的这六年里，不知他躺在床上是否想到了他年轻时的话？他对这一处置是否满意呢？
冰心晚年为自己制了一个印章，上书一个“贼”字。她解释说，孔子说老而不死是为贼。我想，现代人能理解冰心的用意吗，会不会认为她是在作秀？
我感到孔子之所以这么说也是有他深刻的人生体会的。过去的人对死亡不像我们现在人对立情绪这么强，这样拒不接受。小时候看一些刚刚60搭边的人就开始纳个鞋底，备块布料，稳稳当当地为自己备寿衣了。记得母亲给我一块很漂亮的绒布让我送给我奶奶的姐姐做“装老”
鞋面。老太太得到我送的鞋面的确是非常高兴。可如今我敢给谁送寿衣么？现在人给长辈备寿衣是躲着、藏着的。我一个朋友的公公病了，不肯吃饭，朋友让我把放在我这儿的寿衣给她送过去。一看到寿衣，她公公吓得立马就吃饭了。
过去的老人时常晾晒寿衣，过年时还要拿出来穿一穿，这是多好的死亡练习啊。我家邻居有个老太太，她在大衣柜旁边睡觉，夜里觉病，自己把寿衣穿好，早晨家人起床，看到老太太穿戴整齐，已死多时了。
我爷爷是在给人写完一幅字后，坐在桌旁，手扶着头，闭目休息时死的。我奶第一遍喊我爷吃饭时，我爷还问是什么饭菜，第二遍喊时我爷没应，我母亲过去搭脉，对我父亲说，咱爹没脉了！我奶过来告诉我母亲把孩子抱到邻居家去，让我父亲出去通知亲属。等大家来时，我奶已将我爷擦洗干净，寿衣穿戴整齐了。
从前80岁的人死了是喜丧，孝上要带红，可以演奏欢乐的曲子，大家会有幸福感和人生满足感。可如今，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发病，拉着我狂呼：“救救我啊！”这真是给我出难题，都没有阳寿了，让我如何救你？人可以不活在岁数中？
我一个朋友不知怎样才能使将死的母亲高兴，便买来高档寿衣展示给母亲看，她母亲却没有如她奶奶当年那样看到好寿衣就微笑着死去，而是厌恶地扭过了头。
因这一态度，人生最终竟是一场悲剧。
人类面对死亡已几百万年了，好像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恐惧、拒绝。是西医给予人可以不断延长寿命的感觉所致，还是科学给予人可以不断战胜病魔的信心使然？还是医生冷静到近于冷酷的态度给人造成的心理压力？
在人类对自己的认识能力已相当自负的今天，却认为死亡是不自然的，是强加给人类的，从内心里不承认死亡是人生的一部分，这难道是人类认识的进步？
和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去医院，她不肯从太平房门前过，说是厌恶。我感到奇怪，难道死亡不属于她？八十多岁的老人不肯死，厌恶死，悲号着去死，让我觉得不太对劲，也使我在临终人面前不知所措。
如果我奶和我母亲不是安详地离开人世，而像被魔鬼抓走似的悲天怆地，我会在什么心情下继续生活？
有时我到医院去，心情很复杂，不怕死的人到医院看过都得怕死。
死太痛苦了，开肠破肚的，电击心脏的，切开气管的，插呼吸机的，放、化疗的……渣滓洞里的酷刑也没有这么多种。
我对女儿说，我不行时你不要把我送到医院，不要干预我的死亡，我要自然死亡，我相信自然死亡没有在医院死亡那么痛苦。谁想当西医与死神斗争的武器谁去好了，我不当。
便是西医自己也不是不畏惧这种斗争的。我认识一位医院院长，年富力强，极具工作魄力和挑战精神，超强的工作压力使他肝癌变。
他的同学和朋友们都是全国各大医院的专家、骨干，他们共同研究决定：换肝。
这对我们一般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事，但他们做起来却极有效率，很快就万事俱备，他躺在了手术台上。我相信这是由一群中国素质最高的医生组成的手术团体，奇迹将在他们手上产生。
手术刀刚刚划向腹部，意外发生了，院长死了！死于意想不到的脑主干血管突然破裂。便是躺在手术台上竟也无法抢救！多大的思想压力，乃至压破脑主干血管？他可是相信科学的医院院长啊！
人得有多么强悍的神经才能经得住医院的治疗呢？
我的一位同事得了白血病，因做了干细胞移植而存活。和她一起进无菌舱做移植手术的共是九个病人，以五个月走一个的速度先后离开人世七个，最后一个离去的不是死于白血病复发，而是跳楼，因为受不了复发的恐惧，精神崩溃了。
我陪同事去见她的主治医生，他坦言：我给你做完了干细胞移植对你就再也无事可做了，复发不是我能控制的。他十分自然地说，你去找中医吧，看看他们有什么办法。
说到移植，谈何容易？高昂的费用不说，我那白血病同事一动就骂我：“我是让你坑了。你说成活率是48%，你看看，有几个活的？
你看我这是怎么活的？”我说，你不能太讲生活质量了，你得想，好死不如赖活着。
小时候随奶奶去探望绝症亲属。病人往往干干净净地坐在床上，奶奶会对病人说：“你刚强能干一辈子了，现在搬个枕头歇歇吧。”
奶奶和病人谈死亡，谈后事的安排料理，谈人这一辈子……我去取化验单，见一个女人捧着化验单哭泣，说是出现癌变。我把我的化验单递给她，上面写的是一样的。我们都知道自己会死的，可我们为此天天哭泣吗？我们似乎不能自然地接受死亡了，好像死亡是强盗，是来掠夺我们的。这使我们上医院去探望临终病人时如同与阶级敌人划清界限，我们已经不会得体地对待临终的亲友了。
虽然我们在生理上能够死亡，在思想意识上却把死亡屏蔽了。
这让我想起我奶奶当年的一句话：“现在人是怎么回事，怎么好像都忘了死呢？”
在母亲的师傅绝食期间，全家十多口人，各自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母亲安安静静地为师傅驱赶蝇虫，师傅平静地赴死。相对于巴金的长寿则辱，母亲师傅死的有尊严。
我的一个同事得了肺癌。他把诊断书挨个给我们看，让我们想象上面写的名是自己。轮到我接过诊断书时，我就想象这上面的名字是我，感觉如同接到流放通知……我的另一个同事得肝癌死了。他平时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可他对自己的病所表现出来的平静让我很敬佩。他说，他也畏惧死亡，当夜深人静时，当他独自面对死亡时，恐惧使他发抖、哭泣。但当太阳升起时，他知道这一天他是活的，他要把这一天当活人过，所以他上班，他还是把他的疼痛当平时的胃疼，他还像平时那样与我们开玩笑。他死时我们全去火葬场送他。
西方接受科学，也接受上帝，这使他们避免了“死到临头便发狂”。但在中国，科学的唯物主义彻底到信上帝是傻瓜的同义词。人们除了自己的生命外认为什么都是不真实的，于是，走向极端自私，走到了唯物的反面。人的设计似乎不太适合直面科学，在人和科学之间如果没有上帝参与，也需要一种文化呵护人类软着陆，就这么直接地把人类摔给死亡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