幅员辽阔的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城镇最多的国家。
也许，中国传统的文化城镇，在爆破和推土机的轰鸣声中，已经掀向它的“最后一页”。
欧风美雨正扫荡着中国大小城镇。摩天大楼森林一般生长，古老的街道和建筑正在消失殆尽--
追寻中国城市的血脉
中国国家的概念起源于古代城邦--一座城市便是一个国家。传统文化广布在城乡，但主要凝聚和保留在城镇里。这是孕育我们智能和生命的地方。
“不积圭土，难成高山。”中国城镇延续绵长，历史从未间断，中国的2000多个古城镇，几乎每一城市都可以追溯到久远，都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即使遭过战火焚毁、洪水的淹没，古城中仍存在不同时代的大量历史文化古迹，像涝灾过后沃土上生长出蓬勃的新一茬庄稼一样，城市的修复与重建同样是生命与文化的延续与生长。有人把建筑比做凝固的音乐，那么城市就应该是一部凝固的乐章。
把中国城市的规划和建筑简单地归结为“农耕时代产物”、走完了历史进程的“木构建筑”，“从自己的娘胎里孕育不出自己的民族建筑”等，是“博学”的无知与浅薄。
把中国当代城市文化特色的消失，产生不出东方的经典，归之于缺少规划和设计大师，是有一定道理的。可为什么在当代中国城市大规模建设的高潮中，中西方文化强烈的碰撞、古老与现代的对接之中产生不出大师？
我们不妨略作回望。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国势衰微，城镇凋敝，战乱不已。被称为中国近代建筑宗师的吕彦直、梁思成、杨廷宝等人，都崛起于那个时代。这不仅仅是一种建筑学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科学现象。
他们几乎都有相同的经历，留学海外归来，有深厚的文化功底，既采用现代建造技术，又能创造性地发扬中国传统民族形式。中山陵是我国历史上首次向海内外“悬赏”--即招标征集设计方案。方案不是由国民党领导人拍板决定，但事先已经过各界广泛的讨论，发表文章，确定了中山陵“开放式纪念”，和“至大、至德、至善”的指导思想。要求其风格为“中国古式”或“中西合璧”。那时没有业主和业内人士的概念，特聘的四位顾问，即南洋大学校长、土木工程专家凌鸿勋，德国建筑师朴士，中国画家王一亭和雕塑家李金发开会评审。交通部南洋大学为交通大学前身，凌鸿勋曾留学美国三年。虽然在美铁路公司工作并在加伦比亚大学学习，但他大抵并没有为学位而是为中国现代化的本领而求学，是继詹天佑之后我国著名的铁路专家，设计的铁路超过1000条，勘查过的公路超过4000条。当时年仅31岁的建筑师吕彦直也没有什么名气，他在上海报名应征，在40多个设计方案中被评为第一。凌鸿勋评价说：“此案全体结构简朴浑厚，最适合于陵墓之性质及地势之情形，且全部平面做钟形，尤具木铎警世之想。祭堂与停柩处布置极佳，光线尚足，祭堂外观甚美……此案建筑费较廉。”李金发评价说：“造成一大钟形，尤为有趣之结构。”王一亭说：“形势及气魄极似中山先生之气概及精神。”大家一致认为吕彦直方案“简朴坚雅，且完全根据中国古代建筑精神”，决定采用，并聘吕彦直为陵墓建筑师。
我们看看吕彦直这位设计大师的简历，就可知道他的方案被选中绝非偶然。吕彦直于1894年出生于天津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自幼喜欢绘画，8岁丧父，9岁随姐姐侨居巴黎，在那里受到法国文化的熏陶。1908年回国读书，1911年考入清华学堂留美预备班。1914年赴美国留学，1918年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建筑系。之后，他充任美国名建筑师墨菲的助手，参加了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今南京师大)和北京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的校园规划和建筑设计。与此同时，他还对北京明清故宫作了大量的实地考察，亲手绘制了不少故宫建筑图，从而对我国清代古建筑及欧美建筑风格特点都有了全面直接的认识。到1925年投标中山陵时，他已有了7年建筑设计的实践经验，其中重要的有上海香港路银行公会大楼、南京最高法院、东南大学科学馆等等。然而，这位年轻的天才，尚未等到中山陵建设竣工，即因辛劳过度而早逝。
千百年来，中国的城市在自觉和不自觉中形成了一些定式和规律。
先说规划。古代中国城市也许没有单独的规划局、城建局这类的政府机构，但多是按严格规划建设的。都城、州府和地区的中心城市、边防重镇，更是如此。都城的设计，更是由皇帝亲自主持和审定，府尹与太守之类是做不了主的。
这些古代城市规划基本上遵循着中国儒家的传统思想。无论是商业城市还是行政中心，都有周密的规划，建设“次序”也十分严格。先做供水和地下排水系统，后做街道和地面建筑；先造钟鼓楼、寺庙、学宫等“公共建筑”，形成城内型制宏大的标志性建筑物，再建店铺民宅。我在山东临淄就考察过两千多年前齐国都城规模宏大的下水道遗存。县、州、府和都城中的有寺观、学宫、坛庙--这些都在今天成了名胜古迹。
再说建筑。
