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日本不道歉的美国责任 (1)
日本真的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就个人而言，日本人非常善于自省，但就国家而言，日本却是十分不愿意正视历史的国家。这其中，除了文化和民族心理的原因，美国对日本不彻底的改造，是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始终比较拧巴的重要原因。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让日本宽心的是，美国也没有道歉的“习惯”。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美国对越南、格林纳达、巴拿马、伊拉克等国的入侵，以及对南联盟的摧毁性的打击，给这些国家造成了巨大伤害，却从来都不曾道歉过，这无形中给一直追随美国的日本一个“好榜样”。
上梁不正下梁歪。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对日本死不认错、一错再错的做法持忽略和袒护的态度也就“可以理解”了。
天皇观的保留，也被一些人视为“疑问手”。东京审判时，美国是持有把天皇作为战犯进行惩罚的意向的。但随着中国大陆战事对中共有利这一变化，美国为了把日本作为远东的共产主义防波堤，放弃了彻底追究天皇责任、使日本陷于困境的打算。
尊崇天皇的观念是日本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为了彻底根除日本的军国主义，盟国远东委员会和国际舆论都强烈主张必须废除天皇制，建立共和制，但美国政府压制这种意见，将天皇作为“象征”保存了下来。
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观点是，“天皇是胜过二十个师团的战斗力量”。
虽然新《宪法》禁止日本保持陆海空军和其他战斗力量，但麦克阿瑟认为，尽管如此，只要以某种形式将天皇这个“战斗力”保存下来，在必要的时候，便可随时重建日本的军事力量，为美国所用。而以日本现实的经济实力，重整军备其实是件很轻松的事情。
保存“干部”是美国为军国主义留下的重要火种。在一切资源中，人是最可宝贵的资源。重视人力资本的美国人，为日本军国主义做的最大“贡献”是为之保留了人的因素。
在美国的“宽容”下，无论是日本天皇，还是一些战犯，都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岸信介就是一个例子，他是满洲国时期的所谓“革新官僚”政治家，战后不但免受惩罚，复归政界后，还爬到了总理大臣的位子上。
战后控制日本政界和经济界的元老们，有相当一部分人也是免于惩罚的战犯，他们的政策和思想对于现代日本的影响是深远的。他们不但拒不认错，还一心要重树日本的大国形象，重焕“大日本”昔日的荣光。
被保留的不仅有这些元老，还有军事参谋和情报人员。麦克阿瑟和他的亲信威洛比少将（占领军总司令部反情报队队长）把以东条英机的爱将、参谋本部作战科长服部卓四郎为首的一批陆海军参谋、情报人员收罗到总司令部“太平洋战史编纂室”里，名义上是战史研究，其实是参谋、策划。
麦克阿瑟的观点是，日本迟早要重新武装，因此必须保留“火种”。在朝鲜战争期间，这些“战史研究人员”为麦克阿瑟献上了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和日本的防卫计划的详细方案。
经济基础的保留，是麦克阿瑟的又一大“贡献”。麦克阿瑟指挥的美国占领军，在一力铲除日本军国主义的旗帜下，进行了经济改革，废除了寄生的地主制度，但却保留了军国主义最大和最主要的经济基础——垄断资本主义。
战败以前，日本的垄断资本主义已取代地主制成为军国主义的经济核心。
虽然因战败而受到巨大打击，但垄断资本主义并没有完全破产。美国为防止日本“赤化”的危险，对垄断资本主义采取了既拉又打的方针加以改造。一方面，麦克阿瑟努力使垄断资本主义美国化，以使之成为美国的附庸，另一方面，则对日本国内反抗垄断资本主义的力量予以无情的镇压。
有了美国的帮助，日本在无须负担军费的前提下，迅速发展了垄断资本主义势力，国力增强了，垄断资本主义所代表的军国主义的嗓门也就日益大了起来。对许多军国主义分子来说，麦克阿瑟将军是很可爱的人。
日本《宪法》的伏笔就更显得意味深长了。在规定了日本放弃战争和不保持战斗力的《宪法》第九条中，麦克阿瑟和日本军国主义余部为日后的重整军备留下了一条“胡志明小道”。
