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在一个文化课程里给学生一份功课，请他们就森美小仪的“我最想非礼女艺人事件”写篇一千五百字的文章。学生们全介乎二十二至二十五岁之间，是年轻人，但又不是少不更事的青少年。他们理应可以从一些经历中整理出较全面的看法，也就是说，应该较传闻中森美、小仪的目标听众——一般来说是小学生和中学生——更有分析和判断能力。然而大多数收回来的文章却告诉我，我是多么低估了他们都是由森美、小仪“襁褓”的一代人的事实：当思想尚在萌芽阶段时，这两位节目主持人陪伴他们的时光比任何人都多，为他们与同辈间制造了不知多少排遣寂寞打发时间的话题，是以在他们笔下，甚少是对事件的客观与全方位论述，而是爱莫能助居多——他们最大的感受，是觉得二人“唔好彩”（有欠运气），就像一群小朋友眼看一起作弊的其中两个被老师人赃并获，他们即使只是壁上观，心里到底戚戚然。
十份功课中有七份认为二人只是跟社会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而为了替二人开脱被宣判了的罪名，大多数同学都提出了一个相同的论证：为什么周刊封面能肆无忌惮地以标题来淫辱女艺人，“森美小仪的非礼那么含蓄”，却偏要受到公审惩罚？
文章都是学生们的心声，更是集体的价值观。他们认为：（一）如果周刊封面没有被追究，森美小仪也没有理由被追究；（二）“非礼”只是一个字眼，不能被当成行动看待，而没有行动便不构成冒犯。不过他们又不约而同地提出另一论据：“如果森美小仪的题目是‘我最想非礼的男艺人’，社会便不会反应如此激烈”——言下之意，是社会本来就奉行双重标准，既然非礼男艺人不会引起大众的震动，那么便不应该因被非礼的是女艺人而针对森美小仪。看得出他们无意讨论非礼在这次选举中的特定意义，而只是利用社会奉行的双重标准替森美小仪开脱。
森美、小仪不认为“非礼”有问题，我想那是因为他们是主流的香港人。香港的主流文化一向都是理所当然的男性中心，并且是草根式的（“麻甩”）。所以在森美小仪成长阶段耳濡目染的流行文化中，大不乏《奇谋妙计五福星》（钟楚红被吴耀汉、冯淬帆、岑建勋、洪金宝、秦祥林轮流“抽水”非礼是港产片中的经典场面）、《追女仔》系列（一直到《精装追女仔》、《超级无敌追女仔》）、《求爱敢死队》等（由石天、麦嘉到王晶）“癞蛤蟆想食天鹅肉”的男性性幻想。而在这些电影当中，除了一群缺德鬼和被欲望投射的靓女，通常还有一个女性身份失效，导致她近乎“没有性别”的女配角（例如瘦身和变靓前的吴君如）。“没有性别”是由于她没有SEX APPEAL，本来处于这个不利位置的女性，却原来可以藉与男性联成同一阵线而凌驾于“美女”之上。今次事件中，小仪不以当选“最想被非礼女艺人”第一名为忤，与港产片中处理吴君如的惯常模式如出一辙——以女性做挡箭牌宣示“既然本人（女性）不介意，便不存在侮辱女性的成分”，但却暴露了小仪的当选不过是掩眼法：谁不知道她在节目中一向是以丑角争取认同，她身先士卒被选为“最想非礼女艺人”，未尝不可被理解为是认真地（选举目的）替选举戴上一个不认真（选举态度）的安全套。
是次事件引起的争议声中，有不少认为反对人士是“小题大做”，甚至是把事件政治化，其中更有人持“森美、小仪不过是后生细仔玩大咗”来淡化传播机构对于建构和强化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力。先撇开年过三十岁的两位主持到底是心智仍未成熟，抑或是以“后生”之名鼓吹反智，我觉得更加值得探讨的，是在一些表面开明的言论背后，可有隐藏着对批判男性中心的主流价值的抗拒和回避？因为，若对事件背后的价值观继续拆构和分析，必然会使某些被男性中心价值观保护的人之偏见和歧视彻底曝光，致令他们人格和诚信受到质疑。由此推论，他们为森美小仪说的话，会不会是在替自己说话？
2006年6月8日—6月20日
豪门情结与皇室想象