建筑风格与艺术价值并不取决于材料，而是格局、建构、造型和细节表达的内涵。中国地域广大，建筑的材料多样，从来没有排斥过“石构建筑”和新的建筑材料--隋代李春的赵州桥，明代寺院广布的无梁殿，圆明园中的西洋楼等等。
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写道：“云南地高爽，虽远处南疆，气候四季如春，故其建筑兼有南北之风。……滇西大理、丽江一带，石产便宜，故民居以石建筑者亦多。”看来，半个多世纪前，梁思成已经把大理与丽江古城纳入了视野。而我们是在20世纪80年代那场大地震后，才在危房的抢救中，发现了丽江的惊人之美。丽江古城风貌得以保存还有一个原因，即缺乏资金，不能大拆大建，不能打扮得花枝招展，才勉强修旧如旧，这最终为后代留下了青春不老的“丽江印象”。
中国传统城镇的凋敝，与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农业商业和手工业经济的衰落同步。
随之而来的是，在炮火、烟尘和残垣断壁中，在五光十色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对城市规划和建筑的自信丧失和迷失。
令人可悲的是--正如梁思成几十年前在《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一文中所说的，“纯中国式之秀美或壮伟的旧市容，或破坏无遗，或仅余大略，市民毫不觉可惜。雄峙已数百年的古建筑，充满艺术特殊趣味的街市，为一民族文化之显著表现者，亦常在改善的旗帜下完全牺牲……这与战争炮火被毁者同样令人伤心，国人多熟视无睹。盖这种破坏，30余年来已成为习惯也。”
19世纪末，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否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顶峰。
和北京一样，中国的许多城市建设并不缺规划，有的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制订。我不清楚历届政府作过多少次调整、修改和重新制订。据调查，目前中国一些大城市制订城市规划的“寿命”，平均不到12年。
城市规划的“短命”反映了决策者、制订者的知识、观念和眼光。规划的思想脉络是什么？规划本身是否科学合理？有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和执行？
规划是人制订的，人既可以制订，当然能够修改调整。但在商品经济中，现在修改或调整规划，充满了其他不确定因素，规划部门成了最有权力的行政机关。几位老乡准备在城南建一座商城，看中了一家工厂的仓库，双方达成了联合开发的协议。后来到规划部门一看，这片土地在规划图上却画着一个蓝汪汪的大湖，厂长也不知有此规划。这里根本没有水，只有一条臭水沟从仓库墙外流过，20年了，污染未曾治理。可规划上是水上公园，商城肯定不能建。好在现在有专门办批文的公司，花了100万元委托他们，搞到规划部门批文，允许建临时建筑。而这些钱是如何分配的，流进谁的腰包，就不得而知了。
良田改工业用地，工业厂区改建小区和商品房，预留的绿地变别墅，其前提都要有规划--而这里的潜规则，都需要花钱。
某一省会城市的规划局长空缺，几个地方官员争着到京城活动跑官，请上头的相关领导或秘书“发话”，有的带了几十万“活动”经费，“同伙”的有一个是我的熟人。在宾馆喝茶的时候，我问，这个职位值那么多钱？他说，与市公安局长差不多吧，可能还更实惠一点，一年挣个200万没问题。我不禁哑然。
有的地方换一届领导就出一个规划。城市规划往往交给设计研究单位，只要拿钱就干活，领导要怎样制订规划就怎样制订。贪大求洋，翻来覆去。一纸规划实施起来有多少约束力？能约束的也就是一些小商小贩和居民的违章建筑了。
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大学建筑工程设计教育的悲哀--“现在是业主教育设计师的年代”。
同样到具体的建筑物设计也是如此。这是给一些公费出国考察团编的顺口溜：“上车睡觉，下车撒尿，参观拍照”。一些单位的官员、公司老板往往拿着出国时拍摄的某个欧式建筑照片，让建筑部门按此模样建造。设计单位为了挣到钱，业主单位怎么说，设计人员就怎么画，施工单位当然也就怎么做。
急功近利、粗制滥造、时尚跟风、弄雅成俗是必然的结果，因为很难指望业主对建筑有多少文化上的理解。还有些专家学者，在洋风劲吹之下，“虽然对新输入之西方工艺的鉴别还没有标准，对于本国的旧工艺，已怀鄙弃厌恶之心理”，他们把这种“鄙弃厌恶”上升和包装成学问，是迟早的事情。
外来的“和尚”念的自然是真经。对外国设计师高报酬，言听计从；对国内建筑师压级压价，颐指气使。在重大工程的招标中，国内建筑设计单位与外国建筑设计单位联合，实际上仅仅为了给他人搭建一个平台，中国建筑师的设计仅作陪衬，他们的创造与创新的机会一次次被无情地剥夺。这无形中加剧了一些国内建筑师随波逐流的心态。
在恶劣无序的建筑市场角逐中，为数不多的建筑精英们无暇集中精力创造出更多的好作品，而是把精力和才能放在谈判桌内外，放在“开拓”市场上。只有获取足够的订单才能求生存，才能过好日子。他们不像教授学者，而更像游走叫卖的商人小贩。建筑师文化思想和独立精神之流失，是中国当代建筑也是城市的悲哀！