美国占领军最初向日本政府提出的《宪法》草案第八条第一款是“废除作为国家主权所发动的战争，永远放弃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同其他国争端的手段”。这不仅意味着日本放弃了以解决争端为目的的战争，而且也意味着放弃了以自卫为目的的战争。
然而日本却在麦克阿瑟的默许下将此修改为“永远放弃作为国家主权所发动的战争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这样一来，此条文就可解释为只放弃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的战争，而没有放弃以自卫为目的的战争。
同时，日本在审议《宪法》草案的帝国议会上，将占领军提议的第八条第二款“将来也不应赋予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之保持权；也不应赋予国家交战权”，改为在前边加上“为达到前项目的”的字样。这样就为保持以自卫为目的的战争力量埋下了伏笔。
美国占领军接受了这种修改，并将修改后的原草案第八条第一款和第二款合并为现行《宪法》的第九条，从而为日后日本向海外派兵和以本土自卫名义加强军事力量提供了借口。而日本右翼势力更是变本加厉，妄图修改《宪法》，使其重整军备合法化。事实证明，日本近年来的军国主义异动，许多都以《宪法》中的这些伏笔为突破口。
这些历史的痼疾，随着日本国力的增强，以及科技的发展，加之装备的不断更新，极大地诱发了日本的不正常心理。由于小泉之后的政府越发弱势，日本军方和右翼政治势力的这种非常态的心理状态显然影响到了日本政府的战略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亚太特别是东亚地区的不安全因素，引起了周边国家的强烈戒心。
李奇微的“如意算盘”也不得不提。虽然当时的日本首相吉田茂一再声称“不重新武装”，但从1950年却开始强调日本《宪法》并没有放弃自卫的权利，表示要“考虑自卫的方法”。他所谓的“自卫的方法”，就是在媾和后缔结的《日美安全条约》，让美军仍驻扎日本，一面免费依赖美军护卫，一面逐渐加强日本军备。
在占领军的默许下，日本全面解除了对旧军人和政客的清洗令，中小学校从1950年9月起也逐渐恢复悬挂太阳旗，并把天皇赞歌《君之代》当做国歌唱了起来，国家神道也开始复活，1951年10月吉田茂带头去参拜了靖国神社。
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约》与《日美安全条约》生效。吉田茂与第二任驻日占领军总司令李奇微旋即达成了加强日本军备的协议。李奇微对美国记者说：“在军事方面期待日本自己创建以防御为目的的陆军。警察预备队最终应该发展成陆军，这已暗中包括在《日美安全条约》所赋予日本的义务之中。”美国的心事昭然若揭。
简单地说，李奇微们的如意算盘是不让日本保持海军和空军，而只是要把日本人变成“世界上最便宜的步兵”，以此来充当美国侵略亚洲和防御中苏的替死鬼。但吉田茂们内心是反对只片面增加地面部队的，他们希望能重建均衡而强大的陆海空三军。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表面上日本政府屈从于美国的无理要求，但事实上并没有按照美国的要求去做。随着日本国力的增强和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的狼狈不堪，久而久之，美国也放松了对日本的最初要求，任由其自由发展。结果是，日本海上自卫队不久便发展为西太平洋地区最强大的海军力量。
日本政府从来没有停止海军现代化的努力，不断有新型军舰、新型海军战机和海战武器系统悄悄地投入服役。对核武器，日本也逐渐有了更为迫切的渴求，并声称可以迅速地、独立地发展核武器。
“倚天屠龙记”也在美日之间上演着。如果说国力是日本的倚天剑的话，美国就是日本的屠龙刀。
冷战结束后，来自北方的威胁消失了，日本的战略重点从防止前苏联的入侵，到整军维护日本的海上航路安全，并积极参加维和活动，以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力争杀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列，这些活动都基于日本经济大国的实力，但更主要的是由于美国的支持。
布什上任后，调整了克林顿时代的外交战略，把日本作为在亚洲的最主要的同盟国。为了加强在亚洲的影响力，更有效地贯彻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主张，美国不但默许日本扩展军事实力，提升军队地位，乃至修改日美安保条约，提高日本的军事强国地位。
