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动荡中成长，在成长中进步
李政道出生于旧中国的上海，在1957年，他与杨振宁提出“宇称不守恒定律”，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两人成为华人世界中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之后，李政道一直担任芝加哥大学的物理系教授。如今，年过九旬的李政道仍然活跃在世界物理研究领域的最前沿，先后在量子场论、基本粒子理论、天体物理方面的研究中取得巨大成就。
要书不要命
李政道祖籍江苏苏州，祖父李子义是江苏苏州博习书院（后改名“东吴大学”，现在为“江苏大学”）的主要创建人，在大学内担任教务处长，一直在岗几十年，李政道的伯父也在该校任教。父亲李骏康是金陵大学农化系的首届毕业生。
李政道受到长辈们的影响，自小勤奋好学。中学时，先后就读于东吴大学附属中学、江西联合中学等学校。年少时的李振道十分的好学，酷爱读书，经常手不离卷，有时候上厕所，手纸都忘记带，却没有将书落下。1937年，抗日战争突然爆发，受到战火的影响，李政道未能完成中学学业。几经辗转，李政道于1943年到了贵州，进入了当时因受到日军战火威胁而西迁的浙江大学。
这段时期，李政道的生活一直动荡不安，为了躲避战火而四处迁徙，中途多次同家人失散，饱尝了悲欢离合。他身上的衣物行李时常丢得精光，但手上的书却是一本没少，甚至越来越多，让家里人对这个“要书不要命”的书呆子，也是无可奈何。
由于战火的影响，浙江大学当时的条件极端的困苦，但在校长竺可桢的领导下，全校师生发扬爱国精神，为民族教育事业艰苦拼搏，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的人才。竺可桢注重吸收人才、扩大师资队伍和对教授的保护，浙大凝聚了当时中国各个领域的顶尖大师，比如数学家苏步青、物理学家束星北、王淦昌等等。受到王淦昌、束星北等中国近代著名的物理学大师的影响，李政道对物理的科学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此走上了物理学的研究之路。
1944年，日军发动名为“一号作战”计划，目的是想打通中国大陆交通动脉，国民党军迅速溃退，一部分日军侵入贵州省境内，昔日的革命根据地也立刻成为抗战的大前方，浙江大学只好继续内迁。刚刚在浙大落脚一年多的李政道，因此失学，再一次陷入颠沛流离中，后辗转到了中国的抗战首都重庆。
在这里，李政道的物理成绩引起了亲戚梁大鹏的关注，在梁大鹏的介绍下，李政道去了昆明，找到了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吴大猷先生。吴大猷当时对这个胖胖的、聪明上进的青年很是喜欢，推荐他到西南联合大学旁听。
由于当时正值一个学年的中期，按照规定，应该经过转学考试，才能入学。不过，吴大猷和学校的一些主事教授商议后，决定让李政道先在西南联大二年级旁听一年，如果成绩合格，就让他在暑假后正式转学。
西南联大是中国抗战爆发后，先后西迁到云南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以及私立的云南大学联合组建的，师资力量雄厚，集聚了当时中国教育界的精英，学术氛围浓厚，教学严谨。虽然条件艰苦，却仍为中国培养出了一大批的科学名家，如邓稼先、杨振宁等。在这里，李政道学习到了更多的物理知识，进一步培养了对物理学的兴趣。当时，李政道虽然是大二的旁听生，但却能听得懂大三、大四的课程，只要参加考试，无论多难的难题，都没有他不会做的。
吴大猷先生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对李政道给予了极高的赞誉。他说：“李政道为了学到更多的物理知识，每天在课余时间，都要到他的住处去，借阅他家中的藏书。”李政道很孝顺，因为吴大猷长期教学，让上了年纪的他留下了风湿的毛病，恭顺谦逊的李政道便主动地给他捶背、捏腿，还帮他处理打扫房屋等各种琐事。对这位孝顺懂事的学生，吴大猷自然很是满意。吴大猷给了他很多的物理学资料，布置了很多难题给他。但是吴大猷先生发现，不论题目多难，到了李政道的手中，很快便解决完了。他才思的敏捷让吴大猷先生也为之吃惊。
对恩师吴大猷，李政道后来回忆描述：自己和吴大猷老师相处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零两个月，但是那一年的时间却是他一生中受益最多的时期。吴大猷人格涵养，对知识、学术的奉献精神，都对李政道的一生产生重大的影响。并表示，他和吴大猷之间的关系十分的深厚，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够说清楚的。
