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世纪中叶，随着吐蕃王朝的兴起，松赞干布倡导创制文字，传播佛教，引进中原文化，从而自印度经吐蕃到中原形成了一条文化纽带，这种文化纽带受到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等方面的互相影响！从宗教方面讲，在“藏卫走廊”上基本形成了信仰统一的情况。唐代的兴盛，不只是唐王朝内部的因素，外因除丝绸之路的中西文化交流之外，还应有藏卫通道上的文化传播。通过这两条渠道使西部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传到中原，促进了唐代社会的繁荣发展，而中原的先进文化对西部的发展同时也起到了促进作用。因此，我们能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找到唐蕃之间文化交流与发展的同步现象。促进文化发展的主动因素应该是人，他们有僧侣、商贾、学者，也有游客。这些人在文化的传播过程中除了具体的行为之外，还必须依靠语言。而作为促进印度、吐蕃、中原之间文化交流的枢纽和经济杠杆——藏卫走廊，其语言的交际是关系到文化交流的关键问题。在长期的交流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像今天我们所认识的具有代表性的卓尼藏语的语音带，它基本上贯通了国内外学者所讲的藏卫走庳。因为其共同之处都是以声调来区别词意的藏语方言，语音特点也趋于一致。差异是有的，但在我们今天研究语言发展的过程时，应该承认其中的空间差和时间差。
在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过程中，除宗教、经济、文化的交流外，战争也是形成卓尼等藏语言特点的主要因素。
7世纪中期，吐蕃在藏王松赞干布继位后逐渐兴起，同时极力向东扩张，先后兼并了吐谷浑、党项、白兰等羌。甘肃、青海、四川的部分地区长期属于吐蕃。这个当时威震祖国西域的新兴民族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长期对其他民族进行兼并战争，在上至青海，下至甘肃的洮迭(卓尼、迭部、临潭）一带拉锯迂回。据史料记载，吐蕃出兵时富豪贵族都随军带有奴仆。这些奴仆在和平时期为主人从事农牧业生产，战争年代则服兵役，上马为兵，下马为民。这样使大量的吐蕃军民东迁到了当时藏汉边界的前沿地带。
松赞干布去世以后，芒松芒赞年幼，大臣噶·禄东赞以辅佐的名义摄政，独揽大权。这样一来，在吐蕃统治阶级内部形成贵族势力膨胀的态势。到公元698年（圣历元年），终于发生了遏制贵族势力发展的事件，从而剥夺了东赞长子仁钦陵的军政权力，剔除同党及亲属二千余人。仁钦陵子论弓仁反戈一击，率吐谷浑等7000帐降唐。这又使因战争留居甘青川一带的蕃民有所增加。
公元780年唐德宗即位，于783年在甘肃清水和吐蕃会盟，承认了吐蕃对所占领州县的所有权，使留在甘青间的随军蕃民有了较安定的生活环境。
当藏族社会进人公元9世纪以后，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矛盾也日益激化。公元842年赞普朗达玛死后，以王室后裔永丹和年松为首形成了两个对立集团，各地的吐蕃将领也因派系的不同而彼此发动战争，吐蕃政权分崩离析，地方势力蜂拥而起。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原来被吐蕃征服的党项、吐谷浑人又重新分离出来。昔日随军作战的奴仆也脱离主人的统治，纠集数千人，以“温末”自称，占领了甘肃的河西走庳、甘南及陇南地区，从而结束了时战时和二百多年的历史，长期定居下来。卓尼藏族的先驱们也来自这一时代。
我们还可以从地名、地理、交通等方面来进行考证。传说噶·益西达吉初到四川松潘一带叫“作格朗道”（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境内）的地方落脚。后来到了他的子孙辈些地和傲地兄弟二人时，他们希望找一个气候温和宜于发展农业的地方，遂流落到热东巴（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意为居住过流浪者）。从此地分作两路，一路沿白龙江而下，进住迭部，一部分顺草地向东初到“下作格”(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美武境内），后来才到卓尼的达高坡，估计时间已到了元朝初年。卓尼、迭部气候温和，益于耕作，粮食可以自给。来到下作格的这一支逐渐从游牧生活向农耕生活转变，在生活自给的条件下，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封闭的社会集团。对他们这样一个集团而言，很有威望的“噶”氏后裔自然被推举为首领。这种以经济关系和文化因素为凝聚力形成的团体，历经曲折，一直延续到明朝，受明赐封，成为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具有一定实力的封建世袭集团。
