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反恐更要反贫穷 (1)
人类的注意力，首先应该集中在最容易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上。
虽然美国财政部的官员一再否认贫富差距与恐怖主义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但没有人可以否认，在很大程度上，贫穷所带来的绝望与幻灭是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大多数社会学家都赞同沃尔特？拉克和约瑟夫？奈的观点：虚弱和失败的国家是滋生恐怖主义的沃土。
对大多数国家来说，人们关心的不是伊拉克政权的更换，而是要为恐怖主义以及滋生恐怖主义的世界环境找出答案，因为这种不平等、经济控制和咄咄逼人的世俗唯物主义的环境显然是造成发展中国家不稳定的因素。
以近年来十分动荡的非洲为例。非洲大陆是全球穷国集中的地方，世界上最穷的50个国家中有33个在非洲，人均GDP最低的10个国家中有9个国家在非洲，而这些国家2009年的人均GDP不足800美元。
布隆迪的人均GDP只有401美元，由于饱受长期内战的煎熬，布隆迪国内约80%的人生活在贫困中，有57%的5岁以下的孩子患慢性营养不良；中非共和国几乎全靠外国及一些非营利组织援助；利比里亚失业率高达85%，
国内平均预期寿命只有44岁。
但消费最高的地方也集中在这里。据统计，2010年世界上消费最高的前10个城市中，非洲有3个，分别是卢安达（安哥拉首都，排名第一）、恩贾梅纳（乍得首都，排名第三）、利伯维尔（加蓬首都，排名第七）。同时，世界上通货膨胀最严重的前十名排行当中有6个是非洲国家，包括塞舌尔、厄里特立亚、加纳、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刚果（金）及安哥拉。
非洲的两极分化也十分严重。一方面体现在国家之间贫富悬殊，人均GDP相差数十倍；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人与人之间贫富悬殊，大部分非洲人的收入低到可以忽略不计，而极小部分非洲富豪却富可敌国。
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均，成为影响非洲发展的一个障碍，也成为许多国家动荡的根源，更成为恐怖主义钻营的空子。而非洲的情况，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也并不鲜见。
在这些地方，已经不是“羡慕嫉妒恨”的问题了，而是“潦倒绝望仇”了。
伴随着这些忧虑，一种“空洞地区”的概念被提了出来。在学者托马斯？巴耐特看来，如果说北美洲、南美洲的大部分地区、欧盟、俄罗斯、日本和亚洲新兴的经济体（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南非（这些国家大致占全球60亿人口的40亿）可以被视为在全球化进程中运转良好的“核心”区域的话，那么除此以外世界其他部分均为全球化“空洞”的成员。
心怕空洞，生活更怕空洞。
通过对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军事干涉行动进行总结，人们会发现，绝大多数的军事干涉发生在全球化“核心”地区之外，即集中于加勒比海地区、几乎整个非洲、巴尔干地区、高加索地区、中亚和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
这些地区拥有全球的20亿人口，根据世界银行划定的标准，这些人中绝大多数属于“低收入”或“中低收入”阶层（每人每年的收入低于3000美元），聚集着许多被美国政府称为“失败国家”和一些学者称作“麻烦国家”的国家，而本？拉登和“基地”组织则被认为纯粹是全球化“空洞”地区的“产品”。
从某种意义上说，诸多恐怖袭击和地区动荡也可视为全球化“空洞”对全球化“核心”的最残酷的回应，它显示出美国等国家不顾及这些陷入无政府状态的地区的死活，就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
耐人寻味的是，“基地”等国际恐怖组织的介入也很有节奏感。一般情况下，它们都是要等到动乱之后，形成了政府和反政府或者两派对抗时再出手。当然了，它们最喜欢的，还是有外国入侵和干涉的情况，比如伊拉克战争，这样可以借助民众的反抗情绪做大自己，并且能得到很好掩护。
脱离就是危险。
对世界而言，这些国家，那许多人，脱离在全球化进程之外，挂在经济发展的列车尾部，游弋在绝望和穷困的边缘，本身就是巨大的风险。更何况，国际恐怖组织还会将这种风险传播和扩大化。
事实证明，隔离“空洞”不是解决“空洞”问题的良策，只有帮助这些“空洞”地区恢复安全和正常的生活状态，才有可能循序渐进并最终使之摆脱边缘化和空洞化的危险，摆脱被恐怖主义利用的危险。
布什曾经提出“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教育政策，而在“空洞”问题上，不忍他们掉队可以说是人道主义，而不让他们掉队则至少是一种现实主义。
尽管美国财政部高官多次无辜地辩解说，美国对外援助开支并没有显著减少，而是在过去30多年中一直保持着同一水平，但这并不能说明美国在缩小贫富差距问题上尽到了责任。
事实上，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保护主义做法和在国际金融领域中的专制态度，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第三世界特别是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这还不包括美国等西方国家对资源的掠夺。
在过去几十年人类诸多的过错中，美国都难辞其咎。
其实，在冷战结束后，世界错过了重建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机会，环境问题、南北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健康的国际协商机制未能有效建立，世界反而陷入了更加无序和充满矛盾的状态。而这与国家恐怖主义近年来的猖狂势头不无吻合。
美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放出了“潘多拉的盒子”中的“妖怪”；放缓了对“基地”和塔利班的围剿，等于说是放虎归山；华尔街贪婪和政府失察导致的金融危机，进一步加深了贫富差距，为恐怖主义送去了更多的“旗帜”……唯独在加强国际合作、南北对话，改变不得人心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方面少有作为。
美国走的路越偏，还没有被“拉灯”的基地分子越乐。
2011年3月11日，居住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东南的伊塔马尔定居点内的5名犹太人被杀，其中包括3名儿童，事后，巴勒斯坦一激进组织声明对此负责。
随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立即召集内阁开会，决定在位于约旦河西岸的４个较大的犹太人定居点新建500套住宅，以此作为报复，并表示，今后新建住宅所在区域都是以色列的领土。
然后是美国的谴责，再就是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的发言人拉迪纳愤怒地说，“以色列的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为巴以谈判设置的新障碍，进而会彻底毁掉中东和平进程”。
之后就是巴以和平进程再度受挫。
这样的冤冤相报，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已经习以为常了，说是恐怖的对称并不为过。
在这里，理性只是一个稀客。
什么是真正的停火？真正的停火需要真诚的信任。
但遗憾的是，巴以双方恰恰缺乏相互信任的基础。巴方认为，以色列占据了他们的圣地，侵犯了巴勒斯坦心目中最重要的东西——信仰、土地和自由。
高压、围困、掠夺，都刺激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情绪，使被占领土上的人民奋起保护自己，这也是“神的旨意”。
巴勒斯坦人曾经给过以色列人一个历史性的机会，他们用8年的时间和以色列谈判，但以色列占领当局没有给他们任何东西。
相反，殖民程度却加深了。
结果是不可避免的。以色列的所作所为驱使人民和他们的武装，包括法塔赫(他们本来是相信和平进程的）奋起反击。
看着一个个妇女、儿童、老人死于非命，巴勒斯坦人无法为“持枪的陌生人”献上花朵。巴勒斯坦人要的是真正的持久的和平。他们要结束殖民占领，停止以色列移民，建立一个完整的巴勒斯坦国家。
很明显，巴以已经陷入一个恶性循环。这也是那些努力缔造和平的人所不愿看到的。
在巴以内部，也都不约而同地陷入争吵之中，并在很大程度上为内部的极端主义者所胁迫。常见的场景是，鸽派辛辛苦苦地启动和平进程并推进，鹰派的一个极端做法，就使之前功尽弃了。
充满不信任感的关系，注定是脆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