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江陵，无论如何应该是一个让湖北生辉的地方。自公元前689年楚国建都于此，就有“望族出于江陵”之说。在这一带，先后走出了助楚庄王“问鼎中原”的名相孙叔敖、助越王勾践复国的文种、政治家诗人屈原。公元1525年，这里又诞生了一个改写中国历史的人——张居正。
平民出身的张居正，成名的首要资本就是旁人望尘莫及的读书天赋，两岁时就因记忆好有了神童之名 ，10岁时因通晓“五经”声名鹊起。12岁由一篇文章考中秀才，13岁中了举人，只因主考官担心其过早得志不利成长，故意没有录取他。16岁再中举人，22岁则考中二甲进士。这样的成绩在中国千余年的科举考试历史上，该是屈指可数的。这个来自湖北江陵的青年，也因此走进了威严的紫禁城。
而张居正的优异远不止于此。回望中国历史，在文章上有建树的不在少数，而能象张居正一样同时在政治上建奇功的却几乎没有。苏轼少年成名，陆游文采超群，李白、杜甫诗才盖世，但是无一例外地在政治上不得志。对待政治，他们带有更多的率真、浪漫和单纯的文人气，以至文化人与不得志长期尴尬地联系在一起，动辄遭人暗算、被人排挤。只有张居正，恰如其分地将他的才气与政治完美结合，为读书人从政大大地扬眉吐气了一回。张居正是真正用心读书的人，真正带着宏伟抱负读书的人，真正将书本知识与社会现实用最好的方式联系起来的读书人。从读书到做学问，他从一个翩翩少年成长为学者，从做学问到思考研究，张居正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
他有心成就一番事业，但他知道，他首先需要得到权力。在政治斗争的旋涡中，他冷静地积蓄力量，适时施展才能，他懂得张驰有度，懂得让人接纳，懂得保护自己。他知道，一个连生命都不能自保的屈原，怎么去拯救他深爱的楚国？经过嘉靖、隆庆两代皇朝的洗礼，他终于官至迁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奠定了相当的基础。万历帝即位后，他的机会真正来临。由于皇帝年幼，由三位顾命大臣辅政，张居正位居第二。担当首辅的高拱处事的独断，成了张居正政治上的天敌，张居正审时夺势，抓住高拱与当红太监冯保的矛盾，联合太后，一举罢了高拱的官，使自己名正言顺地升为内阁首辅。为巩固权力，他亲自担任皇帝的老师，拉近与小皇帝的距离，也树立在朝中的威望，将大明王朝实际上的最高权力牢牢掌握在手中。他终于有了一个舞台，可以实施他的大手笔，他所处的时代也给了他发挥能量的足够空间。
明朝发展到张居正从政的年间，开始由盛转衰，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土地兼并规模愈来愈大，国家的税收愈来愈少，国穷财尽，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王朝危机四伏。张居正相信，他有能力让衰老的体制再现活力，于是大刀阔斧的改革席卷王朝。在内政方面，他创制“考成法”， 要求官员定期向内阁报告地方政事，罢免无作为官吏，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制；在经济方面，他一边重新清理理土地，一边实行著名的“一条鞭法”，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大大简化了征收手续，同时使地方官员难于作弊；在军事上，他派戚继光守蓟门，李成梁镇辽东，又在长城上加修了敌台，对鞑靼俺达汗采用和平政策。经过改革的帝国机器飞转起来，史书用“边境义安”、“太仓粟可支十年”、“太仆寺积金四百余”、“一时政绩炳然”形容当时的景象，己近末期的王朝喜现“万历中兴”局面，成为明王朝最富庶时代。
作为读书人，张居正从政之游刃有余让人叹服，更让人可敬的是，无论在多么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身上永远保持着中国读书人骨子里最为宝贵的清明洁净。明朝中后期皇帝大多懒惰，大权则掌握在少数大臣手里。这些掌权的大臣，往往利用皇上的怠政，私下勾结党朋，弄权敛财，制造冤案，陷害忠良，中国历史上几个遗臭万年的大奸臣严嵩、汪直、魏忠贤都出自此期间。而张居正执掌大权显然不是为一己私利，而是发自内心忧国忧民之始然。刚刚到北京的时候，他就上书皇上，直言上流社会对白姓搜括得太厉害，表达了“民何以堪”的忧虑。在为官期间，他没有歌台舞榭，而是闭门谢客，攻读历朝典章，剖析政务，探索救国兴邦之道。在掌握最高权力的十年里，他“私宅不见一客”，不受收一分礼金，辽东总兵李成梁想以送礼的方形感激提拔之恩，张居正说只要李殚精竭虑报效国家，就是送给自己最厚重的礼，其刚直不阿的人格，溢于言表。
一个品德高尚又能力超群的人，一个为中国历史写下光辉一笔的人，可叹的是依然没有逃过历代改革家的厄运，由于改革触犯了太多人的利益，在他死后不到十个月，家被抄，封号被剥夺，并殃及老母及子孙。熟读经书史籍的张居正，不会不知道，一个在权力颠峰的人、一个“损害”了许多贵族利益的人，其命运的险恶，但他矢志不移。
不同于商鞅、白起等前代改革家的是，对张居正的清算在他身后进行，生前却无人可以撼动，不能不说明他是智者中的精品。不同王安石的是，无论改革遭遇多大阻力，个人遭受多少污蔑，张居正没有万念俱灰，更没有选择归隐，而是始终战斗在最前延，又不能不说明他信念的坚定。
可悲的是，张居正不惜灭顶之灾点燃的革新之火因对他的查抄毁于一旦。在此后的六十多年中，明朝各种矛盾急剧发展，一发不可收拾，再也没有一个人能力挽狂澜。当明末的王公贵族开始怀念这位改革家，只能用恢复张居正及儿子的官职来表达忏悔，却没有人可以挡住李自成前进的步伐，挡住满清人的铁蹄。“明亡，实亡于万历”，实亡于对张居正的清算。
不管怎么说，从湖北走出的张居正，在遥远的北京是轰轰隆隆地干了一番大事业，以至人们发出“几人相业似江陵”的感叹。他的成名没有一点家庭背景的依托，祖父是江陵辽王府护卫，父亲则是一连七次没有通过乡试的老秀才。不过作为荆楚文化的发缘地，江陵丰厚的人文环境和悠久的历史，却实实在在地滋养了张居正。在江陵，他度过了二十余年的青少年时光，并结交了许多文友，此后一直与这些人有交往。为官后的张居正曾因为严嵩当道，心中郁闷，每当此时，他都会想起他的家乡江陵，他觉得家乡才是他最温暖的怀抱，是他心灵最宁静的港湾，于是两度回乡修养学农，共计六年。按落叶归根的理论，张居正的遗体安葬在江陵城东门外，永远与家乡融为一体。
作为江陵走出的大人物，张居正没有利用职权为家乡做更多的事情，被抄家里，家里的银子还不及冯保的二十分之一。倒是为了如火如荼的改革，在父亲去世期间，也没有按祖制回家守丧。而且因为他的原因，家乡的亲人遭受了巨大灾难，死的死，流放的流放。今天的荆州博物馆，还保留着皇帝御赐给张居正的龙尾砚和玉带，无声地显示着张居正当时的辉煌，而躺在博物馆的张居正手稿，还在替他表达着对家乡的深情。
江陵名相张居正，一个永远让你感动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