二、历史背景
到9世纪后半期，吐蕃统治阶级内部出现权贵之争，平民起义接二连三，戍边军民脱离吐蕃统治自号“温末”投唐，使得吐蕃王朝彻底崩溃。与此同时，地方势力不断扩大，割据局面与日倶增，“有的几千户、几百户聚居在一起，互不统属。”
邻近内地的藏族地区，即现今甘肃、青海、四川、云南等省的部分地方，在吐蕃统治期间，这里曾是唐蕃统治阶级挑起战乱的前沿阵地，区内以藏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在生产和生活上都遭到很大破坏。随着吐蕃和唐王朝的衰亡，在这一地区延续二百余年的战乱历史宣告结束，人民又过上了安定的生活。
在政治方面，从这里味续兴起的一些藏族地方集团，都曾向唐朝和五代十国的一些王朝纳贡、请封，或请求派官治理，并与之建立了不同程度的隶属关系。公元10世纪中叶，宋朝建立，这种政治上的隶属关系，又有了进一步的加强。
1260年忽必烈即帝位后，封八思巴为国师。1264年在元中央制院，其下设3个管理藏族地区的宣想使司都元帅府。甘、青两省的藏族地区和四川阿坝、甘孜北部的一些地方属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府地在今临夏）。在藏族聚居区，元朝设有室慰使、安抚使、招讨使、万户、千户等官职，负责管理当地的军政事务。万户以下的职官，都是任命当地的僧俗上层人物充当，并且可以世袭，逐渐发展成为以后的土司。”
各级官员都是僧俗并用，军政兼摄，即在地方上不但管理民政，而且同时又管理军务。这种僧俗官员并行的制度，一直延续了下来，成为此后西藏政教合一地方封建政权沿用的定制。
到明代，对藏区的统治基本上沿袭了元朝的一套制度。明朝在藏族地区除分封僧官外，还封三大法王，法王之下又有大国师、国师、禅师等僧官。跟元朝相同，明朝继续扶植佛教，赐封佛教领袖人物，采取“多封众建”的政策，对各个教派都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予以封赐。
就甘、青、川的部分藏区而言，到了元代，地方势力已逐渐形成。在上下作格（今四川省若尔盖、甘肃甘南合作）等地，已出现了很多大小不等的部落和地方势力。在意识形态方面，时值西藏佛教史上教派涌现的阶段。元朝统治阶级为了征服西藏，不但以武力的形式，还采取从意识形态领域渗透的方略，推崇佛教，以封赐法王、大国师等名号的手段来笼络教派首领。是时佛教在安多地区的发展也很快，出现了大小不一的许多寺院，其中属萨迦教派者最多。处于教派众多，各地方势力及教派之间相互纷争的形势下，寻找政治靠山是事关教派存亡与发展的大事。那些兴起的地方势力也十分需要巩固他们刚刚建立的统治权力。他们很懂得利用宗教作为麻痹劳动人民斗志的工具，故扶植佛教，使佛教为他们的阶级利益服务。在这种前提下，萨迦派则顺应历史潮流，以贡噶坚赞为首的萨迦派代表，于1246年应忽必烈邀请来凉州与阔端会晤，从而使萨迦派取得了西藏十三万户的领导地位。分属萨迦派系和其他派系的地方寺庙集团为了自己的存亡与发展，也在积极地寻找政治、经济、军事靠山。因政治和宗教属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往往利用宗教从意识形态方面统一人们的思想，这才是政治与宗教互相发生关系的根本原因。那些部落首领和地方势力也需要一种精神的统治工具，利用宗教作为属民的精神支柱，巩固和提髙自己的政治地位。如卓尼杨土司的先祖些地头人，前去朝拜卓尼寺，被该寺第一任法台萨迦派“格西”尊为施主，并委托由他管理寺院的所有事务，和寺院形成施主和受施的关系。这种神权和族权的结合，是宗教政治化的最初反映。
到了明代，那些元时受封的地方势力更加强盛。明朝采用“以本土之人，司本土之事”的措施，分封土司，安抚地方势力。当时在甘、青、川、云南等地的少数民族中封了许多土司，仅在洮州一带就封了土司、僧纲、都指挥使、指挥佥事、千户、百户等不下几十个。其中卓尼土司的先祖些地头人集族权与教权于一身，并因功被授予世袭指挥佥事兼武德将军。这样不仅在政治上、宗教上有了一定的地位，而且将其管辖的地方武装也纳入了边繮兵备的编制，形成了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具有自治权力的封建世袭集团，平时治理地方事务，战时应朝廷调遣。土司一年或两三年之间向朝廷进贡一次，受到朝廷物质上的回赐和荣誉上的封号，以此来荣耀自己的统治地位，以便威镇属民，或以求得朝廷封号来牵制各地方势力之间互相吞并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