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对医学产生了依赖性，有一种生活医疗化的倾向。对医学的信奉使人们不能“我的身体我做主”，于是，本是自然的事情也变得不自然起来。
我的一个同学给我讲她在澳大利亚生孩子的经历，听得我目瞪口呆。感到现代医学把生孩子这件事弄得不再是一个自然、简单的过程，而是一种有如“神六”发射的高科技程序。我想，我要是经过这样一个生孩子过程，被激发出来的一定不是母性，而是对高科技的崇拜之情。
她先叙述产前检查。我听了说：“完了，非给你剖腹不可。”我知道这种情况也完全可以自然分娩，不是非剖腹不可。她说：“是啊，医生说了，这是必须的。”人家西方医生还很以人为本哪，刀口划在下腹部，还是弧线形，考虑到让你还能穿比基尼。她说，手术室为抑制病菌，温度很低，做完手术又用凉水给她进行了全身清洗。我说：“完了，你非发烧不可。”她说：“医生说了，这也是必经阶段。”我听了替她叫苦不迭，谁说生孩子就非得发烧呀？医院赶在她发烧之前先给她挂上吊瓶，这样她就不至于烧死。一听用药方法和饮食，我说：“天啊，你非没奶不可。”她说，医生说了，没奶也是正常的。好在西方服务设施完善，什么都想得很周到，孩子喝牛奶不成问题。我听了不由得佩服西方的高科技真是有本事，硬是把正常和不正常给颠倒过来，还能给不正常的事铺出路，使新一代人接受其为正常，我真怀疑，科技力量能把这条不自然之路铺多远？是不是有点越过真理了？
我告诉我的同学，她的确“享受”了一番西方的一流科技服务，但除了挨一顿大可不必的“收拾”外，没得到任何好处。
我推崇科学，但还没有推崇到为了享受高科技而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医生去整治的地步。
每年单位体检，都能掀起一场治病浪潮，因为没有人是没有“毛病”的。一位同事按照医生的建议把子宫“挖”出去了，阑尾“切”下去了，胆囊“摘”除了，被除掉的还有扁桃体、蛀牙……医生告诉她，她身上的痣也应该全部挖光，以防癌变。
医生拿着我的检测结果大惊小怪，说我有许多病，还得进一步深入检测下去。我说，你们还有什么样的检测仪器？我患病的数量和轻重程度与你们的检测能力成正比。按医生的意思，非得把我治成各种检测指标的平均数才行。
西医的科技手段是如此的发达，以至使西医的治病成了科技展示。
但从相对原始、落后的中医角度看西医又能看出其高科技背后幼稚的一面。
看一条美国最新科技报道说，发现早产儿放在保温箱中成活率很低，而要是贴着人的皮肤给早产儿保温，成活率却很高。这让我说不出的晕。在中国，早产儿的成活率一直很高。过去的人，穿很宽松肥大的棉裤，母亲教人把早产儿放在贴肚皮的位置，再用棉裤兜住，跟袋鼠似的，七八个月的早产儿也多兜活了。美国的最新科技就发现这个？每年春天市场上的小贩都会把要死的鸡雏给我，我把它们用布包上放到怀里，都能活过来。
我不是反对现代生活的医疗化，而是对这种将人与自然越隔越远的医疗做法持保留态度，有些担忧这种生活方式对人的思想意识产生不良影响。
我看西方人就像看他们的牛，看他们的树一样，高大、健壮、白皙、纯净、精力充沛。和他们相比，我们的确是“东亚病夫”。今天的“东亚病夫”也想把自己的“病”摘除干净，也纯净得如西方人一样。
可是，德国人为他们的树担忧，没有一只虫子在身的森林，必须靠定期喷药来维护，因为它已受不了一场小小的虫灾了。纯净的牛也要靠不可少的抗生素来保持纯净。西方的人靠医学把可能的不安全因素尽可能地剔除干净，但身体过于纯净究竟意味着健康还是危险？生活医疗化到底是我们的积极选择还是无奈退守？
中医以阴阳平衡论健康。对“病”不是千方百计地找到它、摘出它、消灭它，而是重视它产生的原因，改变它产生的条件，引导它弃恶从善。这就像中国人看一个人往往不按一个标准去论人的优、缺点，而是整体地看一个人的属性。
我常常说不出我朋友的优缺点是什么，也无法想象从朋友的性格中摘去“缺点”之后他们会是什么样。优缺点之分的思维会使一个人以为改掉自己所有缺点就能让自己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殊不知，改正缺点与成为完美的人是两回事。所以，摘去了“病”并不必然地就成为一个健康人。
中医的着眼点的确不在“病”上，而是在健康上，这个健康概念甚至允许“病”与人共存。
于是，中国人的身体不是纯净的，有“病”、有“毒”、有“菌”。中医治病，严格讲，不是摘“病”、消“毒”，而是引导病、毒，以病治病，以毒攻毒，生、克、制、化，扶弱抑强，固本强精……可是，医疗生活化已成为年轻一代人的生活模式，他们已经习惯“科学”而自觉排斥自然。多数年轻人视自然为敌人，视科学为保障。我同学的儿子从大城市来我家，我给他做自然食品，他拒绝食用，指着蒸熟的土豆说：“马铃薯皮有毒，不能吃。”我问：“那你吃什么？”他说：“我要吃火腿肠。”我问：“火腿肠中的那些添加剂就没毒么？”他说：“人工合成的化学产品是无害的。”存在决定意识，身在科学中，便成科学人，今后出生的孩子会不会觉得环境污染也是正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