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市长是公平的。”斯塔弗隆沉思着说，“他是土耳其人，我们知道他是土耳其人，我们知道永远也不可能把他变成希腊人，但是，他们欣赏他的合作精神。”
我谢谢斯塔弗隆花时间回答我的问题，之后走回到广场上。我有一个印象，觉得城里的每个人都知道我和司各特来过这里，其中一半人还在各家窗户缝里观察我们。我开车到一家土耳其餐馆去买鱼吃，皮拉一向是以新鲜鱼而闻名的。饭菜不错，但还没有好到让一个城镇因此而出名的程度。我吃得很快，之后回到车里。特鲁多斯山区飘来乌云，等我开上公路的时候，很大的一场冷雨已经开始冲刷我的窗玻璃了。
我开车朝西北边的尼科西亚去，一路上在想，希腊塞浦路斯人永远也不可能赢。能够给这个岛屿带来稳定的惟一东西，就是经济上的逐渐啮合，而两边又都不肯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希腊塞浦路斯人固执地拒绝跟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做生意，因为那会间接地支持登克塔什政府，而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已经把破坏这两个国家刚刚建立起来的相互关系视为没有说出口的一项政策。如果和平来到塞浦路斯，希腊塞浦路斯将成为欧盟的合格成员，而这是已经被欧盟拒绝的土耳其无法接受的。对于希腊塞浦路斯人来说，惟一的出路就是从外交上确认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并宣布敌对关系结束，但这样的事情又是永远也不会发生的。哪怕为欧盟所接受都不值得他们这么做。
因此，冲突就不断延续下去了，维和部队也只好不停地巡逻。
“南方所有的政客从独立之前就已经在围绕这个问题活动了。”一位著名的希腊塞浦路斯记者解释说，让我感到尴尬的是，几个月之后，这位记者要求不要公开他的身份，这是一个倒退，证明塞浦路斯政治活动中存在令人沉闷的偏执狂。从皮拉回来的那天，我找到他。“他们把挑衅当成了一门职业，”他继续说，“就是这些人打输了1974年那场战争的……他们成为自己的花言巧语的囚徒，除开塞浦路斯问题之外，他们什么也不懂。”
那位记者年龄很大，足以构成最后一代人的一个部分，这一代人还记得土耳其人入侵的事情。再年轻一些的人实际上在成长的过程中没有与土耳其塞浦路斯人接触过，因此只知道政府所说的有关他们的话。很明显，他再也不想听那些话了。
“没有人公开表明观点，不会把这话说出来。”他说，“但现在，街上普通的人都会说，‘我们为什么不修一堵墙呢？’”
“真的修一堵墙吗？”
“是啊，很高的一堵墙，他们在那边，我们在这里，”他说，“我们再也不想见到他们了。”
之后，我步行到闹市区吃午饭。天气晴朗起来，英国旅游者又大规模出动了。他们在古奇和贝内顿时装店里游逛，坐在咖啡屋里喝咖啡，面孔朝着太阳。在几个街区远的地方，数千土耳其军队在掩体里等待攻击命令。我想，这样的事情永远也不会发生。他们已经拥有了他们想要的东西。
司各特·安德森塞浦路斯北部土耳其人共和国
在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最后几天里，我带着由政府公共信息办事处提供的一位翻译四处走动。这说明政府认为主动发展公共关系是相当重要的，信息办事处竟然处在其外交和国防部的保护之下，派艾申这位举止稍显僵硬但可爱的30多岁妇女来监视我，但任何一丝忧虑都风吹云散了，然而，在大部分会谈中，她的厌倦都是十分明显的。
结果发现，艾申原来是利马索尔市人，在现在的塞浦路斯共和国境内。她家属于殷实的中上层社会，祖父是一位大地主，父亲是一名医生，但在1960年的“飞地时代”，他们失去了一切。1974年的领土分割后，他们成为难民逃到了北方，艾申最终出国到伦敦上了大学。几年之前她才回到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这个归国决定她显然是在后悔。“这里总是一成不变，”经过一次特别漫长和无趣的谈话后，她这么说，“同样的政治，同样的争论。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困在一场噩梦里，根本都无法醒过来。”
