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隔十多年后的2004年夏天，我带着在北航上学的女儿，经蒲州遗址，再次来到潼关故城，我们都攀缘下到了冲沟，考察仅存的水关遗址。这里已经完全成了一条“原生态”的河流了，阳光在草叶上跳跃，关门在蓝天下勾出了美丽的弧线。女儿敏捷，爬得比我快，走得比我远。我对她说，从这个角度望望古城水关，完全不同于以往“向前看”的习惯定式，会对我们自身多一分理解和认识。
潼关南街老宅。
原先明清风貌尚存的潼关南街，刚刚“旧城改造”完毕，已经人似物非。10年前我见到的一座过街骑楼，刚刚拆毁，那时拍下的照片是仅存的记忆了。我们沿着古城墙上的马道，登上了潼关西门遗址。北边是滔滔黄河，西望是巍巍华山。而眼前，新修建的高速公路，从潼关故城北部劈过。更令人扼腕痛惜的是，在古城墙保留较完整的西关内，竟建起了高速公路的蝶形立交桥--残破的更加残破，恢复潼关古城已经完全不可能了。我没有再去找上次陪我的县委副书记，他或许已经从岗位上退下来了。
现在山海关成了旅游的热门景点，一年四季游人如织，而潼关同是“天下第一关”已鲜有人知。如果潼关不曾毁城，如果潼关和西安、秦兵马俑、西岳华山连成了一条旅游热线，该是一幅怎样的景象！
黄河依然，水势浩浩。我在黄河边伫立，狂风扑面，胸中升起一种苍凉无奈的情绪。
潼关遗址内的公路：高速公路大转盘无情地切割着潼关古城--“天下第一关”的修复已不可能。
长河落日，古城变迁，人世沧桑，只有大自然永存。
一首杜甫的诗，潼关便永远活着。
残破的明清古建筑
寻找峡谷与陕州
因修建三门峡水库被拆毁的县城有5座，其中多数是因虚高的水位线，是被现世的建设热情、大干快上的河“干淹”的。
人们都知道陕西。
陕西省名的由来是什么？
古代“陕”字通“狭”，通“峡”。黄河在中条山和邙山、华山间形成的大峡谷中蜿蜒流过，这里自古以来为中国东部与西部的要隘驿道。陕西即地处黄河峡谷以西。
你可以不爱这穷山恶水，但对这片土地你不能不怀有敬意，你不能有任何轻慢。这里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之一。从三门峡到禹门口，有多少自然和人文景观，有多少文物古迹。
约在公元前五六千年前，人类祖先的居住与生活就与河相伴。公元前2113年，这里就是夏商王朝统治的中心区域。公元前390年，秦国在这里置陕县，即后来的陕州。
陕州古城始建于西汉景帝年间，至今已有两千多年，一直是中国历史上长安和东都洛阳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秦、晋、豫三省的交通要道，万高云集。其城址在现在三门峡市区西端三公里处。这座濒临黄河的城池，形势险要，规模很大，景致极佳。古代就有“四面环山三面水，半城烟树半城田”之说。据《陕州志》记载，陕州故城，西汉时修筑，周围十三里一百二十步，东南有城壕，深五丈，西、北两面紧靠黄河，城高十数丈，历史均有修葺。经实地测量，现存遗址与记载相符，其残存的残墙高宽各八米。
据说周文王之弟召公曾受封此邑，教民于甘棠树下，民感其德，建祠纪念，所以陕州又称“甘棠旧治”。甘棠即豫西黄河边山坡上常见的棠棣。《诗经》中有：“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伯所憩”，意思是可不能乱砍伐棠棣树啊，这可是召伯休息的地方。世传召公爱其民而重于德政，曾在棠棣树下受理民事，听讼决狱，秉公而断，体恤民情，广施仁政，把这一地区治理得有条有理，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所以“召公遗爱”的美谈，也流传千古。这真是一幅格调高逸的油画--黄河、甘棠古树与一座城市，真是和谐的组合。
