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2直面现代文学批评话语之间的内在价值冲突
这三大话语系统，事实上，并不像人们所预定的那样和谐共存，因为20世纪中国文艺批评学三大话语系统之间，始终存在着冲突，相互间的缺乏理解与深刻的偏见，导致文艺批评学三大话语系统形成“波浪形运动”，即当某一话语方式占主导地位时，另外的话语方式则退居次席，处于隐蔽状态。不过，当声音的单调与思想的贫乏引起厌倦时，人们就会在文化通观中，让真正具有“原创力”的隐蔽式文艺批评学话语重新显示出力量。事实证明，以任何外来的文艺批评学话语来充任中国文艺批评学话语的主导方式，皆不可避免消化不良，因为找不到精神生长点和理论根基的文艺批评学话语是很难具有持久生命力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诗学”的新话语体系，像走马灯一样，在中国诗学批评中登场，但是，没有任何批评话语在中国文学批评中得到持续地创造性发展。例如，神话原型批评，虽然被有效地借鉴和运用，促成了中国文学批评的深度表述，但是，真正独立自由的文学批评者，也未能对这一理论进行真正的批评与创造性改进。正因为如此，就有必要对中国古典文艺批评学话语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话语的冲突、中国古典文艺批评学话语与西方文艺批评学话语的冲突，以及西方文艺批评学话语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学话语间的冲突，进行比较分析。
中国古典文艺批评学话语与西方文艺批评学话语的冲突是客观存在的，正因为存在着冲突，所以，通常有两种偏向：一是中国本位者，一是西方本位者。本来，以中国文艺批评学或西方文艺批评学为专攻无可厚非，但随之而来的往往是因误解而带来的偏见，或以中国文论否定和排斥西方文论，或以西方文论来否定和排斥中国文论，这两种偏向，皆是要不得的。中国古典文艺批评学话语的中心，实质上，是偏重于鉴赏和体味的探讨，较有影响的理论话语大多关涉鉴赏判断。在文艺批评中，似乎存在着基本的分工：思想家偏重于文艺理论的本性、功能与价值的探讨，而艺术家则偏重于文艺特性的体悟和阐发，因此，在古典文艺批评学话语中，占主导的是“鉴赏判断”。中国古代文艺批评学有其自身独特的发展道路，因而，文艺批评学话语本身，也存在着许多理路需要打通，过于简单地去把握古典文艺批评学话语不会做出真正的判断来。在探讨中国文化之特质时，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徐复观的价值立场，正是与西方文化相比较而确立的，在他看来，中西文化冲突，应归结为文化的差异。“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发轫之初，其动机已有不同，其发展遂分为人性的两个方面，而各形成一完全不同性格。”“希腊学问的主要对象是自然，是在人工外的事物，而其基本用力处则为知识。”“中国学术之思想，起源于人生之忧患”，“主要为自己的行为规范”。一方面，努力“把人建立为圆满无缺的圣人或仁人，对世界负责。另一方面，则努力“使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皆成为一个仁的关系。”这一比较阐释，是有其客观合理性的。事实上，中国古典文艺批评学话语中的许多体悟是深刻的，皆关涉个体与民生，例如，在《国语》中，曾有一段话专门论乐：“夫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声以和乐，律以平声。”“物得其常曰极，极之所集曰声，声应相保曰和，细大不逾曰平。”仔细体味，这其中大有深意在。面对中西文化的差异，对待中西文艺批评学理论，必须科学严谨地去探讨各自的独特性，不寻求盲目的会通，而寻求深刻的把握，认同两者的合理存在，冲突也就必然消解，因为真正的融合往往是最高意义的相互理解，而相互理解是建立在会通的基础之上。
从文学批评本质意义上说，对古典文艺批评学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学之间的冲突，亦应作如是观，因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学偏重于文艺的社会学研究，而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与过去的全部文艺批评学话语不同，马克思力图在现实革命斗争中，在社会经济政治的现实命运中来真正理解文学的使命和意义，从而规定文艺批评学的任务。这种精神立足点的差异，使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家大多具有革命者的胸怀。