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对于人力资源的合理利用，诸多战略家和学者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提出了许多丰富多彩的策略，为人力资源的微观利用提供了宝贵经验。但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全新历史时期，人力资源作为一种稀缺而又开放的资源，由于其内部结构的差异，在宏观配置上如何调控才能适应当前区域经济与产业发展的需要并发挥出它最大的效益，既是一次新的探索，也是一项新的挑战。
对资源进行调控的手段主要有两种，一是“市场”，二是“政府”。
“市场”通过经济、法律手段，具有较大的灵活性；而“政府”是通过行政手段，以强制性为主要特征。“市场”存在“盲区”，也有“不经济”之时，同样“政府”也有无能为力之处。因此，在进行人力资源的优化与配置时，“市场”与“政府”究竟应如何平衡，平衡的目标和客观依据又是什么，区域间、行职业间人力资源如何流动，流动时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以及应如何协调和整合等，是本书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第一节 研究背景分析
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
（一）以国际经济组织为依托的世界经济全球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也称区域经济集团化） 趋势进一步加剧。早在1950年，欧洲为经济复苏通过了《欧洲煤钢条约》，继而在1958年初成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具有全球化性质的经济组织。此后，该组织不断扩大，至1993年成员国扩大到12国，并改称“欧洲联盟”，简称“欧盟（EU）”。目前其成员国增加到27国，对世界经济、政治产生着重大的影响。
除“欧盟”外，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也纷纷成立各种经济组织，共同协调国家间生产要素、共同市场等方面的问题。2003年，詹重舫在《世界区域经济集团化的成因、特点及影响》一文中，把世界经济区域一体化组织从贸易壁垒分割程度的角度概括成五大类型，依次为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共同市场、经济同盟与完全经济一体化集团，他们在联系程度和开放程度上逐次提高。其中，影响最大的经济组织或区域经济集团主要有欧盟（EU）、国际经合组织（OECD）、欧洲自由贸易区（EFTA）、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安第斯集团（AndeanGroup）、加勒比共同体（CARICOM）、中美共同市场（CACM）、南美共同市场（Mercosur）、东盟（ASEAN）、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东非共同市场（EACM）等。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进入深入、全面的发展阶段，截至2002年，全世界已成立了24个区域性经济组织和区域性贸易集团，参加的国家达到140多个，其中全球最大的三个区域经济集团是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和亚太经合组织。
“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提出的，在90年代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宣布“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后，“全球化”在各个领域引起了普遍关注。这里所谓的全球化，是指经济全球化，即是生产要素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以寻求相应位置进行最佳资源配置的过程。亦可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各国的经济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方面所发生的一体化趋势。毫无疑问，经济全球化以生产、资本、人才、技术等要素向全球扩张为突出特点，它打破了世界垂直分工的模式，实现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组合与资源的优化配置。随着目前网络和新经济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国联系更加紧密，国际分工更加细化，以至使世界变成名副其实的“地球村”。因此，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的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以地区开发为主要形式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各国不同地区间，为促进和协调区域经济的发展，也建立了多种超越行政区界限的“区域经济联合体”，并在一系列区域发展理论的指导下，进行了详细的规划，同时提出了相应的实施办法。各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举措，一般以“开发区”的形式出现。
为适应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美国早在1961年颁布了《区域再开发法》，1965年又颁布了《公共工程与经济开发法》和《阿巴拉契亚地区开发法》等，为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当时划定的“区域经济开发区”，一般是高失业、低收入，公共设施落后，主导产业处于衰退期，劳动力、资本大量外流，生产缓慢增长的欠发达地区。后来，美国在开发过程中，发现投放到贫困地区的投资普遍存在投资效益低的问题，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美国的投资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投向最贫困地区的“扶贫式开发”转到投向“最有潜力的地区”的“带动式”开发。这使开发地区产生“滴入扩散效应”，把增长势头向最困难的地区渗透。因此，在《阿巴拉契亚地区开发法》中，美国政府明确规定：
“对这一地区进行的公共投资将集中投放到今后增长潜力最大，国家投下的资金可望得到最大收益的地区。”在此后的开发过程中，阿巴拉契亚地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一地区也成了东北部发达区与中部广大内陆区的重要枢纽地带，跨区经济特性非常明显。
英国的区域开发也是始于对“带病区域”的改造，后来转为促进核心区域的经济发展给欠发达邻近地区产生“涓滴效应”，以带动邻近地区的发展（王丁宏，2001）。1945年，英国通过“工业布局法”，进一步对开发地区予以法律上的支持。为发挥“核心区”的经济传带作用，英国20世纪50年代又建立了多个“自由经济区”，如世界着名的自由港——香港，就是那时的产物，成为区域经济的“集聚发展模式”。