有了“老大哥”的呵护，“小兄弟”更是有恃无恐了。小泉曾讲，只要同美国的关系越来越好的话，日本的其他问题都好办。可以说，至少在小泉时期，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底气十足”，在很大程度上是仰赖于美国的暗中支持。当时，以亲日的美国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为主席的一个高级委员会确定了加强美日安全联盟的目标，其目的是使日本成为“远东的大不列颠”。这给了日本人极大的鼓舞，也使之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错觉。
尽管布什政府后期对日本有所警示，但在多数时间里，它对小泉及内阁成员多次参拜靖国神社等影响日中、日韩关系的事件，还是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策略，不评论，也不卷入。
在布什的第二个任期里，由于美中关系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美日关系有一度清淡的态势，但到了奥巴马时期，出于“重返亚洲”的战略需求，再次拉近了美日关系，对日本的诸多诉求给予了必要的“宽容”。尤其是鸠山政权因“普天间”事件而下台后，美国投桃报李，给予日本极大的政治关怀。
这一切，都让日本感到欣慰，以至于出现了极其怪异的状况：在地震这种国难危局中，日本竟然还有精力和热情重提历史问题，让中韩等邻国哭笑不得。当然了，这种“执著”的背后，更多的，还是日本的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作祟。
对很多人来说，日本是一个难解的谜，一些人在日本生活多年，仍然感到不能理解和融入这个国家。在从事日本研究的学者看来，日本民族的图像是那样丰富而模糊、复杂而多变。
正如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所言：“日本民族无与伦比地兼具了下列各种性格：好战而祥和、黩武而好美、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善变、驯服而倔强、忠贞而叛逆、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
这样一些对立的性格竟会融于一体，实在是有些不可思议。但我们也恰好可以从这样一些矛盾的民族性格的背后找到一些问题的答案，那就是日本民族文化心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日本军国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愚忠思想与“天皇情结”是军国主义的根本来源。在封建时代的日本，“忠”是对世俗首领（即将军）的义务，而到了明治时期，政治家为了实现他们的目标（日本的精神统一）而做了很大努力。他们把天皇孤立成为“神圣首领”，使他远离俗世的骚扰，只有这样，他才能使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国尽忠。
逐渐地，天皇成为超脱于国内一切政争之上的象征，“忠”的对象单一化了，把天皇视为神的观念也成了一种宗教传统。在像日本文化这种完全建立在人际关系之上的文化中，天皇作为忠诚的象征，其意义远远超过国旗。
于是，“这是天皇的命令”这样一句简单的话，就可以唤起无限的“忠”，它所具有的强制力和支配力，是在其他国家所无法想象的。在一般行政中，“忠”具有强制从死到纳税到从军各种义务的力量。“日本人惯于对一个特定的个人抱绝对效忠的态度，他们对国家元首抱这种态度时，就成了帝王崇拜。”
当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时，全世界目击了“忠”的力量几乎令人无法置信的一次发挥。许多西方人都认为日本不可能投降，而许多日本部队也仍在为所谓的正义而战，日本本土诸岛也多是主张拼到底的人，但天皇一开口，说停战就停战了，所有人都服从，无论是海外的指挥官，还是在本土的东条英机，谁都未加反对，美军在机场登陆，受到了礼貌的迎接，一周前还矢志决一死战的日本竟完全地平静了，对于日本人来说，即使在战败中，最高的法则也依然是“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