无疑，这一话语系统，对于文学的功能、价值、属性、使命，皆有其清醒的社会学和政治学的任务，所以，他们把文艺理论规定为特殊的审美意识形态，强调文艺的“党性原则”。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追求崇高的理想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精神品格，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较少从心灵入手去探究文学创作的内在奥秘，这种全新的理论思维，势必与古典文艺批评学话语形成内在冲突。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可以重新评价古代艺术，但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话语，又不可能完全取代古典文艺批评学话语。古典文艺批评学话语，往往从儒家精神出发，对艺术的教育和感发力量，对艺术的讽喻和批判功能皆有特殊的规定，尤其是对“诗和文”的品鉴往往能够点染出技术的高明和心灵的巧智。因此，古典文艺批评学并非完全忽视对文艺社会本性的思考，只不过，这种思考，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学理论有着根本性差异。可见，任何冲突和差异，皆由基本立场所决定，只有在相同的语境中交流，思想观念才易于获得认同。在不同的文艺批评语境中，交流必然形成根本性断裂，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文艺能够进行某种合理的阐发，但各种阐发之间必然形成巨大的差异，无法取得根本性的统一。
相对说来，西方文艺批评话语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学话语之间的冲突，主要不是语言上的冲突，而是思想上的冲突，因为这涉及文学的根本性认识。西方文艺批评学话语的基本特点在于：强调文学艺术本文的结构分析，因为文艺批评学作为知识体系，总是试图解释文学语言文本结构的奥秘，所以，西方文艺批评学关于艺术结构的分析，显得特别发达。在西方古典文学批评话语中，情节的分析、三一律原则、故事性总是受到强调，巨大的时空感是他们认同的目标。无论是荷马史诗，还是但丁的《神曲》，无论是莎士比亚戏剧，还是歌德的诗剧，皆很强调结构艺术，新批评派和结构主义诗学，更是把这种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当然，强调文学的心灵特性的分析，例如，想象力问题，一直是西方文艺学的中心问题。无论是再现，表现，还是“体验流”，实际上，皆与想象力和主体性创作意志相关。对于“想象问题”，罗斯金有着独到而深刻的解释，他说：“一个富于想象力的人所写下的每个字，其中皆包含有可怕的意义的暗流，在上面有他所出自的深处的印记和影子。它的意义是含糊不清的，常常是半吞半吐的；因为写它的人既然清晰了解到底层的事物，可能不耐烦作详细的解释；因为，倘若仔细研究它、探索它的由来，它总会把我们完全地领到灵魂领土的首都，从那里我们可以查明所有通往它最远的国境的道路和足迹。”有关想象问题的探讨，构成了西方浪漫主义诗学中心话语。强调文学语言的独特性，现代西方文艺批评学的“语言学”转向，正是对文学本性的强调。无论是诗性语言观，还是形式主义语言观，皆极大地推动了文艺批评学的发展。在目前状态下，话语分析、叙事话语、叙事句法、叙事时序等问题之被高度关注，正与语言学之兴起相关，而且，语言与存在的关系，语言与解释问题，语言与间离效果问题，使得西方现代文艺批评话语呈现出蓬蓬勃勃之势，特别强调文学创作的新观念新思维和新探索。
从西方文艺理论史上，可以看到，西方文学思潮此起彼伏，尤其是现当代文艺理论，新思潮格外突出。从象征主义、意象派、意识流文学、存在主义、表现主义到未来主义、魔幻现实主义、荒诞派，文学观念和文艺理论观念产生了巨大的飞跃，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换。这说明，西方的文艺批评学热衷于话语创新的极端努力，力图在冲突、动荡和巨变中为文艺批评学的发展寻找推动力量。西方文艺批评学话语，一方面屈服于创作新观念新思潮，一方面屈从于哲学新观念和新思潮，两者之间并不完全一致；文艺批评学的变革，往往不足以推动文学创作的革命，因为文艺批评学理论自身并不是完全建立在创作的基础之上的。在西方文化语境中，马克思主义文艺话语并不是作为对抗和分离的话语出现的，相反，它是作为一个思潮和派别而出现在西方文艺思潮中。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学话语，先后被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和生命哲学所改造，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学话语的当代发展趋势，这尤其表现在法兰克福学派之中。因此，文艺批评学话语之间的交流与对抗，是同时发生的：没有交流就没有对抗，没有对抗也就无法产生真正的交流。理论探索的真理性追求，似乎越来越受制于存在的信仰，逻辑本身作为一个工具，同时，建构和瓦解着文艺批评学自身，所以，冲突将持续存在，焦点在于文化自身的价值基础的进一步巩固。
