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长江三角洲相似，首都圈人力资源老、中、青分布比较合理，但代际“落差”相对较大。这些不同特点从人力资源“年龄金字塔”图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二）文化结构：整体较低，提高迅速
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人力资源文化状况总体上较低。2000年长江三角洲人力资源以初中、小学文化占主要部分，两者合计共占59.34%，而大专及以上只占6.0%（见表3‐14）。这与长江三角洲作为我国经济发达地区要担负起作为长江流域以至全国的“龙头”地位不相适应，这种文化状况需要有更大的改观。
长江三角洲制造、商业贸易、金融等行业非常发达，集聚现象明显，技术、知识含量较高，生产管理、销售市场等事务、信息纷繁复杂，因此不管是对高级管理人员还是一线工人的要求都在提高。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不但要形成人口、产业集聚的中心，更重要的是还要形成人力资本的集聚中心，且应充分发挥其集聚效应。尽管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力资源文化程度相对较低，但是其文化程度的提高速度很快。与“四普”相比，“五普”时长江三角洲大专及以上文化的人力资源比重提高了3.16个百分点，文盲率从19.57%降低到7.21%，同时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数大幅下降，初中文化人数大幅上升。
（三）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高级化趋势明显，但偏离显着
总的来看，1978-2002年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第一、二、三产业结构正向高级化和合理化方向转变。长江三角洲第一、二产业呈现不断下降趋势，而第三产业则不断上升，第一、二、三产业结构从1978年的17.41：64.21∶18.37转变为2002年的6.0：52：41.91。长江三角洲是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也是在当今世界产业分工中处于正在接纳世界加工、制造业转移的典型区域，第二产业占据一定分量既是需要的，也是必然的。但是就其在我国产业分工与高级化选择上看，这种产业结构还是不太合理的，主要是第三产业过低。根据国际经验，一般综合性经济区域第三产业总产值一般占65%以上，然而，长江三角洲地区只为41.91%，差距较为明显。但是，第三产业也不是越高越好，因为第二产业特别是基础工业和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加工工业是另外两大产业的构架与动力。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产业结构转变的动因，主要是由第一产业增长相对迟缓而第二、三产业高速成长促成的，特别是第三产业发展相对迅速。如：1990-1995年年平均增长率达到46.82%（已扣除通货膨胀影响），1995年后增长速度有所回落，至2002年第二、三产业增长均保持在16%以上，这确保了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发展的后劲。
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一般的，有什么样的产业结构就有什么样的就业结构，产业结构决定就业结构。这是判断就业结构是否合理的一般标准。但是，由于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往往会使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发生一定的偏离现象。长江三角洲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偏离表现得比较明显，2002年长江三角洲产业结构为6.0：52.09：41.91，而就业结构则为26.38：40.95：32.67，偏离系数分别为－3.40、0.21和0.22。
一般的，偏离系数在（－0.5，＋0.5）之间是比较正常的，如果在（－0.8＋0．8）以外则偏离较为严重。长江三角洲的就业结构偏离主要表现在第一产业上，偏离系数为－3.4，偏离达到20.37个百分点。因此，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业产业化任务都很艰巨。
（四）行业结构和职业结构
长江三角洲就业结构中，制造业和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比重很高。2000年分别占34.08%和30.98%，这也是长江三角洲地区成为我国制造业中心的体现。另外，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等商业服务从业人员也较多，占11.08%，体现着商业中心的地位。从总体上看，行业结构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比重过高，就业人员数量过大，不利于就业结构的升级，农业劳动力转移面临巨大压力，这将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最大制约因素。社会服务、科研与综合技术服务、文化服务等产业发展水平过低，如：社会服务占4.21%，卫生、体育、社会和福利事业占1.26%，文教、艺术、广播、电影和电视业占2.79%，科研、综合技术服务占0.40%。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人们对文化、艺术、卫生、体育等服务的要求将会大幅度提高。改革开放后，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人们生活得到极大的改善，因此这种就业结构将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将来必将面临较大的压力。
就业结构在地区上表现出极不均衡的分布状态。制造业主要以上海、无锡、苏州、宁波、嘉兴等地最发达；社会服务业以上海最高，占8.42%；零售贸易业分布也极不平衡，上海、南京、杭州等特大城市所占比重相对较高，而其他城市则较低。农业从业人员比重普遍较高，其中南通、泰州最高分别达到58.68%和55.24%，按工业化标准，严格来讲还属于农业社会，其次扬州、湖州、镇江的农业从业人员比重也非常高。
从职业结构上看，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基本表现为：“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和“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所占比重最高，分别平均达到37.26%和31.26%；排在第三位的是“商业、服务业人员”，占15.88%。在“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职业结构风向玫瑰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由里向外依次是机关、企事业负责人-办事人员与有关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商业、服务人员-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体现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农、工、商并重的地区产业特色。从职业结构中反映出的较大问题，是从业人员中专业技术人员比重偏低，只占7.5%，上海最高，占12.81%，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一指标差距甚大。根据美国劳动统计局数据，2001年美国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占总从业人员比重为23.24%；日本从业人员中专业技术人员比例也很高，1995年达到22.47%。