直到去年为止，艾申一直都积极参与“两个民族社会”的谈判活动。在联合国和国际冲突解决团体的支持下，那些谈判活动旨在把土耳其塞浦路斯人和希腊塞浦路斯人的小团体团结起来，包括商人、知识分子、教育工作者，希望这样的对话可能导致政治上的突破。但这项活动受到双方政府和保守媒体的嘲笑，所以基本上归于流产。“那可真是太糟糕了，”艾申说，“因为我感觉尝试一下任何有可能使局势得以改善的东西都是很重要的。”她现在扛着“反战分子”的标签，使她在办事处里不断遇到麻烦。
采访期间，艾申想办法使我转向，她带我去看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更赏心悦目的一些地方，其中一处便是法马古斯塔郊外的圣巴纳巴斯修道院。在已经荒芜的内院里，她坐在一棵苦柠檬树下的石头长凳上。“这是我在国内最喜欢的地方之一，”她说，“这里和卡尔帕斯半岛。在那里，一切都那么安宁，有数英里长空无一人的海滩，有小村庄。人若真想摆脱一切，最好是去那个地方。”
到此时，我已经对她相当了解，知道她所说的“一切”是什么意思：政治、演讲、问题。
在圣巴纳巴斯修道院，我们离烈士村仅有4英里远。1974年7月下旬，也就是土耳其和平行动第一阶段开始后的几天内，埃奥卡的枪手占据了土耳其人的3座村庄，把80多位村民带到野地里枪杀了，之后将他们的尸体扔进了万人坑。今天，连接那些村庄的公路称为烈士路，公路旁边有几处差不多一模一样的纪念公园，公园的正中央都竖着一面石墙，刻着被枪杀者的姓名，都有独立式的广告板，展示万人坑发掘过程中同样可怕的一些照片。顺着烈士路，沿途都有很大的黄色标牌，他们费心用英语和土耳其语印好字，指向万人坑的实际场所。
我提出接近烈士村，艾申的情绪一落千丈。
“您当真想去看看吗？”她问。
我说不，以前看过，她看上去大松了一口气。
在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最后一天，我说服艾申带我去塔什肯特村，是在莱福科萨城北边的山上。我之所以想去看看塔什肯特，一方面是因为就在村外的山坡上，漆有巨大的土耳其塞浦路斯的国旗，另一方面也因为据说那是一个寡妇村。原来的塔什肯特村在南边，1974年的战争中，差不多所有成年男性都被希腊塞浦路斯枪手捉起来枪杀了。在1975年的人口迁移中，塔什肯特寡妇们被带到北方，把以前属于希腊人的弗诺村给她们当新家园了。
我在村子里转悠，看见一位穿黑衣的老妇坐在充足的光线里，就在她家的门廊下。她叫艾敏·穆塔利普，跟她一起坐在太阳底下的是她92岁的父亲穆斯塔法·萨迪克。艾敏很客气，搬出椅子来给我们坐。我问她一些问题，她就跟我讲了很久以前发生的屠杀故事，在那场悲剧中，她丈夫和两个兄弟都死了。突然间，她和老父都哭出声来，之后，艾申也哭了。
后来，我们在塔什肯特村的主街上行走的时候，艾申为她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而抱歉。“让我想起自己的往事，”她说，“住进难民营的时候，我才不过是个小姑娘，但记得我们很穷，我总是饿肚子。我们全家人只得逃往不同的地方，父亲总是担心，他想找到其他的亲人，他想弄清楚他们是否还活在世上。我童年时期有3次当了难民，但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想这件事情了。”
但是，等我们开车沿着通往莱福科萨的小山前进时，我发现艾申的不幸还有另一个原因。约在前10天，也就是我到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那一天，驻扎在内罗毕的土耳其安全特工抓住了好战的库尔德斯坦工人党的领袖阿布杜拉·奥卡兰，并将他带回土耳其。土耳其政府认为，奥卡兰必须为约3万名土耳其人的死亡负责，而美国政府也将他列为恐怖分子，希腊驻肯尼亚大使馆将他藏匿起来，他一直持假造的塞浦路斯共和国的护照四处旅行。
“在我看来，这就是末日。”艾申在车里说，“以前，我觉得自己并不想相信希腊人有多么恨我们，也许能够找出一个办法来让我们和平相处。但对他们来说，仅仅因为奥卡兰杀死土耳其人就支持他这样的一种人，现在我明白他们有多么仇恨我们了。现在我看不到任何一丝走出困境的希望。”