与杨振宁的合作
1945年，国民党政府正着手组建中国的军事科学事业，吴大猷提出，应该先成立有助于国防科学的研究机构，培养相应的工作人才。并提出选派优秀青年出国留学，学习物理、数学等科学知识。在推荐出国留学的学生名单时，吴大猷毫不犹豫地推荐了李政道去国外学习物理。
1946年，李政道乘上了前往美国留学的轮渡。当时已经20岁的李政道只有大二的学历，经过严格的考试，竟然被美国芝加哥大学录取。三年后，李政道以一篇有《特殊见解和成就》的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被芝加哥大学的同学们誉为“神童博士。”
在李政道到美国前，吴大猷早已给在芝加哥的物理学家杨振宁打过了招呼，要他好生照看李政道。杨振宁便为李政道在大学的国际公寓预定了房间，李政道刚到美国，便和这位高出他两届的西南联大校友成为好朋友，之后两人常常联名发表论文，关系十分的亲密。次年夏天，还一起乘坐花钱买来的轿车到美国西部游玩。
1950年，李政道到伯克利加州大学任教，1951年，杨振宁偕妻子到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师从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没想到的是，他能够和李政道再次相遇。此后，两人进行两维伊辛模型的磁化研究，当时两家比邻而居，开始了两人的合作生涯。
1951年秋天，两人联名发表了关于统计力学的论文，首次给出了不同热力学函数的定义。次年，两人见到了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对这两位中国的物理学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当时李政道、杨振宁二人在研究院通力协作，并且取得了卓越成就，以及他们两家人之间，关系变得亲密起来，被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传为佳话。但是，很快两人之间关于论文署名前后顺序而产生了矛盾。当时按照国际惯例，署名顺序应该按照合作者姓氏的英文首字母顺序排列，李政道应该排在杨振宁的前面。
可是，有一次，杨振宁突然提出，按照年纪排列，因为他比李政道大四岁，希望署名能够排在李政道的前面。对此，尽管李政道是百般地不乐意，却仍然捏着鼻子认了。后来，在联合发表论文时，李政道费尽口舌之利，勉强劝服杨振宁按照字母顺序排名。
但是署名的问题，让两人亲密无间的关系产生了裂痕。不久，李政道离开了普林斯顿研究院，去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三年后，担任该校物理系教授，当时的李政道还不满三十岁，他哥伦比亚大学建校两百年来最年轻的教授。
1953年，李政道对杨振宁和美国物理学家米尔斯合作发表的《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论文产生了疑问。后来，杨振宁到哥伦比亚大学看望李政道，李政道就向他表明了自己的疑问。两人经过探讨，杨振宁最终被李政道说服了，并且发表了一篇联合署名的论文——《重粒子守恒和普适规范转换》，李政道的名字排名在前。
这件事情，让两人重拾合作机会。一直到1962年，两人共同发表了三十多篇论文，其中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科研成果，也是在这个时期诞生的，他们发现的“宇称不守恒定律”，被称为“二十世纪的物理学革命。”
心系祖国
李政道对祖国十分的关心，从1972年，中美两国关系逐渐缓和，李政道经常访问中国。为了促进中国物理学的发展，1980年起，他又在美国几十所高校招收中国的研究生，为祖国培养了很多青年物理学家，在教育上做出了重大贡献。李政道先后被中国科技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高校授予名誉教授的头衔。
李政道对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十分喜爱，他曾积极倡导将科学文化同文艺相结合，本人也经常随笔作画。他认为，培育人才，必须要从小开始。
1974年5月30日，李政道接受了毛泽东的会见，两人谈论中国的教育问题时，李政道提出在中国科技大学开设少年班的建议，毛泽东主席采纳了他的意见。1979年，李政道去安徽合肥科技大学访问时，便去看望了少年班的同学，并亲笔题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鼓励少年班的学子们。