（五）城乡结构
人口城市化的源泉主要有两种，一是户籍人口的城市化，另一种是外来人口的城市导入。在城市化发展初期，以户籍人口城市化为主，而当城市化发展到较为成熟的时期，则逐渐转为外来人口城市化起主导作用。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水平处于相对成熟的发展期，2002年总体城市化水平约为54.06%，而非农化率为41.84%，因此在这一城市化水平上，户籍人口城市化和外来人口导入型城市化都很强劲。在城乡分布上形成农业人口大量向城市集聚，形成“包围浸透”之势。2000年，长江三角洲地区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为49.80%，而实际分布在城镇的人口达到57.84%，这主要是由于大都市圈第二、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吸引大量的务工人员而形成的，使得分布在城镇的人口比重提高8个多百分点。
但是，从人口户口性质看，农业户口比重则占64.27%，这与57.84%的实际城镇人口相差较大。这说明增加的外来人口大部分是农村人口，反映了城市化滞后于非农化，使大多数城市出现“城市农村化”、“市民农民化”的奇怪现象，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户籍制度改革的必要性。人力资源在城乡分布中与人口分布特点相近，但是其城镇比重比总人口比重还高，约高出0.4个百分点，这是人力资源具有更高城镇集聚的表现。
第四节 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产业格局与人力资源适配状况
一、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产业格局
所谓产业格局，是指由区域分工所导致的产业在某个区域内的分布结构。
它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产业分布的空间结构，即区域经济分布在哪些产业；二是区域经济在某一既定产业中的比重，即区域经济在某一既定产业这一中观层次上的规模。人们要生存就必须进行生产劳动，也就是要从事有一定报酬的职业。因此，一定地区的人口，特别是人力资源的分布，与产业格局是紧密联系的，即有什么样的产业格局，就有什么样的人力资源分布格局。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产业格局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而激烈地变动着，发达国家在产业链条中处于高端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中低端地位。国际产业大分工与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所处地位，决定了长江三角洲在产业分工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时也决定了它的人力资源格局。
（一）空间格局
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产业分布，从总体上看呈现圈层与带状相结合的分布格局，即以上海-苏州-无锡-镇江-南京沿江分布为主轴，上海为龙头，环太湖为核心圈，再从上海-杭州-宁波为延展带而形成“之”字形的分布格局。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一般年销售额在500万元以上为准）数量最多的分别是上海、杭州、苏州、无锡、南京、宁波及台州等7市，其中区域分布总量达到600家企业以上的有：上海10956家，杭州市区3230家，苏州市区1366家，无锡市区2517家，南京市区1818家，宁波市区2119家，台州市区859家。另外，还有8个县级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也达到600家以上，分别是江阴、宜兴、常熟、昆山、太仓、余姚、慈溪和温岭。工业企业主要聚集在市区的有：南京，市区占88.08%；常州，市区占81.87%；舟山，市区占76.43%；杭州，市区占68.89%；无锡，市区占64.13%。其余的是市区企业少于非市区，其中市区所占比例最少的是泰州，为19.19%。形成这样的企业地域格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经济发展因素和城市本身的性质是主要的，一方面是经济发展基础较好的，而又属于风景旅游城市的，其企业格局正向着分散趋势发展，分布格局上具有“后工业化分布”特点。如苏州市，从全市企业总量看位居第四，其市区的工业企业比重小得多，为30.0%。但是，杭州与苏州城市性质相近，其工业企业在市区与郊区之间分布比例却是截然不同，杭州市区所占比重高达68.89%，这主要是由于行政区划变动，特别是萧山、余杭两市的并入引起的。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产业集聚程度低，工业企业分散在郊区等广大乡村，形成“工业化初期”
的分布格局，也称“乡镇企业工业化型”，如泰州、绍兴、台州等，70%～80%的工业企业分散在郊区。
量江苏（长三角8市）最多，共4469家；上海次之，为4256家；浙江第三，为3166家；分别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的22.67%、38.85%和17.02%。因此，上海经济开放程度最大，江苏第二，浙江第三。
外资企业在16个城市中的分布，上海占绝对优势；苏州第二，为1617家；宁波第三，为1067家。因此，上海的开放程度也是最高的，苏州次之，外资工业企业占总量的35.52%，再是南通（26.32%）、南京（24.61%）、宁波（22.84%）、镇江（22.10%）、嘉兴（19.28%）、杭州（16.85%）、绍兴（16.79%）、无锡（16.59%）、常州（15.87%）等。在外资企业中，属外商投资而非港澳台投资企业比重最高的也是上海，占总量的23.3%，苏州占19.66%，南通占17.5%。另外，从外资企业在市区与市区外分布上看，可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类是城乡“均衡发展型”。外资企业地域分布上市区与非市区基本均衡，相差在3个百分点内，如苏州平均为35.52%，市区为37.70%，还有南京、无锡、常州、镇江、杭州共6市。第二类是“市区集聚型”。全市平均比重与市区所占比重相差超过3个百分点，有南通、扬州、泰州、宁波、嘉兴等5市。第三类是“乡村分散型”。市区密度低于全市平均密度，有湖州、舟山和台州3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