2.1.3现代文学批评的话语危机与批评思潮的时尚性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20世纪中国文艺批评学的困境，与文艺批评三大话语系统之间的冲突很有关系，因而，当前的文艺批评学探索显示出种种不足，在重复与自语中徘徊，找不到思想的彼岸，看不到思想的绿洲。当前文艺批评学的探索，主要是思想的危机、方法论的危机和话语分析的危机，这种危机境况，从语言与思想方式上看，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表现。
首先，隔膜与封闭状态，表现出现代文学批评话语内部的思想危机。从事实出发，20世纪文艺批评学三大话语系统之间各设壁垒，极其封闭与隔膜，因此，从真正专业意义上说，当前文艺批评学三大话语系统之间少有真正的沟通者。古典文艺批评学探索者“死死守住”古代典籍，论断必须出自“原典”，讲究“释字解词”或“说文解字”，大多数中国文论著述拘泥于一人或一书“做文章”，这样，就出现了相同的话语方式。例如，关于刘勰的文学理论思想，大家往往就本文加以系统归纳而阐释，这种言说方式，实质上，是原典的通俗化，谈不上理论上的发现和话语的创造。事实上，关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的研究，解释者的言说方式，几乎大致雷同，少有出新意者。我经常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刘若愚、熊秉明等汉学家，在解说中国古典文艺批评学思想时，往往有新的话语表达？在我看来，重要原因就在于：思维方式上的革新与中西诗学观念的自由融合。当然，对于国外汉学家的汉语诗学阐释，也应保持警惕，因为他们大多思维新颖而内容空洞，缺乏对中国原典的深入解释。但是，他们从西方文艺批评学话语方式找到某种富有生命力的言说方式，以此来解释中国古代文论、书论、画论，自有新异独到的创见。这还可以通过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费正清等的《剑桥中国史》和唐力权等的新儒学探索中，找到创新的思想踪迹；其实，古代中国文论，完全可以换个说法，从中讲出新意。中国本土文学批评的思想封闭性，往往导致与其他文艺话语的隔膜，对于许多中国文论的言说者而言，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话语，尤其是西方文艺批评学话语往往知之不多。同样，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学和西方文艺批评学而言，他们对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也是知之甚少，因为这两种文艺批评的言说者对于中国古代文论显得异常隔膜。西方文艺批评学的言说者，主要阅读西文，西文浩如烟海，因此，大多数西方文艺批评学话语的言说者，不能形成“诗学通观”，只能就“某家某派”进行研究。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粗略的通论”胜过“精细的专论”，因为专论涉及许多分类问题，而有所影响的西方文学理论往往是通过翻译实现的。由于找不到语言支撑，因而，对于西方文艺批评学的言说，往往也是一筹莫展，缺乏思想方法上的独创，只能进行分类的收集和汇编。大多数西方文艺批评学的汉语言说者，只能给国人提供一些文学批评思想或思潮的学术分类，而不能与西方文艺理论界形成真正的对话。现代学者承认，相比陈康在希腊哲学解释方面的创造性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新释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所发挥的重要影响，文学批评有许多工作要做。一个真正的理论家，必须在东西方文化对话中具有可沟通性，不仅要在当前中国文艺理论中产生作用，也必须对世界文艺学产生新推动。把西方文艺理论译介到中国，自称“先锋派”，实质上，是欺诈行为，因此，这三大话语系统，无论在实际探索中以哪种言说方式为本位，必须兼顾到其他话语方式，否则，就是封闭性的探索。任何封闭式探索，是无法取得真正的理论进展的，有生命力的文艺理论，大多是在文艺批评学通观中取得突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