现实里有大美人女明星生日，富豪一掷千金搏她一笑；连续剧也乐此不疲地搬演着类似情节，只不过背景不是现在，而是女人必须以色相换取生存的“过去”——红了一出《金枝欲孽》，效颦者有《大清后宫》，虽说现实乍看没有这些戏剧般险象环生人人自危，但“好戏在后头”的刺激性，对于社会大众来说还是一样的——但见新人笑，不闻旧人哭，只是情事瞬息万变，新和旧的位置谁敢保证不会说变就变？是的，我一直认为拍了又拍的清装宫闱剧集在华人社会仍有市场，是两岸三地的中国人最容易把得不到满足的欲望投射到它之上：我们其实都想像欧洲人一样，拥有一个既被羡慕，又被唾骂的“皇室家庭”。
又因为中国不可能像英国或丹麦甚至日本般拥有皇族，所以“豪门”才会成为心理和实际上的补偿。表面看皇帝家庭只有一个，豪门却如百家姓，随时可以列出长长一张名单，两者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而最大分别，是象征民族最高道德典范的第一家庭绝对不能犯错，但民间的寻常百姓，即使再财雄势大，也不用承受同等压力。因此，大家不难发现欧洲（例如英国）的狗仔队主力是咬住女皇伊丽莎白一家子不放，相对于皇室，他们对一众大亨明星名人反而较为“对事不对人”。
反观我们的大小传媒，却是渔翁撒网，疲于奔命——都怪至今未能锁定一个长期能够提供绯闻、丑闻、奇闻和没有新闻也可以随时替他制造新闻的对象？这样的对象虽然可以由艺人名人出任，但请别忘记，艺人可以息影，名人也可以归隐，甚至政治人物也可以用下台来避开所有长短镜头，唯独皇室中人一日是蓝血人，一辈子都是蓝血人。从宿命的角度来看，他们除非是圣人，否则代代相传，传媒毋须担心没有借用他们赚钱的机会。
话说回来，既然华人地区已渐跟西方看齐——他们任何名牌，我们都能以金钱换取——偏偏欠了最尊贵的民族身份象征，唯有劳烦媒体一边打造，一边经营。九十年代初在香港创刊的某周刊开了先河，每期例必报道上流社会的社交活动，将殖民地的夕阳风情向草根市民推销。是以新兴词汇如BALL场（舞会）、BALL后等，为香港人大量制造提升身份地位的欲望。再不久之后，同一机构出版的日报更将炽热升级：豪门中人穿什么，吃什么，买什么从此天天见报。就是在报纸销量全面低落的黑暗日子里，新闻图片会因节省印刷成本而改印黑白，唯是名人版里的每张照片维持七彩。
七彩的意义，是达到刺激欲望的目的。本来，皇室人员与艺人明星在性质上的最大分别，是前者每次在媒体出现，理应都是执行公职如出席慈善活动。带有服务社群性质的活动不同于个人宣传，既然他们的功能不是为了娱乐大众，报道也就不应该着眼在其私人生活。也就是说，他们是国人情操的化身，而不是情人眼中的苹果。问题是，在没有皇家的地方，艺人明星却在“担起贵族责任”之余，还要身兼二职：既要有教人景仰的人格——这样才会使善事做得有说服力；与此同时，他们又不能完全罔顾大众被他们吸引的真正原因——毕竟不是因为他们不吃人间烟火，而是他们的或风流倜傥，或美艳不可方物，总之都是欲。
针没有两头利，艺人明星也不可能个个做到一人分饰魔鬼与天使。因此，他们的生涯注定是要不精神分裂，要不就像我们的刘德华：从他即将要发的新唱片的主题看来，他的确是向着另一个境界进发——不是贵族，不是元首，是成为某种精神领袖？若他追求的目的是“成功”，那必定是抱了破釜沉舟之心：将私生活归零。
从观众的七情六欲中升华超脱，代价可能是多了一些人的支持，失了一些人的兴趣。凡夫俗子生活里不能缺少的，离不开是《金枝欲孽》、《大清后宫》与二十一世纪现代人心态合谱的古今交响曲：大美人会否终于嫁入豪门——“入宫”？“入宫”后能否继续受君王宠爱？君王之上又可有太上皇和太后？大美人的命运和中国史上的后妃将有何雷同？
要逃避上述诅咒，除非如张曼玉一般——虽然她的“远嫁”还是会被中国宫廷连续剧的死忠粉丝定性、归类为“昭君出塞”。
2006年6月25日
由自杀想起
自杀在香港，往往沾有一点星味——光有阮玲玉在上海开的先河，随后万人空巷的纪录创造者如林黛、乐蒂、张国荣等，都替自杀漆上一层难以磨灭的光芒，使死者成为香港天上的流星。就算不能永留青史，但集体记忆一定给他们保留席位，是怀缅，是惋惜，是慨叹，是同情，总之不会如废纸被一手皱成一团再投到篮子里，如写坏了的情书。