于是，拆、建；拆、建。一座座城市终于把“生米煮成了熟饭”。
城市化的提速与负载
争论“破坏性建设”，还是“建设性破坏”本身没有多大意义。
几乎所有的城镇都经历着量的扩张和质的变化。推土机、挖土机、打桩机、混凝土和塔吊的森林、时髦的玻璃幕墙与钢铁的构建，广场喷泉雕塑和绿地……摩天大楼、立交桥，以及城乡间低矮的棚屋、高低不平的土路，老街旧城的废墟，构成了当代中国城市最常见、最壮丽，也最破败的风景。
现在，中国城市化率达到了多少？
有人说还很低，只有30%～40%。
其实，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区已经达到了70％～80％。北京、上海、天津绝大多数的县已经变成了城区，乡镇变成了街道和社区。广州、南京、杭州、成都、武汉等大城市，像一个个巨大的磁场，把周围的乡镇都吸为城区，西安市甚至把百里外的临潼都吸入了城区。北京、上海取消了农业户口，浙江即将在全省范围内取消农业户口。
摸着石头过河，难免就有水流、路径和方向的问题。
“亡其国，先亡其史”，这从来都是外来闯入者最狠毒的一招。重温历史，不堪回首中的回望--在时间的坐标中，才能找到今天的定位参照。
两千年的时光依稀。100多年，不算太遥远，半个世纪，更能精确地计算与测距。城市的扩大与停滞，大跃进与大跨越，以及随之而来的调整。一再交错进行的变速成了中国发展的钟摆一般的“模式”。
新中国建立后，实际上采用的是农村与城市两元分隔的模式和管理方法。农村与城市发展，农村、城市的行政组织管理，农副产品与工业品的生产流通交换，农村人口与城镇居民之间的流动，都通过计划安排，用高度集中的行政办法进行协调解决。户籍与粮票--地方粮票与全国粮票--则把没有“粮票”的农民，一年四季固定在乡村与土地上了。“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是领袖与诗人理想的农村田园风光。
20世纪50年代，经济建设高潮中，我国中西部大批工矿型城市出现了。兴办工矿企业到农村招工；城市无法解决就业问题，靠“上山下乡”缓解失业。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跃进”、“大炼钢铁”和粮食产量“放卫星”后，国民经济进入调整阶段，城镇首先精简居民，动员来自农村的职工返乡，并对全国城市规模进行了压缩，4年中撤销建制市40多个。对城乡人口流动，特别是大中城市规模的扩大，实行了严格控制和限制。
潮涨潮落的中国经济，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到了几近崩溃的边缘。
在建国后前30年中，我国城镇人口仅增加了约1.3亿。
2007年春天，我到英国访问，从伦敦、剑桥、曼彻斯特、爱丁堡到工业城市格拉斯哥，在20多天的行程中，我再次想到半个世纪前提出的“超英赶美”的口号。当时一个重要的指标是钢铁的产量，而现在则是国内生产总值。中国的钢铁产量已经大大超过英国，国内生产总值按照购买力平价实际也已经超过英国。但我们是不是缺失了什么？--文化、传统，还是城市的历史风貌？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到第三产业，高新技术、服务业与旅游业的兴起，科学、文化与历史显得如此重要！
1980年后的20年间，城市化在中国提速，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减缓的势头。城镇净增人口约2.5亿，这还不包括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
农村劳动力的富余一直是存在的。在人口稠密的沿海地区，人均不到一亩耕地，即使是中部许多农村，一家人也只有几亩地。在我的家乡，种地几乎到了绣花般“精致”的程度。农村家庭联产承包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得到了空前解放--这种“解放”的具体表现是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农民在向城镇迁徙转移过程中，长期受到束缚的创造力和智能得到了空前的发挥--它与土地资源一样，在一波又一波开发中升值增值，并转化为巨额资本，成为中国经济起飞的有力双翼。
进入21世纪后，城镇化进一步加快。
这是一组数据：从1978年～2003年年底，我国的城镇化水平由17.92%提高到40.53％，提高了22.6个百分点。近几年中国城镇化速度是前31年的3倍多，是世界同期城镇化平均速度的两倍多。目前中国设市城市达到了660多个，建制镇2万多个，城镇总人口达到了5亿多。据预测，在未来15～20年内，我国城镇人口和城镇数量将增加一倍，城市化平均水平将达到60％以上。
中国城镇化速度快、范围大、影响广。在连天的大潮涌浪中，人们在没有足够思想准备和制度设计的情况下卷入其中。
四五千年的历史，农业革命、手工业和商业发展，中国大地上多次出现过众多的城镇，灿若群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