“甘棠旧治”，不再是水利或者文化的简单概念，而是组成民族基因的一部分。通过对这些基因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我们来自何处。
历史上有名的夏商征战、周召分陕、假虞灭虢、秦晋之战等，无不见证于陕州古城。这里历代兵事频繁，城池多次被毁，又多次重建，一直是州郡和县治的所在地。由于地处进出中原的咽喉地带，为兵家必争之地，各个朝代都派能员干将治理。城西是太阳渡，城北是万锦滩，城内有羊角山，还有钟鼓楼、宝轮寺、文庙、禹庙、召公祠、石牌坊，以及大量明清时期的古民居。
兀然耸立在黄河之滨的宝轮寺三圣舍利宝塔，是陕州老城东南隅仅存的“标志”。
宝轮寺始建于唐代，原为“三圣舍利宝塔”，据记载藏有佛舍利。现塔为金大定十七年（1177年）造，距今已有800多年。此塔平面方形，共13层，高26.7米，外形仿照唐制，内部结构则承袭宋塔的建造方法，是融合唐宋密檐式塔和楼阁式的艺术特点和结构方法，而创造出的一种新的塔式。塔内有塔心室和砖砌梯道可以登临眺望。宝轮寺塔与蒲州的莺莺塔，同是我国四大回音建筑，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与长江三峡中被三峡工程淹没的古城奉节相仿，陕州也是一座诗城，可以说，是“唐诗之路”的一个起点。
中国古代官员多作家诗人，其文化素质之高、人文精神之盛在世界各国无出其右。当他们踏上通往京城帝都之路时，一扫旅途劳顿，诗情如潮涌流。无论春花还是秋月，无论骑驴还是摆渡，无论愁苦或者喜悦，都能入画为诗。
唐太宗李世民春日游历陕州，迥望原野河川烟霞村树，信笔写下了《陕州咏》。后来韩愈、杜甫、柳公权、白居易、李商隐、刘禹锡、杜牧，以及宋代的司马光、王安石等都先后游三门峡、走栈道、过陕州。唐西台侍郎上官仪、昭容上官婉儿的故居在城东北隅的上官巷。杜甫的名篇《石壕吏》即写于潼关至陕州间的石壕村。
三门峡大坝水库中，还可以隐约看到黄河峡谷中岛屿的残迹。（1962年）
1960年，三门峡水库大坝蓄水，陕州倾城居民搬迁，古城属于“清库”之列，房屋全面被毁，繁华的市井顿时变成了一片空旷无人之地，唯有狐兔出没。甘棠树自然砍伐殆尽。
近年，想起要搞旅游，记起陕州城其实从未沉入过水底，遗址尚在，于是重新被辟为风景区，修复古塔、石牌坊--来不及拆除的宝轮寺塔，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依稀可辨的古城轮廓和残址，展示着一种鲜烈的美，默默地诉说着苦难沧桑。目睹此情此景，不禁使人感极而悲。现代中外水利“大师”们，就没有一点自责与愧悔吗？
人们已习惯于沉默。
眼瞳已习惯高楼与大坝的“雄姿”。
我想告诉你黄河峡谷中曾有另一种自然地貌和人文景观--从西奔来的黄河，至三门峡突然收窄，两岸石壁夹峙，河中石岛屹立，岛上有大禹跃马的清晰蹄印。两石岛把大河水流劈成三支，形成人门、神门和鬼门三个峡谷，相传这是大禹治水时用神斧劈出的。黄水奔腾咆哮，冲出峡谷。
迥望四周，还有古栈道、庙宇、碑刻等。黄河南岸为高庙乡，可见过去曾有宏???的古建筑群。
1952年，中国从苏联请来专家综合组，帮助规划黄河治理。遗憾的是苏联专家为水工专家，主要是搞水利工程的，他们擅长修建坚固的水坝，但对整个河流的治理并不擅长。当时，苏联专家随手一指，对随同的中国同行说：“三门峡是个难得的好坝址！”中国水利专家也频频点头认同。
没有人说三门峡是黄河上最壮观的奇景，是最好的旅游景区。除了云集的水利专家，对如此重大的工程考察和论证时，其他学科专家竟无一席之地。“老大哥”不懂中国的历史，不懂中国的文化，不能苛求。难道那些学富五车的中国专家学者也不懂吗？