在注重培养科技人才的同时，李政道也十分关注基础科学的研究，并极大地促进了中美两国在高能物理方面的合作，他曾经建议和协助中国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击的研究工作，建议成立自然科学基金会，建立博士后学位制度。在李政道的带领下，中国先后成立了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这些学术机构都是以近代物理为中心。
中国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他在1985年7月16日会见了李政道，他感谢李政道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出了这么多好的建议。
1998年，李政道将他毕生所得积蓄的30万美元，以他和已经故去了的夫人秦慧君的名义，设立了“中国大学生科研辅助基金”，用于资助中国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苏州大学等高校的教育发展。
李政道心系故土，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竭尽全力，他拿出了一个炎黄子孙应尽有的精神，李政值得中国人永久地称颂和感激。近年来，李政道转向研究高温超导波色子特性、中微子映射矩阵等方面，虽然年事已高，却仍活跃在物理研究的第一线，不断地发表有重要见解的科学论文，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伉俪情深，心系教育
1998年，李政道用自己一生科研所得的三十万美元积蓄，成立了“君政基金会”，作为发展中国科学教育事业之用。同年一月，李政道从美国赶到北京，邀请中国北京大学、上海大学、苏州大学、兰州大学四所高校的校长，到北京参与商议成立“君政基金”的协议，并举行成立仪式。当时李政道妻子秦慧君已经去世。
中国国家领导人和中国的科学界对“君政基金”的成立十分地重视，当时的副总理温家宝，著名科学家周光召、宋平、陈至立、朱光亚、钱伟长都出席了成立仪式。在大会上，温家宝同志还极大地称赞李政道夫妇对中国科学、教育事业的伟大奉献精神，鼓励各大高校落实好“君政基金”的各种工作，要充分发挥“君政基金”的作用，更加努力地为国家培养人才。此外，温家宝同志还在大会上宣读了当年总理朱镕基的亲笔信，信中对李政道夫妇二十年来，为中国科学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
李政道听了朱总理的信后十分地激动，几番恳求下，将朱总理的这封贺信带回了美国，放在妻子的灵位前，让故去的妻子能够含笑九泉。李政道将妻子秦慧君的灵位和遗像放在自己的床头，小小的灵案上安放着自己用来纪念爱妻而创作的小幅画像，为了表达妻子永远在自己心中，他还镌刻了“竹君文心”字样的图章。李政道做了一首悼念亡妻的悼亡诗：“去岁此日君我笑，今日同时不见君。瞬目已是一周年，生死两地影茫茫。心想抚，情相连。”这些举动都充分地体现了李政道对亡妻秦慧君的殷殷深情。李岚清副总理也送了他一首诗：“昔日伉俪还故里，炎黄馆中论科艺。今朝与公再相晤，痛失秦君不得归。挚友众，分哀思。”
李政道便将这两首诗，悬挂在自己和秦慧君一起居住了几十年的工作室中。这些年来，看到晚年的李政道整日活在对亡妻的沉湎中，很多海内外的热心朋友便希望李教授能够再觅知音，安度晚年。然而李政道却大有“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触，心里已经装不下其他的女人了，对那些想给他找伴的朋友，李政道总是婉言谢绝。
这几年中，怀着对亡妻的深情，李政道时常关注着“君政基金”的实施情况。他不顾年老力衰，每年都要回国访问，亲自参加每年对“君政基金”实施情况的总结报告会。各校回报的领导说，自从“君政基金”实施以后，各校师生反响强烈，申报基金会的学生超过了基金名额的三到五倍。在这些基金的资助下，学生们积极地参加一些课题的研究实践，大大增进了学生们对科学的理解和对科学研究的兴趣、享受基金毕业的学生，近百分之七十，都选择了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在听取各大高校校长的报告同时，李政道还听取同学们利用基金进修的体验，并亲自作学术报告，大大地激励了学生们科学研究的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