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门峡大坝是按照360米的高坝设计建筑的大库容--潼关、蒲州、朝邑、陕州这些古城将沉没到水库底。水来了，水来了，黄河水将进入关中平原，大片平原将沦为泽国。
在许多科技人文知识或缺的专家，都以“又红又专”的身份出现的时候，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先生孤独地走在黄河岸边，他感慨：“人间浅识一何多，斩断流沙三门阖！”
黄万里先生是讨论会上唯一反对修三门峡水库的专家，因为此时决议已经形成，不再是上不上的问题了。在无力“回天”的情况下，他向“黄委会”提出的《对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案的意见》，矛头直指360～370米的高坝。他提出了“经济坝高与库容”的概念。经计算，如坝高345米，即可容纳“32年中最大45天的洪水量”，已经足够防洪的需要。“用这样大的代价来预防那些很难出现的事情，经济价值显然是很低的。”
没有人注意过这位??魄的水利学家，他很快就因为反对三门峡工程而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密云水库当苦力。
无须讳言，三门峡工程建设一开始就碰上了难以解决的泥沙淤积问题。到1962年3月，一年半以来，水库中已经淤积泥沙15多亿吨，远远超出预计，并在渭河河口形成了拦门沙，渭河也成了地上悬河，对关中平原造成了严重威胁，灾难直逼西安。三门峡蓄水水位从此不敢再抬高。1967年黄河倒灌，渭河口的河槽全被淤塞，尤其是1968年渭河在陕西华县一带决口，造成大面积淹没。三门峡水库改为低水头发电，装机容量一再减少，只有原设计的1/4。
出库的水是清了，但果如黄万里所料，出库清水对下游河形成了严重侵蚀，河槽冲刷的程度很有限，向两岸侵蚀的力度却很大，造成大量滩地崩塌。筑坝拦水蓄沙几十年后，下游几乎无水。水量少流速缓慢，黄河在原来的河床上又形成二级悬河，下游的洪灾比先前更容易发生。
973年，黄万里被准许在“监视下”进入三门峡和潼关以上地区，考察黄河、渭河的地貌和河势。那时，已经多次发生了水灾，时间验证了黄万里当年的预言。他十分痛苦与茫然，写下了《虞美人·三叩潼关》：“少年驰走潼关道，风日华山好。壮年奉使叩函崤，寻壑经邱，窈窕逐低高。老来三顾关河杳，九曲黄流绕，秦川渺渺没波涛。万里奔沙，谁与掣蛟鳌！”
依山而建的关称关山，依河而修的则为关河。我想，他写这首词时，一定多次到过被毁灭的潼关故城和水淹的渭河两岸。
与当年被打成右派的黄万里先生比较起来，今天回过头来讨论研究“潼关高程”问题，这是历史的进步。
结论已经无须寻找，技术层面的分歧与争论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
真知灼见不惧怕时间的流逝。
今天仍值得我们聆听的，是黄万里先生振聋发聩的声音：
“四千年的治河经验使得中国先贤千年以前就世界上最早地归纳出了四种防洪的方法……总之，‘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会造成历史上严重的后果!
“水库本身是有一定寿命的，人们却讳莫如深地不肯向前想一下水库寿终时上下游的水流情势。
“到那时人民会对那些企图把黄河水变清的先生们发出请愿：‘宁使黄河浊，莫教黄水清!’”
时代毕竟不同了。当年建设三门峡水电站的“热”早已消退--虽然近年来我国西南等地方水电热还在一再升温。参与三门峡建设的那一代人已不再年轻。经历了许多年之后，有人毫无长进，有人深思觉醒。我在北京见过一位教授，他当年是三门峡水电站的设计师之一。我听到过他心情沉重地在座谈会上说起自己在建设三门峡工程中的失误--他认识到了，我敬佩他的勇气。不论是非，他的话并不是所有人都爱听。其实不仅仅是工程本身，三门峡工程成败得失已经越来越接近结论，特别是在2003年渭河秋天的洪灾后。
并不是所有决策者都能回望和反思。
感谢孕育了中国古代灿烂文明的伟大的黄河。
黄河依然故我地带来大量泥沙，塑造着山川大地。
黄河以其特有的性格和伟力，阻止了“高坝深库”，阻止了蓄水水位的升高。
最终要直面的将是现实和事实。
三门峡水电站建成后，水位从未到达过离大坝只有几公里的陕州古城，也从未到达过潼关老城，更未到达上游20公里处的蒲州、朝邑县和蒲津渡！这是伟大工程钢铁交响曲中的喜剧和悲剧！
历史城市的保护在中国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重视，至少我们的子孙应该拥有和父辈一样多的选择。
最无奈、最悲惨的莫过于城市已经不复存在。
让我们记住1959年的三门峡水库大移民对古城和古迹的大毁灭。求真求实应该是科学的基本精神。
狂热造成的误判、有违科学的轻率的决策，在当代造成了一座又一座“交河故城”。