在三门下游400米处，又有石岛三座，其中一名砥柱石，河水至此，激起巨浪--“中流砥柱”由此而来。是谁，彻底毁灭了我们民族母亲河中的“中流砥柱”？
三门峡景观完全可以列入世界自然遗产。
这是又一本大账和小账。
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的一位领导算了这样一笔账：“我是站在国家的利益看这件事的。三门峡从1973年开始发电，已发了300亿的电量、20多亿元的产值，当然国家投入的６亿多早已收回。从对下游的防洪、防凌、供水、灌溉的功能看，它的价值超过300亿。”
其实账并不难算。不用计算机，有一个算盘即可。
如果三门峡景观与中流砥柱还在，其旅游经济效益，就会超过今天的三门峡工程经济的收益。如三门峡景区一年游客按100万人计算，人均门票100元，一年就是１亿的收入，而且还可以永续利用。
因此，即使建三门峡工程的理由充分，意义重大，决策没有任何失误，水库非建不可，那么为什么对三门峡奇观本身的价值视而不见？为何不能把坝址西移？甚至大坝设计时只要挪开几公里--几千米又能增加多少造价--就能使黄水咆哮过三门的奇景得以保存！
因此，我又不免想起，一些声称“算大账”的人，有战略眼光、向前看的人，无须遮掩，其实还是目光如豆啊。
即使大的项目，伟大的工程，也往往细节决定成败。
永远消失的唐中都
三门峡水库的败笔远不止于此。
让我们溯黄河而上，走得更远一些，去寻找和潼关、陕州同遭浩劫的蒲州古城吧。
这几乎是无人不晓的王之焕的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历史上的鹳雀楼建在蒲州城边。一首诗，成就了一个著名诗人。一首诗，定格了一座名楼--这就是蒲州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坐标。
在上中学时，便知道横贯山西的“同蒲铁路”。同是大同，晋北的煤都--蒲就是黄河边上的蒲州。但后来，出版的地图上再也找不到蒲州了。
蒲州城是怎样被抹去的？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两位日本学者写的《山西古迹志》上的一段文字：
“蒲州是山西省西南隅的黄河大转弯处发展起来的城市，县名永济。所谓蒲州，是清代以前以此县为中心统辖着邻近五县的府名。这里南距黄河大转弯处约二十公里。在中条山脉北侧，位于中条山脉所构成的盆地的西端。
“进入汾水流域，可以由此窥视平阳和太原。如果想要从北方进据中原，这里也是必须首先要占据的要地。
“黄河和渭水文化是首先进入这里再渐渐北上的。这里被视为中国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有其道理的。传说帝舜以前在这里建都，尧也在这一带活动过。帝舜烧造陶器的所谓‘陶器’和他从事耕作的历山，也从很早以来被认为是在此地。”
1940年，水野清一和日比野丈夫还是年轻的学者，随侵华日军穿过连天的风雪与战火，在日军刺刀的保护下窜至山西考察。1941年元旦那天，抵达蒲州，在枯草丛中隔河窥望了风陵渡与潼关城。滚滚的黄浪永远令这两个日本人畏惧。这片焦黄广阔土地上的村镇、城市和人民是永远不能被征服的。
这两个日本人当年肯定还有其他目的，就是为侵略战争服务。这从他们对蒲州的战略军事定位就可以看出。
但值得尊敬的是，战败后，他们一直没有中断对带回的大量资料的研究。考察山西17年后，即1956年，《山西古迹志》在日本文部省的资助下在日本出版。
他们为什么能“脱胎”成为名副其实的学者？是执著于中国河东这片土地上的历史古迹和文化，还是对当年侵略的反省与回望？