开车的时候，我心想这是一个希望多么渺茫、积怨多么深厚的地方啊。塞浦路斯就如同装了太重的石头而要下沉的一条船，虽然世界上有很多人谈到如何找出办法来让这条船重新浮起来，但是，船里面的石头却一块也没有卸下来。反过来，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却都在忙着往这条沉船上扔进更多的石头。德林尼亚屠杀、为欧盟成员地位的争斗、奥卡兰事件……明天，他们无疑会找到另一场斗争。
这么说，问题到底该如何解决呢？冲突双方都拿历史当作武器，并援引历史作为自己为求得公正而发出的哀伤的呼吁。但是，如果塞浦路斯的历史，实际上是世界上的大部分历史能够显示出什么内容来的话，那就是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公正。你住在自己的家里，直到有一天有人会来将你赶出去，之后，他会生活在里面，直到另外一些人再来将他赶出去。在这个岛国的历史上，你能够指着哪一个具体时期说，“在这里，我们将修正错误”，之后就可以把前面所有的历史推到一边去？很明显，人都不能往回追溯太久，因为在塞浦路斯，就如同在别的任何地方一样，总会有个更早的受害人。
说得更具体一些，如果双方明显没有兴趣来解决自己的问题，那你如何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呢？从小处着手，我觉得。应该向他们指出，在全国各地贴上墙纸一样的照片，张扬那些被对方杀死的人的悲惨照片，这也许不是培养友爱思想的最好办法。应该表明，把数以千计的人被杀死的一场军事上的防卫行为描述成“和平行动”也许是不准确的，也许还有更好的办法把自己的对手带到谈判桌上来，而不仅仅是把对手说成“所谓的伪国家的大臣”。哪怕这些最起码的步骤，塞浦路斯人都不愿实施。坚持差不多1／4世纪以前说过的一些话，完全拒绝做出任何一种让步，你最后只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那是因为他们自己希望事情就是如此。
但也许还有另一个办法来看待这一切。在1974年分割以前的15年种族暴力冲突中，双方都有数以百计的人被打死。而在从那以后的25年里，一共才有16人死亡，这个数字跟糟糕月份里死在公路上的人差不多。联合国每年花费9，000万美元使一个难处理的冲突区域得到安宁，这个费用是最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科索沃的军事行动中仅只两天的费用。当然，在塞浦路斯，人们受过很多苦，有了很大的损失，尤其是那些被赶出家园，被迫一切从头开始的人。但至少在目前，因为有了缓冲区的隔离，他们又有了重新开始的机会。这比通常在战争区内发生的事情强得多。
因此，也许多年来一直以“塞浦路斯问题”著称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塞浦路斯方案”。也许，为这个岛上持续不断的僵局而周期性地扭动手指，感到棘手难办的那些外交官，实际上却应该记下笔记，并且将这里的方案带到别的地方去。这需要西方的权力掮客们启动新的思维，尤其是华盛顿的那些牵扯在巴尔干半岛上最新危机中的那些人。也许最需要结束的就是关于安全门战略的那些唠叨，处在权力位置上的人必须认识到，纠缠不清的历史问题是没有什么安全门的。在某些时候，在某些地方，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无限期地挡在交战双方之间，并希望有朝一日他们会明白道理，会前进一步，不是1年，不是10年，但也许最终总会进步的。在这个时刻以前，代价最小的解决办法，从流血和金钱两个角度来说，就是让这个星球上的波斯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科素沃人得到塞浦路斯人已经得到的东西，那就是一个死区，隔着这个死区，人们可以安全地彼此咒骂，彼此威胁。至少这可以给他们一种可以谈论的东西，世界其他各国为此所受的罪，不过是听到人们彼此咒骂，彼此威胁。
回到莱福科萨以后，我在公共信息办事处的入口处与艾申道别，看着她低着悲伤的头慢慢走进过道。我突然想到，正是跟她一样的人，那些热心的“反战者”，那些心地善良和慈悲的人，才是这个地方最后一批不出声的受害者。在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以及科索沃都可以发现这样的人，当然还有拒绝相信曾经撕裂的文化不能够再度还原的人，这些人永远在等待属于他们的那一天的到来。