耸立在庄稼地上的现代楼阁
几十年过去了，事实表明了“黄委会”当年圈许多“淹没区出的”始终无水，是不能舍弃的良田。于是，部分移民开始回流，近年来为了发展经济，又有了不少新的举措。
前不见黄河，后没有古城--新建的鹳雀楼孤零零耸立在麦田上。
重建古代名楼，盛行各地。湖北的黄鹤楼，南昌的滕王阁等等，规模宏大，都是钢筋混凝土架构。历代兵燹之患，古建筑多毁于战火，现代建筑倒不怕火灾。
蒲津渡是黄河古渡，维系着秦晋交通要道。渡口位于古蒲州城西门外。这里水势较缓，除了船渡，还曾建有黄河上最古老的浮桥。
1989年8月，在蒲津渡遗址出土了四尊“镇河铁牛”，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黄河铁牛铸于唐元开十二年（公元724年），为稳固蒲津黄河浮桥而铸，每尊各重30吨。黄河浮桥毁于元末。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公元前257年秦昭襄王就在此“初作河桥”。此后屡毁屡建，浮桥的竹索也改成了铁索。随四尊铁牛出土的还有四个铁人、两座铁山、三个铁墩、六根铁柱等。蒲津渡遗址的面积大，遗存十分丰富，曲拱梯形石堤上边还发现有古代管理渡口的砖屋遗址。
蒲津古渡遗址、蒲州古城、普救寺、中条山中的永固寺，组成了黄河中游极好的旅游景观组合--当然，重建鹳雀楼是不可缺少的环节。但未想到，建成后鹳雀楼又留下了新的遗憾。
问题是鹳雀楼的选址。
鹳雀楼始建于北周时期，大约在公元557～571年间，位于蒲州城西门外的黄河滩地上，做军事瞭望台用。历经隋唐、五代、宋金700余年。《蒲州府志》记载：“鹳雀楼旧在城西河洲渚上，周宇文护造。”唐代李瀚的《河中鹳雀楼集序》云：“宇文护镇河外之地，筑为层楼，遐标碧空，倒影横流，二百余载，独立乎中州。以其佳气在下，代为胜概。”楼因黄河近岸沙洲沼泽密布，鹳雀等水鸟翔集故名。宋代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推崇了《登鹳雀楼》的三人同题诗。
李益的诗云：
鹳雀楼西百尺樯，汀洲云树共茫茫。
汉家箫鼓空流水，魏国山河半夕阳。
事去千年犹恨速，愁来一日即为长。
风烟并起思归望，远目非春亦自伤。
畅诸的诗云：
迥临飞鸟上，高出世尘间。
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
另一首就是王之涣的那首“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了。正因为有如此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鹳雀楼也就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精神文化之楼，它从来没有在人们的意识中消失过。
唐代蒲津渡遗址，距蒲州西城墙不过百米之遥。可以想见，当年鹳雀楼就近在蒲州城边，楼下便是滚滚黄河。元初鹳雀楼毁后，明代以蒲州西门城楼“寄名曰鹳雀”。
现在黄河已经西移至十多里外的山脚下。
黄河经过“治理”后，来水也已经大大减少。原先河滩上的沼泽沙洲，全变成了庄稼地。
其实文化需要皈依，需要“植根”。鹳雀楼也是一个悠久文化的节点，只有两种合理的选择：要么把重修的鹳雀楼移至现在的黄河边；要么尽量尊重历史，选在古城与蒲津渡之间，接近原址，修复鹳雀楼的同时再修建一段古城墙。
新鹳雀楼由领导人题额，移位到了蒲津渡西边几千米处的庄稼地上，高高大大，绝无依傍地屹立在青青麦田之中。新楼圈了很大一片地方，建筑十分现代，周围是几何图案的西式草坪，这就是当代人对鹳雀楼的理解和诠释？完全不符合文物重建和古迹保护的原真性原则。由于占地大，可买票乘电瓶车进出。没有古城，没有黄河的鹳雀楼，缺乏表现形式与历史价值的内在统一，构不成任何与黄河、古渡、沙洲有关的景观意境，即使作为新建的旅游景点，也很难说是成功的。
烈日炎炎，门票不菲，游人寥落。
呜呼，登楼远眺，前不见黄河，后不见古城，更无飞鸟。
而山河之伟，云烟之胜，风土之异，不殊于往古矣。
英国《观察家报》报道:（北京）一座挨一座的商场拔地而起，一座比一座高，一座比一座华丽。形形色色的国际建筑设计师来到这座城市，参与可以自由发挥的区域设计。
形形色色--真是妙极！
法国建筑师安德勒，是被称为“大脸盘”的国家大剧院设计者。他说过一句“残酷”的话：“对付一个古老文化的最好办法，就是将它逼到危机的边缘。”
确实是危机。在烈日与寒风中，一小群人被逼入了绝地，成了弱势群体，但他们仍在不断地奔走呼号，保护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保护中国城市风貌和文脉。
半个多世纪，我们毁灭和丢弃了什么？又创造和留下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