今天，读着这两个日本人写下的文字，我还是深深地、沉重地感慨。《山西古迹志》在日本出版的时候，当时正值三门峡水库进入决策阶段，红笔圈入了潼关、蒲州、朝邑、陕州等沿黄古城。次年4月，三门峡水库正式动工。现在，我寻找与千年古城相关的资料时，还不得不买来这本书。
写到这里，真是百感交集。
盛夏，汽车在河东的原野上疾驰。永济县是以普救寺、《西厢记》、张生、崔莺莺与红娘闻名的地方。普救寺在导游的小册子中被称为“爱情圣地”。此外，还有近年来重建的鹳雀楼。
普救寺、鹳雀楼、蒲津渡和蒲州古城的地理方位，在我的心中早已记得娴熟。当公路边掠过几个大土墩和一大片水湾时，我的眼前顿时一亮，连喊：“停！停！”
我下车大步奔去，果然是蒲州古城址。那一大片水洼即护城河。照相、观察和记录城墙的夯土、高度与宽度。我找到了立在此处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蒲州故城”的石碑。
我总觉得一个人的兴趣、关注、知识和执著，与职业和所学的专业无关。今天的我是一个政府官员，不再是技术员和记者，奔波数千里，就是为了求证一段今人毫不感兴趣的真实吗？
但我觉得还是应该写出来。
蒲州古城遗址：荒草之中，掩埋关中唐中都（蒲州）的辉煌。
蒲州城始建于元魏时期。春秋时属魏，其城濒临黄河，“控据束水，山川会要”，西卫京师，东保三晋，历代为兵家必争。唐代与古都西安、洛阳齐名。唐朝的行政建制中，府是一个特别的概念，即中央直辖政区。唐开元元年，升首都雍州，即今天的西安为京兆府、东都洛阳为河南府。唐开元九年（721年）升河蒲州置河中府。两年后，即开元十一年，升并州置太原府。至此，唐代形成了西京（长安）、东京（洛阳）、北京（太原）和中都（蒲州）的格局，直至安史之乱以后。蒲州的地位极其重要，首任府尹姜师度由皇帝直接任命。著名政治家和书法家颜真卿在安史之乱后也曾任蒲州太守。
在古城废墟边青葱的麦田中走着，对照着《山西古迹志》中的照片，我研究蒲州城的型制与规模。据记载，蒲州原有大城和子城，大城周围20里。我认定这个大土城的遗址，应该是位于蒲州城东的子城遗存。
纵目眺望，天地一片寥廓。
唐中都瓮城遗址：蒲州城门，仍在远处注视着世人。
宋代在此设河中府河东郡护国军节度。金末，元军进攻中原，大军压境下，金主完颜迁都蒲州死守。蒙古骑兵攻占了山西的平阳、绛州和陕西渭南后，多次攻打蒲州，展开惨烈的反复争夺。1231年，元太宗亲自率军来攻，金守将因兵力不足，退守城内子城，而元人则建起200尺高的松楼，并挖地道百条，全力进攻。无限辉煌的鹳雀楼就在此时毁于战火。明代，蒲州城重建，但规模小得多，周围约8里。但城内已经恢复了往日的繁华，“有七庙、二府、二署、二治、二楼”，有文庙、玄武庙等著名的建筑。
古代，位于河东要津蒲州的文化和商业一样昌盛繁荣，千年不绝。捡一两残碑断片就可资证明。
名重天下的《张黑女墓志》是我临写过多遍的魏碑。此碑为北魏普泰元年（531年）刻，原石已不知所在，传世仅一原拓孤本。从志文看，出土地点就在蒲坂。北朝的刻石书法，以奇肆雄强、古拙质朴的风格为主调，《张黑女墓志》却是难得的清丽秀美，艺术上融灵秀与古朴为一体。清道光年间，著名书法家何绍基得《张黑女墓志》于山东济南，爱不释手。清末著名收藏家和书法家为这一拓本一跋再跋，推崇备至。此外，蒲州还出土过唐代大书法家李邕的《李元靖碑》。这些都是书法史上的名篇。
蒲州城西紧临黄河，与陕西的朝邑古城隔黄河相望。
黄河出禹门口后，河床展宽。水流经常摆动。“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即指这里。隔河的朝邑，也有1 400多年的历史。历史上曾名河西县，也有众多的文物古迹，如隋代长喜宫遗址、唐代金龙高塔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