对于自杀明星的生命，大众可谓“人弃我取”——从此不怕他（们）私自发展出与我们期望不乎的枝节。甚至，以古典美人（《玉堂春》、《梁山伯与祝英台》、《倩女幽魂》等电影的主演）乐蒂为例，尽管有哥哥雷震一再试图通过访问说服公众她是死于意外而非自愿，却只能怪“佳人薄命”与“玉殒香消”之类的词汇与乐蒂的形象与戏路太太吻合，以致历史不可能因另有实情而自动改写——“历史”，本来就是大多数人想听、喜欢听的故事。
纵然，现实中死于自杀者不像娱乐圈的例子般“重女轻男”。两者的最大分别在于，现实里的男性自杀者多数是遇上困惑但不懂如何求助，又不愿随便宣泄情绪，于是以死找寻出路。所以跳楼、自焚者无分身份上的贵贱，当中既有中产与无产阶级，也有上下流社会。足证压力一旦无法负荷，男人的膊头不一定比女人强壮。当年因债务缠身而以一死解决的钟保罗便是其中例子。除了他，自杀在娱乐圈都近乎是女性的专利。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是张国荣。但张在某层意义上也是“女明星”：华丽、优雅、“孤芳自赏”，更重要一项，传闻他的死与爱情有关。
爱情使男人“女性化”——罗兰·巴特的名句——故此因得不到爱情而轻生的男人甚少受人景仰，因为一死更肯定他是“娘娘腔的”。很多年前香港发生过一宗男性为情自杀的新闻，一女二男中的女主角是城中的名女人，裙下之臣中有一位因追她不到而狂吞安眠药，事件的英雄当然不是痴心的男主角，而是后来到医院去探问和安慰他的女主角。
女人的名字在这次所以不叫“弱者”，因为她是狄娜。
遇上事业失败，感情受挫而没有倒下去的，都有成为强人的机会。乍看娱乐圈的存在是为了给心灵弱小的普通人注射强心针，但圈内却百分百是强人世界——每个人都要通过市场考验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于是造成好些艺人不能不在可亲与可怕、敏感与麻木、自大和自卑、爱自己和憎自己的矛盾中挣扎。信心不足是艺人的天敌，但信心爆棚又会带来精神上的另一种折磨：世界被过分膨胀的自我排斥在外，一个人在孤寂之中慢慢窒息。
再已感觉不到生命的人有理由相信自己已停止呼吸。“自杀”不过是替已逝的心灵找回死去的躯体。你可以说，除了是心理活动的催化，寻死也是对哲学的背弃——当答案就在眼前，一切问题还有何意义？吊诡的是，若说自杀是希望的破灭，寻死的人却总是在遗书上留下未有答案的问题。张国荣有他著名的“为何这样？”，近日自杀获救的芝SEE菇BI的“遗书”更是满纸对婚姻和关系的“为什么”。只是生死所系不全是理性和感性如何搏斗，却在于情绪扮演怎样的推手，也就是一般人认为的“一念之间”。
2006年10月19日
性的八卦
八卦
西谚说：“好奇心足以杀死一只猫。”那“八卦”呢？是只会使小动物遭殃，还是威力足以摧毁一个城市，一个民族？连番“偷拍”风波之后，轮到“自拍”也出问题了，“谁是遗失手机的艺人A小姐？”成为城中最受欢迎的猜谜游戏，可以想象全港白领蓝领又将不乏大量碎嘴、扯谈的话题。有了可以大声讲笑的是非，便不用为生活与工作压力没处发泄伤脑筋了。
八卦，从正面角度来看，确是纾缓压力的有效“良方”：（一）所谓先有共同的敌人，才有共同的朋友，因此一个被公认的针对对象，变相制造大量的和谐；（二）既是八卦，即牵涉未被证实的信息，在百般揣测的过程中，人际间多大的距离都有实时被拉近的可能。只是这些正能量有时也是负能量的“祸根”：当八卦被利用来替某小撮人攫取暴利。
八卦从来不会漫无目的，八卦背后，就是“权力”。换作从前，被八卦觊觎的对象一定有着某种身份上的优越，才会像花蕊吸引蜜蜂，蜜糖惹来群蚁。而八卦之所以总是“由下而上”而较少“由上向下”，便如“人往高处，水向低流”般属自然定律。但你会反问，在八卦周刊的读者群中不是有一定数量的中上阶层吗，这又如何解释？
只要你明白现实的身份和理想中的地位可以存在哪些落差，便不会诧异再富裕的人为何还是会对他们口中的“戏子”又爱又恨——谁不渴望被万千宠爱的目光集于己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