法国区域经济开发，是20世纪50年代基于东西部经济发展的极不平衡而开始的。它首先规划的是困难最大的“危急区”（critical zone），后来为改善全国经济结构，于1966年在全国设立了八座“平衡大都市”，形成“地区增长极”，并把全国划分为九大经济区，抑制了以巴黎为中心的中央地区的过度膨胀，促使产业向周边地区扩散，最终形成多个一体化经济区。
为平衡和改善区域经济结构，联邦德国在1969年10月颁布了《关于改善区域经济结构共同任务法》（简称“共同任务法”）。到东西德统一（1990年）后，德国区域经济政策则为重点改善东部5个“区域经济促进区”而得到加强。其目的由改善经济结构转为促进经济增长、均衡区域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同时对选定的“增长中心”进行了重点投资，恢复其“造血”功能，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
战后，在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和W．罗斯托的主导部门序列变化理论的影响下，日本提出了地区振兴的“圈层发展”计划（大都市圈和地方圈）与产业振兴计划。通过产业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效应，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并大力扶植战略主导产业。1960年，日本政府制定旨在以重化工业发展带动国民经济全面起飞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出建设太平洋工业地带的设想，并在1962年制定的《全国综合开发计划》中明确指出：“工业的正确配置必须逐步向投资效果高的地区集中。”于是，日本政府将投资重点放在“三湾一海”地区。
然而，在1960-1974年，日本太平洋沿岸经济高速发展，产业高度集中，大都市急剧膨胀，造成国民经济空间布局的失衡，出现了严重“过密”与“过疏”的问题。
于是，日本政府又着手加强落后地区的开发力度，如北海道第三期开发（1971-1977年），重点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协调区际发展，在多个经济体间形成有机联系，一体化趋势得到加强。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
在区域一体化方面，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学者们提出了很多相关的理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这些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如1994年日本学者小林实的“区域产业圈”理论，对区域产业发展提出以垂直分工为产业联系的圈层发展构想；日本学者赤松要针对日本经济如何在战后重振，提出了进行东亚经济合作的“雁行模式”。还有现阶段探讨得较多的“都市圈”或“都市带”发展模式。1996年，中国学者金明善把“增长三角”看成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模式之一，也是对区域经济发展进行的很好尝试。
应该引起重视的是，早期学科的发展，彼此之间界限含糊，很多学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到后来特别是19世纪末开始，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学科之间的界限日趋分明，很多学科已经是泾渭分明了。但是，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特别是电子计算技术的发达，很多学科开始走上了数量化道路，在计算技术层面上进行融会贯通，研究方法也相互借鉴。同时，随着研究领域的细化，学科间的交叉趋势进一步发展，有的学科在很多研究领域又出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在理论研究上也是如此，如管理学的“战略三角”理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应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战略三角”理论，最先是由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提出的，涉及的是企业竞争对手争夺市场时而进行的战略决策，即第二代产品推向市场的时机，约选择在第一代进入成长期以后；“换代点”（N）大约在第一代进入衰退期不久、第二代即将进入成熟期之际；阴影部分表示换代过程中商品市场转移份额。这一思想也可以用在区域竞争、区域人力资源战略中，如建立人力资源年龄梯队时，既存在代际战略三角的决策问题，也存在技术更新战略三角、技术替代战略三角等问题。
所有这些，都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思想。某一区域的经济一体化实践，具体以什么理论为指导，采取什么方式进行，必须根据本地区的具体实践，而不能生搬硬套。总而言之，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成为国家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必然选择，这是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能回避的事实。区域一体化经历了仅仅由劳动力、资本、技术和管理等单一经济要素的跨地域流动和汇集阶段，到生产要素流动、汇聚与制度创新的综合发展阶段，即制度区域一体化（institutionalization）阶段。目前，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正处于由行政性区域经济向经济性区域经济的转变时期，地域壁垒、行政管制、结构性障碍（structural impediments）是目前区域一体化进一步深化的主要障碍。超越这些壁垒、障碍，进行区域生产要素和制度的整合，成为区域一体化继续深化的当务之急。
二、人力资源跨国、跨区域流动的纵深发展
（一）日益高涨的国际移民潮，给人力资源流入地区注入了新的活力
1.国际移民潮带来的人力资源补充
世界与地区经济的发展以及国际政治关系的正常化，极大地促进了人力资源的跨国流动，同时随着生产、投资、金融和贸易的国际化和自由化，人力资源跨国流动的规模不断扩大，深度不断增加。1965年，全球国际移民达到7590万人，1975年为8460万，到1999年突破1.2亿。移民在世界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一直保持在2.3%左右，其中发达地区为4.1%，发展中地区为1.6%。2002年10月，联合国公布的移民报告指出，从1975年以来，国际移民的数量增加了一倍，2000年已达1.75亿人。在国际移民中，以“求学、务工、经商”为目的的占相当比重，到1997年，仅国际劳工总量就高达4200万。在促进人力资源跨国流动的多种因素中，经济因素是主要的，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1932年）指出的那样：“地区间经济利益差异，其中主要是工资差异，是劳动力迁移的首要动因。”因此，从现阶段来看，跨国人力资源流动，主要是从较贫困的国家流向较富裕的国家，从低收入地区流向高收入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